文化地理学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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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新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景观；锦里；文殊坊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图》（Maps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图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集体记忆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搜寻各个历史文化街区各自特殊的文化记忆。

篇(2)

与会代表提交了论文55篇，大会宣讲43篇，历时3天共分14场次。本次研讨会将理论研讨与地方文化考察、民间音乐观摩表演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研讨会区域文化主题得到深度凸显。

一、文化地理：区域音乐新视角

这一板块称为“区域音乐研究与文化地理学”。张晓虹以《区域音乐研究在文化地理学中的意义》为题，强调文化地理学是一门注重分析文化现象空间特征的学科，民间音乐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居于乡音特点的区域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因子，是分析文化区域特征和进行文化区划不可或缺的工作。强调打破学科畛域，加强文化地理研究与音乐研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水平的提高。华干林在《扬州地域文化概览》中介绍了扬州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乔建中在《两点思考，一些问题——简议区域音乐研究的优势与不足》中说，区域音乐研究有丰富的音乐资料、研究成果、文献著述和新方法可供资鉴的优势，但也存在研究缺乏“后劲”，较少关注大学科的新成果、新态势的不足。樊祖荫在《乐种研究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强调，乐种研究是区域音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任务，建议以形态研究为中心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蔡际洲在《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指出，研究对象不断拓展至戏曲、器乐、曲艺、歌舞、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音乐人才等领域，研究视角从“分布状态研究”到关于传播变迁、历史渊源和生态环境等多样化方向发展，学科意识日益增强，研究从自发阶段逐渐向自觉阶段迈进。谢嘉幸作了《音乐学转向中的地方音乐学构建——以北京音乐学的探索为例》的发言，指出哲学范式的变化使学科音乐学向实践音乐学转向，而音乐实践活动的研究趋向于将分门别类的音乐学学科知识整合一体。作为“地方音乐学”构建，以中国音乐学院的“两会一节”及相关课题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北京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二、理论方法：学科凝练话题多

“区域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板块居于区域音乐研究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型，规范话语显得迫切。项阳作了《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的发言，强调区域音乐研究中应关注国家存在，关注国家礼仪用乐制度，从整体意义上认知，立体化地研究区域音乐文化，既要辨析差异性，又要把握整体一致性和相通性。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域分布与区域传承》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形势严峻，民间固有传承、学校传承、旅游传承、馆藏传承、创作传承和媒体传承等方式有不同的得失。管建华在《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中认为，音乐学体系与音乐人类学所具有不同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哲学的张扬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必要前提。杨红的《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区域音乐研究》从空间级序、文化类聚、音声景观和社会认同等方面提出对区域音乐研究的整体性理论建构。孟凡玉在《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通过对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稳定性与变异性、乡土性与都市性的探讨揭示区域音乐的地方属性。洛秦在《“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中提出，“音乐上海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以城市音乐人类学为依托的一个特定城市音乐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学理化研究。该发言与谢嘉幸提出的“北京音乐学”南北呼应，引起强烈反响。刘永福在《“‘同均三宫’只是一种假象和错觉”吗？》中认为，“同均三宫”不是黄翔鹏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理论”；它不是“假象和错觉”，而是中国传统宫调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光耀在《“世界历史性存在”视野下的民族音乐》中认为，应从世界整体和历史时空视角去审视、把握民族音乐现象。杨殿斛在《音乐民族志建构：中国家乡人类学的“写文化”》中说，家乡人类学的音乐民族志构建是陌生化与熟悉化的结合，使音乐民族志“写文化”有了更多的“客观”和“深描”的学科价值。

三、江浙音乐：江南文化论得失

第三板块是“江浙音乐与广陵派研究”，也是区域会议的特色，即以会议举办地所在区域的音乐文化为主题。张美林在《扬州音乐文化研究综述》中说，扬州民间音乐得到了保护与传承，《扬州音乐文化简史》研究是代表之作，扬州大学音乐研究所制定了扬州音乐长久的研究规划。邵萍在《扬泰文化中的民歌奇葩——扬州栽秧号子结构分析》中说，扬州栽秧号子是扬州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扬州道情、清曲和戏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青在《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吴江派与吴江曲人徐大椿》中说，徐大椿在吴江派的“依腔合律”的作曲理论基础上提倡“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的创作理念。杨曦帆在《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中说，江南运河沿线是漕粮转运口岸、商业都会和民间游艺场所，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形成和流布起到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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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来的产业优化与升级、农业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国际贸易、城市化、人口健康、资源综合利用、社会可持续发展、能源结构优化、环境改善和国家安全等都需要地理科学做出积极贡献。地理科学专业旨在培养适应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备地理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掌握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科学与技术等基本理论与技能，了解本学科前沿并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能在有关部门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开发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或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才。西华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自1986年创建以来，长期、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与专业内涵建设，已于2000年被评为四川省惟一的地理科学专业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2008年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2010年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一、专业办学条件

该专业现有专任教师28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14人、高级实验师1人、讲师5人；博士后3人，博士和在读博士共占专任教师总数的52%。专任教师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和中科院的北京地理所、成都山地所、新疆地理所等，具有良好的人脉资源与学缘结构。专任教师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人。教授与副教授每年至少为本科生讲授一门专业基础课或主干课。近年来，专任教师先后主持或承担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四川省科技厅、教育厅和国土资源厅以及地方政府委托的科研项目23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8部，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358篇，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励5项，科研考核连续5年获全校理科第一名。同时，专任教师还主持或承担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9项，教学成果获省部级奖励8项。建设有四川省级重点课程1门（人文地理学），省级精品课程4门（环境保护、人文地理学、旅游学、水文学），校级精品课程3门（自然地理学、地球概论、区域分析与规划），精品课程数量位居全校前列。

该专业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所需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较为充足。学校图书馆藏书230余万册，有地理类藏书近10万册，有中国期刊网、重庆维普、超星数字图书馆以及ebscohost、eco psp、ccc、isi proceeding等多种中外文电子期刊数据库。学院资料室的面积约200m2，有100余种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和近万册藏书，每年新增图书、杂志1 000余册。专业实验室面积约5 400m2，有基础实验室28个、开放实验室23个，仪器设备总价值600余万元，万元以上大型仪器28台；有arcgis、erdas、mapgis、geostar和cass等国内外专业软件实验平台。其中，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为中央与地方共建基础实验室，丘陵地区国土资源统筹利用工程实验室为四川省教育厅高校重点实验室，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实验教学中心为四川省地理科学专业惟一的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该专业的专业实习和教育实习基地不断完善。1996年，经四川省国土局同意、省教育厅批准，由四川省国土勘测规划研究院和川东北地区58个市、县国土资源局联合成立“四川师范学院国土管理学院董事会”。董事会不仅为专业建设提供资金与智力支持，同时为学生的实习和见习等提供条件，这也是四川省地理科学专业校地合作办学的成功案例。此外，还有南充市污水处理厂、青居曲流国家地质公园、凌云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嘉陵江中游阶地等近郊实习基地；乐山—峨眉山地区的部门地理野外实习基地，成都—西安—延安地区的区域地理野外实习基地；以南充市5所中学为核心，辐射四川盆地的广安、绵阳、广元、巴中、达州、德阳、乐山、眉山、内江、南充、遂宁和雅安等12个地市的70余所中学地理教育实习基地。

二、主要优势特色

教师教育是师范院校固有的优势和特色。作为四川省属重点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是四川省教育师资培养的重要基地，历来把师范专业特色建设作为提升办学实力的根基。地理科学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层自然、人文各要素相互作用及其时空变化规律的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等特征。学科特征要求地理科学专业教育必须重视“厚基础”、“强实践”。

1.负重自强、铸魂励教，矢志不渝为基础教育服务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必须具备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扎实的教育教学功底，必须能够结合实际、灵活自如地将专业知识应用到教学一线。课程与课堂教学是专业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西华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最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于2008年修订、实施。为了增强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新方案将各部门自然地理学单独设课，并开设天文学概论、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灾害地理学、数字地球导论、综合自然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环境地理学、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学、土地资源调查、土地利用规划、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土地法学、房地产估价、可持续发展导论等与中学地理教育和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紧密联系的选修课程。为了夯实学生的教育教学功底，新方案除开设教育学、心理学、普通话、书法和地理学科教学论外，还增设乡土地理教学与研究、地理素描与三板艺术、地理活动与地理教学、中学地理微格教学、中学地理新课程改革、地理教学技能训练等地理教师教育课程，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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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必读》供学生查阅拓展阅读书目、地理学人风采、专业期刊网站、报考研究生及地理教师职业发展等相关信息。

为了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除了落实新生入学教育、教学督导制、学生信息员制、期中教学检查和严格考试纪律等常规管理外，还组织大一、大二学生固定时间、固定教室上自习。大一学生参加手工绘图技能比赛，大二学生参加自然地理野外调研报告比赛，大三学生参加课堂教学技能比赛，所有学生选择性参加数字测图技能比赛、gis软件操作与二次开发技能比赛、遥感专题应用技能比赛、城市规划软件操作技能比赛、autocad软件操作技能比赛、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设计比赛等，通过各种比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核心竞争力。为了促进学生将专业知识应用到教学一线，除了选派中青年教师到中学挂职锻炼、评聘基础教育兼职教师外，还定期邀请基础教育一线名师如四川省教科所张白峡教研员、南充高中何从春高级教师、南部中学赵海特级教师、德阳二中饶萍教师（第五届全国优秀中学地理教育工作者）等给学生讲授示范课，还定期将学生带到南充市5所中学去参加教研活动、听公开课、评阅试卷等，还选派优秀本科生去顶岗实习或参加中学地理教师置换培训项目等，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真刀真枪地磨炼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

2.校地合作、科研强化，千方百计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地理学人，必须具备丰硕的实践经验、敏锐的学术思维和强烈的创新欲望。实验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拓展知识面、提升综合素质和激发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地理科学专业教育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环节。西华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已建立起由基础到综合、由验证到设计、由设计到创新，“基础验证实验—综合设计实验—创新探究实验”逐步推进，“实验—实训—实习”互为补充，“课内—课外、校内—校外、教学—科研”互相结合，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融为一体、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融为一体、专业教育与择业教育融为一体的新型实验实践教学体系（如图1所示）。必修课非独立设课实验实践均有严谨的教学大纲及配套讲义，非独立设课实验实践占总学时9.9%；一些技术性或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如计算机地图制图、测量与地图学、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等，特别重视综合性、设计性和探究性实验，占其实验实践学时85.0%；近郊乡土地理实习、乐山—峨眉山部门地理实习、成都—西安—延安区域地理实习、地理教研论文写作等，独立设课实验实践占总学时20.3%。

作为地处非中心城市的地方性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建校65年来历经两次分合、七易校名，学校建设发展深受无区位优势、队伍不稳和投入有限等问题的困扰与制约，但西华师大人一直秉承团结一致、毫不气馁、孜孜以求、积极作为的优良传统。地理科学专业教师承蒙社会厚爱及董事会成员单位支持，已在嘉陵江中游、川东北地区、川中丘陵区、四川盆周山区的土地利用与保护、城市与区域经济、自然灾害与风险管理、数字地貌与环境信息等领域主持或承担200余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科研项目。教师以身作则，将专业知识应用到生产实践，激发学生更加热爱所学专业。利用教师项目较多优势，鼓励学生参与地图数字化与专题制图、空间数据库建设与维护、遥感图像解译、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区域综合调查、大比例尺数字化测图等工作，通过科研工作磨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激活学生的学术思维、点燃学生的创新热情、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等。学生结合科研工作申请大学生创新科研项目、发表科研论文和撰写毕业论文等成效显著，广泛涉猎土地利用评价、旅游资源开发、地质遗迹保护、生态环境评价、区位优势分析、教育教学改革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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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绸之路文化与艺术

“丝绸之路”作为忠实记载亚欧非洲诸国几千年交流史的文化符号，忠实记载和综合反映了沿途各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其中包括极为珍贵的宗教与世俗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做了题为“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与文学微探”的发言，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机遇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于文化交流方面，在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丝绸之路成为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展现的新魅力，产生的新影响，对拓展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空间意义重大。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文通过对丝绸之路文化的互文性解读提出丝绸之路文化不是单纯的“丝绸”文化、商贾文化，它汇聚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闪族伊斯兰文化以及以希腊和罗马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等，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师范大学的王佑夫用比较的方法提出丝绸之路上西域诗学的多元性、交融性、纪实性和断层性的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张艳奎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两件作者认为是关于古代吐鲁番地区数学教育的重要材料的算学文书《古抄本乘法诀》和《数字习字纸片》。

关于宗教文化方面，还有许多学者从多重视域分析了宗教文化的理论价值及其艺术特色。韩国高丽大学郑广薰介绍了敦煌配图本的版面编排。西北大学的梅晓云做了《少林寺那罗延神的失落——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的报告，借著名的少林寺护法伽蓝那罗延神的失落问题，探讨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此外，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罗汉向大会提交了《佛母摩耶崇拜在中古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女皇武瞾皇权中的体现》的论文。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陆芸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行了总体述评。此次会议上，还有部分学者就丝绸之路涉及的歌舞文化、石窟艺术、民族关系、审美范式服饰美学等要素做了相关探讨。

二、丝绸之路民族文学与文献

在语言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黑维强提出了关于古代契约文书界限类词语演变考察的看法。吴嫒就古全坠声母在关中西府方言的历史演变向大会提交了论文。

在文学创作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魏景波分析了丝绸之路与唐代边塞诗的关系。赵颖借旧体诗这一文学范式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提出南洋诸国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新加坡有大量华文旧体诗的文本，但华文旧体诗论述极少。

在文学的传播交流方面，部分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及某区域的民族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了理论阐述。

三、丝绸之路旅游出版与戏剧

篇(5)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尺度

中图分类号：F59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4000107

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引入我国并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也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自此在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保护也被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指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了“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确立10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截至2011年8月，全国已建立1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而如何建设好实验区并将建设经验推广到全国，是当前文化生态保护理论需要加紧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尺度及其进展作一梳理。

一、文化生态的基本内涵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指出，生态学理念被引入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类社会及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生态学就是主要研究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学科[1]。墨菲则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2]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主要研究文化系统的组成、功能、结构、空间特性和时间动态，以及系统要素之间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3]。美国地理学家苏尔开创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生态学派”，提出既要重视研究人类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即文化景观的创造和变化过程，也要重视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并提出“环境响应”（environmental response）理论，即一个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其产生不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刺激，而是来自于后天获得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个特定文化对生存环境的响应[4]。

文化生态理论的提出来自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对于早期的研究，批评者认为，文化生态学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通常在“小型地区”进行，其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地区，不仅需要研究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变迁[5]。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方文化生态研究的理论及其应用有了较大拓展，影响也相应扩大，而我国国内尚处于初创阶段，基本理论研究和构建显得薄弱，应用研究却走在前面[6]。

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适宜的研究尺度是明确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范畴的基础。尺度是在研究某一物体或现象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又可指某一现象或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所涉及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7]。根据文化生态现象的时空表现和演变过程，笔者认为，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尺度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二、宏观研究尺度：

文化多样性研究在宏观层面，研究者强调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把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或者存在状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类文化多样性、文化变迁等内容。

第一，生态系统论。方李莉把文化比作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并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对人类文化整体而言具有结构。她认为，现代性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解决文化生态失衡需要提高文化自觉[8]。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9，10]，具有生态性[11，12]，是生态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13]。

第二，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论。研究者认为，文化生态是人在融合了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着眼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14]，倡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5]；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16]或者是区域性的精神生态[17]。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延伸，它体现在对人类（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强调，以人的审美理想体现着人们的灵魂和民族的心声[18]。

从宏观上来讲，保护文化生态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19]。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态保护；二是某个民族的某类文化或特定文化事项赖以生存的条件的保护。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应注意做好“保护和建构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的适应机制、建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机制、文化生态建设与自然生态建设相结合、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等方面工作[20]。三、中观研究尺度：

区域文化生态研究把文化生态作为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研究，既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涵，也给文化生态保护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导。对特定区域空间文化生态及其保护的研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特别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经成为政府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区域文化生态

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目的，就是揭示使不同区域各具特点的特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并非要得出能够应用于任何文化-环境区域的普遍原则。对区域文化生态调查可分三个步骤：首先，必须分析物质文化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运用某种特定技术来开发某一地区时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确定开发环境过程中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21]。可见，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关键是与生产手段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司马云杰也认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重点是人类文化行为，研究环境适应的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22]。

文化地理学认为，任何文化都带有该文化形成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印痕[23]。现代文化生态学立足区域，探讨区域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24]。江金波以此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与文化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25]。角媛梅认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以梯田稻作为中心的哈尼族生活与环境相协调的人地系统，其由森林生态子系统、哈尼族村寨文化子系统和梯田生态子系统所构成，在空间上形成了特殊的林-寨-田的结构[26]。

（二）外因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

旅游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是目前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旅游与文化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商业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生态[27]。张中波以丽江古城为例认为，旅游开发导致古城文化生态失衡：古城本土居民的大量外迁、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商业氛围的加重和文化氛围减弱等[28]。李文兵认为，在旅游背景下，经营者、管理者、游客是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的三个切入点，文化生态演变路径为社区旅游参与-物质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村民旅游感知-精神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文化生态演变趋势为：（1）物质文化演变表现为古村落村民居住空间转换，古村落经济结构转换，（2）精神文化演变趋势表现为宗族文化，（3）风水文化的相关仪式以及传统民俗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复，（4）制度文化演变表现为建立在现代法制基础上的制度文化保障功能得到加强，民主氛围增加[29]。四川白马地区旅游开发实践表明，大众旅游开发模式会给自然和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民族地区带来较大冲击[30]。

对于文化生态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学者提出原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次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再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31，32]。王维艳等认为，泸沽湖摩梭本族人口表现出低速抑或负增长趋势，“计生”、外出打工、旅游经营制度及过度旅游开发等文化生态因子正在对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续构成潜在威胁[33]。

刘壮讨论了地震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羌族生活、生产方式、民众的文化心理等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影响[34]。苑焕乔认为，城市化所致的人口大幅下降、传统意识淡漠，使得京西灵水村“秋粥节”文化环境急剧恶化[35]。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文化生态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实践。它的建设，是根据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特点，选定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和民间信仰以及诸多文化具体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落空间予以特别的关注，使这一特定地区的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传承[36]，这是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37]。应在多层面整体推进：在环境层面，着力于对建筑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在经济层面，注重对其经济活力的培育，积极营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氛围；在社会层面，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借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城镇或村落衰退带来的种种内在问题[38]。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简单划定数片“生态文化保护区”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对抗“现代性”的当代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文化自觉，需要在无形的制度建设和有形的技术支撑下实现广泛的居民参与[39]。要把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结合起来[40]。然而，在文化生态区保护过程中，文化主体存在若干问题：传统生活不复存在、民族文化迷失、文化传承人的危机、留守人口比例失衡，因此应加强民族文化主体保护[41]。

（四）民族文化生态研究

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化生态，其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联[42]。杨建华等将西南文化生态圈内的诸多文化群落分别划入到相应的亚文化生态圈、文化生态丛、文化生态簇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层级体系之中[43]。学者们提出了若干保护方略，如“文化生态园”模式[44]、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45]、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等。以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的方式保护乡土聚落和文化遗产的做法，在国内越来越多。但生态博物馆不只是一群建筑，而是一个社区，它所保护和传播的不仅是文化遗产，还包括自然遗产和生态环境、原住民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尹绍亭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由当地民众自觉参与的、自主经营、管理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46]。有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两个成功模式：一个依托景区的发展模式（贵州仙人洞村），一个是原生态文化村寨的发展模式（云南南碱傣寨），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寨特点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47]。民族文化生态村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条件：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48]。四、微观研究尺度：

文化生态因子研究对具体文化因子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迁予以研究，从整体上探讨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各种民俗、民间工艺、传统音乐、口头传说等都是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对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浩瀚了传统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造物观念、造物与环境的关系、信仰观念、技术因素、民间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49]。潘鲁生等倡议把“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计划”纳入全民教育领域，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立指定的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域，设立文化旅游的景点，建立民艺资料馆所，设立民艺研究机构，在有条件的都市科研院所设立民艺作坊，吸引民众参与，体验民间生产、生活方式[50]。河洛大鼓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都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因此应从河洛文化生态系统的各要素考察寻求保护策略[51]。挑担、砍柴、走纸寮作为闽西传统时期的主要劳动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些劳动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52]。客家“好歌”文化生态变迁：形式由集体性的山间劳动变成娱乐休闲；内容由爱情生活变为现代化发展；方式由即兴演唱发展到专业化创作；以及多媒体技术运用、团体组织表演等。客家山歌表现形式丰富，并融入文艺创作、民族旅游，但这种变迁丧失了固有的独特韵味[53]。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生活模式教育三个方面，为云南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54]。有研究认为，传统音乐舞蹈艺术，对其保护主要有三种观点：（1）对于濒危的、难以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用“博物馆式”方式保护；（2）对有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借助市场力量保护，走市场化道路；（3）对于有些口头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据其形态特征决定特殊的保护方法，即活态传承[55]。

对于微观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有人提出合理旅游开发[56]、“师徒父子”传承[57]的方式，还有一些针对某项文化事项的具体研究，如对“唱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加以发展和创新[58]、对上党梆子要保护好戏曲小生态的活态特征[59]、洮岷地区“花儿”的文化空间保护[60]、非文字生活世界发掘[61]、女书及女书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保护等[62]。

五、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简评

（一）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应以宏观尺度为指导，立足于中观和微观尺度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然而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宏观研究尺度。因此，需要在现实的空间内和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开展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审视文化生态研究的三个尺度，笔者认为，应该以宏观尺度为指导，以中观和微观尺度为基本立足点。其原因如下：一是遵从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原始内涵，二是研究尺度的可操作性。文化生态保护对象是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文化生态保护必须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开展。文化生态保护主体是社区居民，只有文化凝聚力较强的社区居民才能真正参与区域文化生态保护。三是现实需要。无论是自然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从整体出发的文化生态保护，都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之一。因此，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开展具体研究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

（二）文化生态保护原则

文化生态保护强调三个原则：（1）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整体性首先是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即并不单纯保护文化的符号、语言、规范等，而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全面保护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既涉及自然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其次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即互相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2）针对性：区域文化生态差异性明显，环境和文化生存之间的互动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保护。首先应针对不同类型文化生态开展类型化研究和保护。如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特色文化村寨、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特色村寨等。其次，针对具体文化因子开展个别化研究和保护。区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因此，应采取富有针对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保护方略。（3）参与性：文化生态保护的主体是生产、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社区居民，也是保证文化活态生存、可持续利用与发展的基础。应加强对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参与意愿、参与路径等内容的研究。

（三）文化生态可持续利用

一是应采取分层次的开发模式，即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层次开发：对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类遗产应优先开发；对工艺、美术类等生产性遗产重点开发；进行产业化开发，对仪式、节事、习俗类制度性遗产控制开发。

二是应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功能分区。旅游开发可能会给文化生态保护带来消极影响，如过度性开发、商业化污染、社区参与不足、居民迁移、文化涵化等，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功能分区的方式，把文化生态保护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就是供旅游者观赏游玩的旅游规划区，“后台”就是远离旅游者的规划控制区，目的是保护文化生态原真性的传承，严格控制开发。

（四）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汇集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哲学、社会学、艺术学、民族学、旅游学、民俗学、建筑学、规划学、历史学、文学、传播学、博物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各学科研究尺度和向度各有不同（参见图1）。图1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学科分布图

因此，研究方法也应呈现多学科特点。文化生态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民族志法等，随着相关学科的介入，抽样调查、跟踪调查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应得到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深入研究，如GIS、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数据库等。

概言之，文化生态系统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文化生态研究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这对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论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为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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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论文摘要：当代学校艺术教育的理念，在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同时，需要充分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能为学校美术教学、设计教学提供借鉴，为审美教育提供素材，同时在丰富课内外教学，促进学科间的融合，起着重要作用。

论文关键词：美术教育；地域文化；开发与利用

地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见证了各个地域的历史，而且还直接反映出该地域的民俗内涵和民间审美意识，成为乡土文化的重要标志。

一、在小学美术教育中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意义

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同于文化地理学。所谓地域文化资源，是指师生和学校所处的某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科技人文等方面的反映群众文化心理并且带有积极教育意义的系列内容。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间美术特质的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结晶，从洪荒时代的石器、陶器，到现代的民间绘画、民间工艺美术，地域美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对的传承性，它不仅具有群族文化本体根性揭示价值，而且它又再现了各个地域的族群文化的艺术价值。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是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地域美术体现了人文学科的特征。其次，从应用的角度讲，地域美术造型变化万千，异彩纷呈。它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也来源于民间艺术家们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通过艺术课堂的引入与应用，不仅有利于引领和强化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同时也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形式，肩负着美术教育现代化的神圣使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科技手段和信息传播方式，使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在少年儿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的冷淡与漠视，另一方面，在当前以倡导多元文化倾向为主流的环境下，少年儿童对以娱乐性、刺激性和商业性为特征的外国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趋之若骛，而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敬而远之，甚至于视而不见。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难以传承，而且也加剧了小学生对民族和国家感情的衰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挖掘和剖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遗存，以中国各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依托，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富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实践为主导的美术教育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切实将其拓展为可利用的文化教育资源，是当前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与途径

针对地域文化资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各地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系统地分析、整合、把握与运用。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地域文化资源在发挥其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以中原地区的文化资源为例，从我们现行的中国美术教材中很难找到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材料，如河南地域的豫剧艺术、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商丘地区虞城县的“泥人李”、河南民权的画虎村、河南省虞城县的木兰文化等文化资源。这些既有传统文化资源，又体现了新时代的典型的地域文化，以美术学科为例，这种丰富而悠久的美术资源，在中国美术史上既没有应有的陈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有效保护。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传统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探究、梳理与传承，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价值还需努力发扬和彰显。在当代社会普遍提倡全球化、接轨论的当下，积极探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探索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对于构建中国族群本土美术核心的价值，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整合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不同的地区体现着不同的风格与特征。以美术学科为例，研究地域美术，需要我们依据地域特色的不同，通过不同的美术中心区的筹建，依托分析、探讨、整合、继承和发扬等必要环节，切实构建中华美术的多地域研究体系。而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依靠各地的高校师资力量，整合地域文化资源，建立起各有美术特色的、具有较强地域性、专题性的美术文化中心区，不仅可以引领当地的美术文化建设，还可以积极有效地引领全国美术的良性竞争化发展。而在中小学中，通过体现着地域美术资源的相关课程的开设，将会对中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有着不无裨益的作用。

（二）加大科研力度，积极研究和传承地域文化

各地相关教育机构，应充分依托当地文化资源，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根据地域文化资源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当地师范院校教师，配备相关经费，形成一个集行政领导、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力为一体的科研小组。

以专家团队为中心的科研团队，通过具有品牌效应的活动的设计与打造，将相关教师散兵游勇式的研究队伍有效集结起来，逐步形成一个集探索、研究与最终应用为一体的涵盖专家队伍、师范教师和一线教师等不同梯队层次的科研团队，切实营造人人重研究、人人重实践的良好氛围。

品牌活动的打造，不仅可以加强彼此间的互相交流，建立一种“参与式”和“互动式”的交流机制，而且还可以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地区的美术专业教师分阶段轮训。科研团队的学术成果，不能只保持在理论研究的层次上，而应将相关的课题研究真正化为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环节上来。这需要以专题的形式，将当地的相关资源加以整合、梳理，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字，充分运用本地文化资源，使学术理论充分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报请有关部门，将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地域文化教材的形式，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配套教材进行有益补充。

（三）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切实建立地方艺术课程资源数据库

在以往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艺术学科的教师教学活动，大多数依靠教师个人力量来解决教学实践环节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在开发课例、编写乡土教材的同时，要逐步以图书、课件和媒体等多种形式，建立地方性艺术课程资源管理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可以通过网络公共平台，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针对体现着地域文化资源特点的优秀课件或是理论探索文字，将一线教师的个人成果整合在网络资源管理库中，使广大艺术教师之间，利用更大的资源空间，以更加平等、合作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而对于各个地域的历年有关研究课题，需要及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梳理、整合与公布，此举不仅可以促进美术资源共享，拓宽校内外课程资源及其研究成果的分享渠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地域文化资源的使用率，并有利于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四）通过文体活动，彰显地域文化的魅力

篇(7)

关键词：意境；可视性；透视描写；如画；偶像崇拜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2012108

目前学界对我国文论独创范畴“意境”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意境的源出处是伪托王昌龄的著作《诗格》。但是，作者只提出了概念，到底哪些诗作或诗句符合这个标准则语焉不详。这就导致了后学对意境诗歌的具体特征不甚明了，大家也只能停留在整合中国古代“意”和“境”相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再阐发的研究层面。最近比较有建设性的文章是寇鹏程教授的《意境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意境的真正内涵》[1]9296。在此文中，作者立足于意境的“使用史”，以自觉将其作为批评术语使用的纪昀和王国维为考察个案，分析了两人明确称之为意境的相关作品，得出了其内涵是崇高美和天然美的结论。应该说，寇鹏程教授的结论符合纪、王二人的原意。但是，从美学风格的角度去阐释意境仍然没有划出清晰的界限，即某诗篇是或不是意境之作。而且，如果意境既可以是崇高美，又可以是天然美，那任何一个诗人或诗论家都可以赋予其新的内涵，久而久之意境便什么也不是了。此外，历代学者在解释意境的时候，大多会从场外征引古代诗人关于“情”和“景”的论述，似乎意境就是“情景交融”的同义表述。为了准确理解和解释意境的内涵，笔者沿着寇鹏程教授开辟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行，带着相关尚未解决的问题从纪、王二人明确用意境去指称的作品入手分析，争取找到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以此为基础对意境下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定义，并分析意境研究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一、文学意境生成的学理原因是语言艺术具有“可视性”文学意境存在于语言艺术的“内在形式”中，“境”来源于诗人的眼前实景。有研究者认为，“诗之长在意，短在境”，“因此，诗的意境即可称为‘诗中有画’”[2]。众所周知，“诗中有画”出自苏轼对王维诗歌的评价，但他并没有提到意境，所以我们不能推论王维的诗就是意境的“试金石”。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美学研究界，常常将诗与画相提并论。但是，诗歌是语言艺术，绘画是视觉艺术，就王维的作品而言，我们至今无法证明唐代的视觉艺术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或者说他的某首诗就是在摹仿某幅画。从物质载体看，文学作品是手写或印刷出来的语言符号，不是绘画。但由于语言符号指向现实中的具体事物，语言艺术存在一个“内在形式”。这个概念来自俄国心理学派文学理论家波捷布尼亚，指文学作品的形象层面，与“外在形式”即律、轻重音等相对。中西文学实践皆证明，通过对语言符号恰当地组合，诗人可以再现眼前的自然实景。这是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的相通之处。“诗中有画”是一个比喻说法，更准确的表述是“诗歌如画”，即语言艺术可以像绘画作品那样具有视觉效果。

“诗中有画”的确抓住了王维诗歌的基本特征，即具有视觉效果，我们在此用“可视性”将其替换。这个概念出自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他说：“可视性”（visibility）一词“不仅仅表示某个物体能够被看到；而是那种显而易见的、从环境中脱颖而出、一瞥即懂的某种形式”[3] 。我们认为，纪、王二人所指明确的“意境”之作，和王维的诗歌一样具有“可视性”。根据寇鹏程教授的考证，《瀛奎律髓汇评》引用了纪昀对所选唐宋诗的评论，“他多达20次地使用了‘意境’这一概念”[1]93。但就所评作品而言，有些是对整首诗的概括说明。为了使论域具有清晰性，我们缩小范围，只分析他所指明确的诗句。

解释意境最有效的办法是排除不符合意境标准的诗句。纪昀对黄庭坚《登快阁》点评为“起句山谷习气，后六句意境殊阔”[4]39。显然，首句“痴儿了却公家事”为“山谷习气”，代表了黄庭坚诗歌的特点，即以文为诗，导致“味同嚼蜡”；后六句“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L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是有意境的，原因是诗人用语言再现眼前实景，视觉效果较强。“落木千山天远大”按照人类由近至远的观看顺序排列语言符号：由于天空显得远大反而衬托出山峰较小，树木就从背景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可视性”：这七个语言符号诱导读者在脑海中建构一个具有纵深感的虚构视觉空间。“澄江一道月分明”再现的视觉经验是：江流轮廓清晰，明月高挂于天空中，又投影于江面。江水为水平向度，月亮为垂直向度，两者同样构成了一个结构稳定的三维空间，所以纪昀认为其“意境殊阔”。“阔”暗指空间感。五、六句用事，不能用“可视性”分析；七、八句没有两个及以上的并排物象，但仍具有“可视性”，其因将在后文分析。总之，从纪昀对这首诗的分析可得出初步结论：议论和叙述的诗歌语言不符合意境的标准，反过来说，意境的语言应为描写，并且描写的效果要“阔”，即具有空间纵深感。

寇鹏程教授也发现纪昀大量地用与“阔”有关的词语来解释意境，比如还有“深”[1]94。这两个词所指的视觉效果是一致的，就是纵深感。纪昀评姚合《过天津桥晴望》特指“人家向晚深”一句“意境深微，能写难状之景”[4]1389。与前例不同的是，此句只有一个物象，“人家”即农舍。诗句营造的视觉效果为：农舍四周很空旷，如果黑夜降临，它会显得十分孤独，其“可视性”依然由使农舍这个物象从背景“脱颖而出”得来。农舍+漆黑的夜色、千山+天空以及月亮+澄江构成了所谓的“图底”关系，在格式塔心理学派看来，这种关系极易唤起人类的空间感。奥地利心理学家马赫也认为：“我们通常都是用双眼看东西……看到的不是颜色与形式，而是空间中的物体。”[5]换句话说，纵深感、空间感就是视觉的景深效果。此外，纪昀对这首诗中的“自从王在镐，天宝至如今”的评价是“结亦无味”，说明历史叙述是意境的反面，进一步确证了意境的语言应为描写。纪昀评林逋《湖楼写望》“前四句极有意境”[4]974的诗句是“湖水混空碧，凭栏凝睇劳。西塞山翠重，秋静鸟行高”。所谓“极”，按一般理解，应为意境的理想形态。“湖水混空碧”诱导读者回忆曾眼见的视觉景观，即“水天相接”的视错觉经验：从物理真实的角度看，水在天下，而人类的视线存在一个“灭点”，在这个点上水天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视错觉经验同样会带来景深效果，相同类型的描写还有范仲淹《苏幕遮》“山映斜阳天接水”。“凭栏凝睇劳”叙述观赏湖景的行为，和意境无关。“西塞山翠重，秋静鸟行高”依然具有景深效果，但和第一句属于不同的类型，其可视的原因同样将在后文分析。对这首诗，纪昀还认为“‘静’当作‘净’，作‘静’便少味”。“静”是听觉效果，而“净”是视觉上的通透状态。由此可见，用字用句的“可视性”是纪昀批评的重要标准。纪昀评孟浩然《归终南山》的结句“松月夜窗虚”的“意境殊为深妙”[4]934是具有景深效果的诗句的另一种类型，这将在后文分析。

意境也是王国维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有意境的诗词曲同样具有“可视性”，其基本成分是“景”。在阐发元曲的艺术特征时，他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紧接着，他在评论马致远的作品时说：“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6]134与纪昀不同的是，王国维将意境的外延扩大，运用到抒情和叙述这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中。不过，后学基本一致地将这两个使用向度抛弃了。也就是说，现代学者使用的意境，主要针对诗词中写景的成分，即描写向度。《诗格》谓“处身于境，视境于心”，如此看恚“境”应包括诗人所处的三维空间，他用语言符号将所见敷衍成文，于是读者在想象中似乎“看到”了“景”，也就是符号化了的“境”。在王国维看来，“境非独谓景物也，情感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性情者，谓之有境界”[6]201202。这进一步证明，景物是境的基本成分。于是，我们就能理解王国维为什么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并且景“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6]218。文学中的景是诗人用语言再现的视觉事实，就是意境之“境”。寇鹏程教授认为，“我们经常说王国维的意境是什么‘情景交融’，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王国维说过‘文学有两原质，曰景曰情’，但他并没有说过‘意境’有‘两原质，曰景曰情’”[1]95。从引文可知，王国维的景和情对应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和抒情，不能由此推论出“情景交融”。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意境和“情景”截然分开，因为这两个术语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命名文学作品的“内在形式”：从内容上看，诗人再现的是眼见实景；正是有了景物的存在，语言艺术便可营造一个虚构之“境”。于是，意境作为情景的理论提升成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如前所引，纪昀所谓有意境就是能再现“难状之景”。概括地说，情景是文学的客观内容，意境是文学“内在形式”的批评标准有学者从苏轼《虔州八境图八首》推论，在中国诗词中“境”与“景”同义，均指自然风景。（见崛川贵司：《潇湘八景――诗歌与绘画中展现的日本化形态》，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页）据笔者考察，苏轼认为陶渊明“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可知他还是较早将“意”与“境”用在一起进行文学批评的诗人。。就中国文学而言，如果说文学“外在形式”的批评标准是声音和谐，那么“内在形式”的标准之一便是“意境阔远”。此外，从王国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6]31的表述及其例证看，意境和诗之“隔与不隔”实质上是同一所指内容的不同表述，核心问题是读者对景物的直观。“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中的两个物象互为图底，“可视性”较强；“晴碧远连云”意境阔远，诗人以“平远”的法则构造“文学图画”，读者的想象空间具有纵深感。“谢家池上，江淹浦上”之“隔”，不仅缘于语出用事，还因为从语言表达方式看，诗句属于地点的陈述，只有一个物象，无法给读者营造视觉上的景深效果。二、语言艺术具有“可视性”的形式基础是透视描写如上所述，从语言表达方式看，符合纪、王二人意境标准的诗句多为描写，准确地讲，是“透视描写”。如果以创造景深效果作为划分标准，描写大致可分为白描和透视描写。两者均属于用语言再现视觉经验的方法，不同的是，前者“勾勒”事物的二维轮廓，景深效果不佳，而后者通过两个物象的相互凸显给读者强烈的三维空间幻觉。虽然白描也使语言艺术具有视觉效果，但事实上我们不会认为这类文字“意境阔远”。因此，透视描写是可视性、文学意境的形式基础。基于纪昀明确用意境指称的文学作品，可将透视描写分为两大类、三小类，再结合其他作品进行阐述。也就是说，可将这三类描写诗句明确称为“有意境的”。

（一）“移远就近”式文学意境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诗绎》里说“右丞妙手能使在远者近”，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里引用这句话，阐发中国古代诗歌的空间造型特征。他说：“使在远者近，就是像我们前面所引各诗中移远就近的写景特色。……远山与近景构成一幅平面空间的节奏。” [7]212结合上文所述，这一类文学意境还可细分为“视错觉”式和“门窗借景”式。

1.“视错觉”式

例如，纪昀认为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这一句“意境阔远”[4]185。“大荒”指的是视野中远方较空旷的地方。实际上，大荒和高楼相距甚远，但在诗人双目视觉看来，两者紧密贴合。这是由视觉错误创造的空间感，一个“接”字可以让原本没有联系的两个物象产生情感上的交流。下一句“海天愁思正茫茫”再现水与天齐平的视错觉景观，在中国诗歌史上类似的诗句还有“秋水共长天一色”“黄河之水天上来”“江入大荒流”等。再如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不符合物理真实，但这是诗人眼见的真景，具有透视感，“画面”显豁，“意境阔远”。中国诗人有“登高必赋”的传统，这就产生了很多与地平线有关的诗歌，通常用太阳、云朵、山水和树木反衬视野的无边无际。“意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诗歌给读者营造的想象空间须“阔远”，这就要求诗人的视野要开阔，所以地平线是合适的选项。前人论诗经常援引“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把意境与道、人生和宇宙相联系，以此体现中国哲学的深邃以及文学的独特性。其实，登高望远是人的生理本能，爱默生说：“眼睛的健康需要一条地平线。只要我们能看到足够远，我们永远不会感到疲倦。”[8]194意境恰好能满足读者“第六感官”的审美需求，并提醒人们到自然中去寻找这种“画面”。相反，如果视野狭小或视线受阻，人类就会产生憋屈的感觉，这是人所共有的生理感受。宗炳能在山水画中“卧游”，而读者在“意境阔远”的诗歌中亦能如是。此外，祖咏的“积雪浮云端”、王维的“明月松间照”等所营造的空间不如涉及天地、“大荒”的诗歌开阔，但两个物象仍给读者以深度暗示、符合意境的形式要求。

2.“门窗借景”式

前文提及，纪昀认为孟浩然《归终南山》“松月夜窗虚”一句“意境殊为深妙”。前一句为“永怀愁不寐”，说明诗人在床上辗转难眠，望见窗外松树和月亮。虽然“借景”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著作中使用的术语，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观看方式也会存在。这一句有意境的原因在于：诗人描写目之所及，虽然没有错觉感，但纵深感依然强烈。宗白华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说：“中国诗人多爱从窗户庭阶，词人尤爱从帘、屏、栏干、镜以吐纳世界景物。”在这篇论文里，宗先生列举了大量六朝以降中国诗人从窗内向外观看景物的诗句，并认为出现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是中国人具有“饮吸山川于胸怀的空间意识”[7]207。其实，这种所谓的“空间意识”来源于普通人的视觉经验，即每个人都能通过窗户看到“世界”。不同的是，诗人用语言把在特定角度看到的世界景观再现了出来。“本在目前”才能“如在目前”，通过语言艺术，读者和现实世界发生了审美关系。这一类型的名句还有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似可将其上升为艺术的一种母题、一个原型。这个原型在西方表现为有窗户的风景画，即取景点在室内，观者通过窗户观看室外的风景。这种画“尤其是对于北欧人来说，缓和内部与外部之间、风景与日常室内景象之间的尖锐距离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8]138。我们也可用“缓和冲突说”来阐释杜甫诗歌的意义：“窗含西岭千秋雪”暗指室外寒冷而室内暖和，表明他对在成都的生活比较满意；“门泊东吴万里船”以室内静止室外运动的冲突表达了思乡之情，同时也是忠君之念和报国之愿。这样，读者就能理解，他在成都和夔州尽管远离中原战火，但还是挡不住“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内心冲动。

在宗白华看来，中国人的空间意识体现为一种节奏化了的音乐性，和西方人用透视法作画有区别，但事实上，透视是人皆有之的生理现象，中国“移远就近”式的文学意境恰恰是诗人站在固定视点观看得到的“文学图画”。无论是语言艺术还是视觉艺术，对艺术家再现眼前之景的要求是将三维的空间事实转化为二维的平面事实。换个角度说，透视的本质要求艺术家在二维平面上暗示出三维空间的存在。显然，“移远就近”是让图像具有视觉真实效果的手段。“门窗借景”式的句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即“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也可给读者营造阔远的意境。在丰子恺看来，这个对句体现了“文学中的远近法”[9]。“远近法”即透视法。诗人用“低”和“小”直接说明了在视网膜上两个物体的远近和大小关系，视点确定，“我”与物的位置关系明确。不同的是，在第二种大类型的透视描写中，诗人观看的视点相对来说不确定。

（二）“平面重叠”式文学意境

上文所指意境主要局限在单句，接下来分析联句。由两个句子内指的二维画面在读者脑海里重叠而成一个三维空间，我们将这种类型的意境称为“平面重叠”式。前已提及，纪昀认为“西塞山翠重，秋静鸟行高”很有意境。一般情况是，绝句和律诗由两个表意完整的句子构成联句。就此例而言，由于只涉及一个物象，“西塞山翠重”和“秋静鸟行高”的空间纵深感均不强，我们很难用“意境阔远”来称谓。但是，从阅读进程看，这两句诗前后承接，诱导读者将两个二维画面重新组合成具有景深效果的三维空间。“西塞山翠重”所指物较大，应为背景；“秋静鸟行高”所指一个或几个点，且“鸟行高”暗含了运动的趋势，物象自然凸出。于是，此联的物象也构成了“图底”关系，并且互为图底：在西塞山的衬托下，飞行中的鸟儿形象鲜明；反过来，高飞的鸟儿也让西塞山显得更加翠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