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入管理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关键词：燃油税改革的分析

 

自1994年起，人们期待已久的燃油税改革历经十四年“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当前我国税制改革中继增值税转型改革后出台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对社会许多行业及人们的生活将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委属企业经济指标的影响不明显。

一、 燃油税改革基本内容

2008年12月18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通知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同时，将价内征收的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8元，即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7元，即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相应提高。

燃油税改革就是将现有的养路费转换成燃油税，实行“捆绑”收费。这种燃油税制实质上是通过将养路费“捆绑”到油价上，将每辆汽车要交的养路费转换成税费，在道路等公共设施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大背景下，更多地体现了“多用多缴，少用少缴”的公平原则。它利用税收杠杆引导燃油消费者节能减排，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于国于民是利大于弊的好事情。

二、关于燃油税的税负及征收问题

1、燃油税占汽油零售价34.6%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施燃油税。美国对汽油征收30%的燃油税，英国税率是73%项目管理论文，日本税率是120%，德国税率是260%，法国税率是300%。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燃油税税负大体为40%左右，韩国、印度、新加坡、俄罗斯、中国香港和澳门的汽油零售价格中燃油税所占比重分别为31.5%、52.1%、26.1%、44.2%和39.3%。

我国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后，税在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中所占比重将分别达到34.6%和30.7%，仍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燃油税税负的平均水平。

2、燃油税通过生产环节征收

目前我国90%以上的成品油是由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集团生产的，燃油税通过生产环节征收，纳税人和税源相对集中，可以降低征纳成本。如果在批发和零售环节征收，核算比较复杂，同时容易造成税收大量流失。

此外，在生产环节征收成品油消费税，还可以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理顺分配机制。成品油消费税是从原属于地方收入的养路费等转化而来的，改革后先作为中央税，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将收入分配给地方，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加强监管，保证成品油消费税收入专款专用。

3、燃油税从量征收多用多缴

从国际来看，燃油税的征收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从量征收，二是从价征收。从量征收，由所使用燃油的量多少来决定，使用量大的，自然需要多缴，如美国、加拿大等国；而从价征收，即以现有成品油价格为基准按一定的比例征收，并根据油价变动而浮动，如德国。

这次税费改革采取从量征收主要是为了形成税收与油品价格变动没有直接关系，只与用油量多少直接关联的机制，而且成品油消费税从量征收比较简便站。

三、燃油税改革对四大行业的影响

2009年1月1日，《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将开始实施，对与此相关的汽车运输、石油化工、汽车、航空航运等四大行业影响各不相同。

1、汽车运输业：费用明显降低

燃油税改革对汽车运输业而言，将减少公路养路费、公路运

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三项费用支出，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以河北省一辆25吨的货车为例，每月每吨养路费190元，养路费月支出4750元；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每月1500元左右，三项费用合计6千余元，全年可降低费用7-8万元。

2、石油化工: 炼油毛利由亏转盈

由于国家和地方都没有含税油的总量数据,石油商通常会减少含税油量而增加非含税油量。这样项目管理论文，本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下降而相应下调的国内成品油价格，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保住了原来高价位,燃油税改后，两大石油集团业绩会比大家预期的要好。同时,推进成品油价改,有利于长期理顺价格机制。2009年国内炼油毛利将从-752元/吨上升至68.7元/吨以上，实现扭亏为盈。银河证券认为,因为燃油税改革的推出将上调中国石油2009年业绩至1.05元，上调中国石化2009年业绩预测至0.65元,。

3、汽车业: 小排量受益大

2008年前5个月，国产越野车销量同比增长39.72%，进口越野车更是增势迅猛。缺乏税收等经济调控手段正是高油价背景下“耗油大车”仍大行其道的原因。而燃油税的推出，行业对于中小排量车型、柴油车型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生产将有所倾斜，也将给一些具有先进动力技术的生产企业带来空前的机遇。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拥有家庭轿车的私家车主而言，在考虑税费支出时可以计算税费平衡点的行驶里程。改革后按河北省标准，每月可减少养路费支出105元，年节约1260元。由于每升汽油增税0.8元，按百公里耗油量10升测算，税费平衡点为每月行驶1312.5公里，即月行驶超过1312.5公里，燃油税大于养路费;月行驶不超过1312.5公里，燃油税小于养路费，与改革前相比费用减少。

4、航空航运业:直接影响有限

对航运业而言,船舶使用的成品油主要是船用燃料油和柴油。船用燃料油为动力油,而柴油主要用于船舶发电,两者的比例约为9:1。根据目前情况,船用燃料油征收燃油税的可能性不大,而柴油由于占比较低,其价格上涨对上公司业绩影响不大。

对航空业而言,由于航油不属于燃油税征收范围,故开征燃油税对航空业没有影响。考虑到航油占航空公司总成本的比例已高达40％,随着国内航油价格的下调，将有利于缓解航空公司经营压力,对航空公司形成利好。

篇(2)

贷款利率既可以影响投机型需求，又能够影响房地产供给，因此，差别利率政策能够很好的消减地域差异的阻碍性。一方面，应当秉承刺激西部，抑制东部的原则，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给与一定的利率优惠政策，扩大该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减轻人们的购房压力，刺激经济发展。对于房地产泡沫较为严重的东一部地区，则应当严格控制贷款利率，同时对于第二套、第三套房屋贷款利率进行差别待遇，控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另一方面，应当秉承“扶优限劣”的原则。对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开发项目的贷款利率给与一定的优惠，对于高档住房建设项目的贷款则严格把关，实行不同程度的利率上浮。此外，房地产企业一般自由资本较低，在会计核算时，应当能够将这一问题体现出来。国家应该调整房地产企业的利润核算方法，对房地产企业实施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核算方法，差别对待，不以统一调整资本金率的方法袭击房地产企业。使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约束力有所增强。

2注重差别税收政策的实施

由于地方政府存在财政收入和民生问题的矛盾性，单一的货币政策很难对地方政府形成约束机制。现行的则一税分配制度与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地方政府财政指标、房地产商的利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目标性和指向性更为明确。适当的税收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管理形式，还可以有效的削减投机型需求。因此，对房地产行业实行多种税收政策，可以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起到很好的调控作用。首先，是税种的差异。在不同的环节调整税收政策，会带来不同的作用。增加房地产开发环节的税收，会增加房地产建设成本，使房地产价格上升。增加房地产交易坏节的税收，既可能增力[l买方的购买成本，又可能减少卖力一的收益，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要具体分析。增加房地产持有期间的税收，可以减少利用房地产买卖获得的收益，抑制投机行为，对房地产价格起到降温的作用。其次，地域差异对税收政策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税种的差异，更注重税率的差异性。一方面，根据地域的不同实施不同的税率水平。

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因此，我们应当对西部地区实施较低的税率，或者不定期的实施一些优惠税率，鼓励资金向西部地区的流入，加强经济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相反地，我们应当对东部地区实施较高的税率，抑制热钱向经济繁荣地区的流入，抑制通货膨胀和投机行为的继续扩大。另一方面，根据地域的不同实施部同类型的税种，可以对东部地区加收一些房地产限额税，即当一笔房地产交易的总额超过一定金额时，开始对该交易行为收税，达到抑制高档住房、高价住房交易的目的。项目管理论文

3其他差别政策

篇(3)

计划经济管理论文3200字（一）：新形势下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目标初探论文

摘要：伴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在深入发展，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对于目标管理也非常看重，因为目标制定对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论文通过结合经济发展情况和办公室的特点，在促进办公室经济管理的形式下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形势；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

随着经济发展节约用水办公室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加强改革力度非常重要。对于办公室来说经济管理是重要方面，必须结合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经济形势和行业的发展倾向，科学合理的对其目标进行制定，保障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

第一，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赢利性为主的企业办公，主要以盈利和公司发展为主要目的。另一种是是非盈利性的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办公室，其主要目的则是为广大群众进行服务，提高国家职能，因此事业办公室包含了教育、管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产生的费用均由国家拨款，因此其财政收入主要是国家，具有较强依赖性。因此这样会降低工作人员的效率和积极性，并且财政支出会给国家带来压力。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也进行相应改变，竞争成为了市场主要形式，所以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工作宗旨应该是更好的为民众谋福利，这样才能保障我国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新型经济管理方式。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对的管理目标在公益事业方面需求增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需要加大对办公室的发展力度来满足公益事业方面的需求。因此对于非盈利性质办公室的经济管理需要在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1）非盈利性质办公室是否应该以绩效为主。发达国家的这种办公室一般会将收支平衡作为第一位进行考虑，收入绩效才是其次，也有成本最小化，但是在这些选择中，不论哪个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收益最大。因此西方国家选择这种管理目标更能够实现合理的资源分配。（2）盈利性质的办公室则是应该以绩效成绩考虑为主，除了考虑收支平衡问题以外还需要考虑吧用人成本和管理成本等问题，尽可能的对成本管理投出费用降低，实现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收益的最大化，对其资源配置进行合理考虑，这都是盈利性办公室需要考虑的问题所在。

二、是关于绩效问题还是净收入的问题

第一，绩效能够根据办公室的管理目标的特点来实现所想要达到的效果。非盈利性办公室除了重视其本身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效率还要保证净收入问题。因此，非盈利性办公室以绩效最大化为管理目标更符合现状。而我国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财政拨款由原来大多依靠政府到现在资金来源渠道多样，财政收入、各界捐款、融资都是属于渠道范围。同时该类型办公室还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对其资金筹集方式好坏考虑，分析不同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的优缺点和情况，选择合理妥善的融资渠道，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管理目标就是应该在较低风险下来得到融资支持。

第二，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需要对资金进行合理利用，实现资金合理配置是当前的根本经济管理目标。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投资包括很多类型，比如投资股权长短、资产的固定型等问题都属于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但是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我国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也在增强，投资项目增多，办公室的工作实力和效率也在增大，利用科研成果进行投资成果显著。但是谈到投资问题不可避免的产生投资成败问题。所以，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需要本着低风险低成本的投资原则进行，以获得收益。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是关于资金投放使用问题。不仅是指其所购得的资产还包括股权交易等。而随着该行业发展脚步的增快，在运营中所产生的所设资金会增加。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经济管理目标不仅能够为其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对于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为此如何实现投资的管理效率化成为了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必须能够明确其经济管理目标并且制定相关政策，在保证风险和成本的前提下保证办公室能获得巨大效益。

第三，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成本管理是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就以前来讲，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对资金主要采用收支管理，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成本起到控制作用，但是随着时间增长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因此所谓的经济成本管理也无法实现。同时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工作环境和具体业务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再只是局限于资金管理，而是以绩效经济为主多劳多得，实现绩效增加。同时计划节用水办公室需要对成本管理进行强化工作，因为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绩效成绩。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成本核算体系，但是改革不断的深入改变，并且逐步向市场改变，这个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作为我国的医疗教育缴费方，必须增强自己的消费意识，对节约用水办公室等收费的合理水平了解和及时关注，同时学校和医院等都进行了下一步的改革。公众的舆论监督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因此节约用水办公室必须对活动采取的成本和费用确认，了解出现的问题所在和内容，方便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来降低成本，提好资源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当前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成本管理工作中绩效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概念较新并且应用广泛。因此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特点并且结合成本管理的要求，形成一份完整合理但是考核体系，这个体系之中除了要进行成本的合理预算，还要搜集其中的数据和根本内容，确保核算体系中结果的准确性问题。对于核算体系需要保证严谨的态度，该体系的建立不仅能够减少开支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进一步发挥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智能要求。促进其积极有效的可持续发展［1］。

第四，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分配目标受其性质影响，由于其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因此进行工作分配时只需要考虑对工作人员的工资分配合理，不需要过多考虑效益成本问题。国外的经济管理对性质为非盈利性组织的定义为：第一是投资者不能抱有投资回报的心态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二是不能够进行经济管理时对利润分配像其他企业一样，并且该性质的组织没有所有者权益类似问题的发生。由于对于经济管理分配方面的利润分配问题这种性质的组织并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并不能为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来提高相关的建议和借鉴。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管理分配主要是对其办公室成员和内部人员的收入进行合理分配，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管理。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合理方案，及时了解各部门成员的收入情况问题并进行分配，实施合理的分配措施。同时经济管理要想起到合理的效果还必须对其考核内容和次数进行科学制定，方案要求内容合理才能起到相应效果。但是对于考核管理问题如果次数过多不仅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给考核工作带来压力和一系列的相应问题。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为了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管理的合理目标，就应该建立相应的合作分配机制，从根本上实现其目标所在，同时还需要对其工作人员的成绩进行综合考核，增强他们的自主积极性实行按劳分配的考核制度，保证分配目标的公正合理性，这样员工不仅能在工作中不断的提高自己，而且还能对于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提高有着巨大作用［2］。

综上所述，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管理问题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计划节约用水经济要想实现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合理规划，在改变自身的前提下结合经济发展形势对其发展目标进行合理规划，来提高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其办公室的绩效问题，使得计划节约用水去办公室的发展不仅适应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还能够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计划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经济管理合作社制定相应的计划目标论文

【摘要】社员没有凝聚力社员大部分是农民，单纯朴实，他们的眼光往往都着重于眼前的利益，缺少长远的计划和宏观的观察力度，并且对于风险的承受力也很低，往往很容易就被眼前的利益驱动。另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中，缺乏高素质的管理者，合作社就没有统一的观念，没有统一的价值理念，大家都各自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人人各有其利，自然无法团结到一起，一旦有利益冲突，很容易就翻脸了，很难能够冷静长远地思考，和谐解决。

【关键词】合作社；管理

我国的合作社多为基层的生产型合作社，但是这些合作社的专业化程度低，往往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生产，像国外的科技园或者农场区，专门生产一种产品，集约化规模生产，形成一种特色，形成一种文化。没有特色的生产就会混乱，各自生产自己的，也和以前的生产没有什么两样，时间和劳动以及运输成本都没法降低，如何取得更好的收益？产业链不完善一个完善的产业链对于一个合作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供应到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的产业链如果配备不完善，原料的供应商分散，销售市场不稳定不集中，这样必定会增加运输成本，生产不集中，生产的成本就会各自增加，成本减不下去，利益也寥寥无几。

篇(4)

国民经济相关论文范文一：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摘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增长对国民经济持续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其发生较大波动时会致使国民经济同样发展较大振幅，所以国家应针对性的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控制，使其在平稳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此保证社会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中国;国民经济

前言:

近年来虽然国家对房价进行了适当的控制，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房地产业一直处于较活跃的状态，而房地产经济以房地产业为核心，是与其相关的生产、开发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关系，是房地产经济关系与其自身生产力的结合体，由此可见房地产经济是我国的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自身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必然会产生影响。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开发投资即房地产业所有开发法人单位所投资开发的房屋建筑物、配套基础服务设施及相关的土地开发工程及土地购置等方面的资金支出，每一方面根据具体的房地产用途及功能又可以细分，目前统计调查法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采取的办法，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某时间段内社会建造和购置的固定资产超出500万元以上的费用，所以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其组成部分，据相关资料显示1986年至199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3.2%上升至15.7%，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1996年至2000年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但在短暂下降后仍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恢复至15%，截止2014年其比重一直稳定在17%左右，而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的贡献率虽在1986年至1996年由7.7%下降至负值，但1996年以后贡献率迅猛提升，至1999年达历史最高峰值33.8%，近年来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仍有快速回转的趋势，所以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间接计算，可以发现其对国民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义[1]。

二、房地产生产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生产主要指房地产业及其相关行业的生产活动，据我国行业分类标准显示，房地产业主要包括以房地产为对象的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中介、自有经营及特殊房地产五方面主体的生产活动，其每方面又可根据自身的性质及规模进行细分，属于我国的第三大产业，而房地产生产增加值是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居民居住水平的重要标准，由于居民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之间的比率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针对房地产增长值计算时应结合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总产出和其实际的增长值等数据，增长值可直接由参与房地产生产活动的主体的具体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叠加计算获取，而居民自有住房主要由其虚拟折旧决定，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城镇住房折旧率在2%左右，农村在3%左右，而经计算可以看出近年来房地产生产增长值一直处于快速提升的状态，而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如1978年80亿，占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2014年达33299亿，占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居民住房条件消费的经济体制有必然的关系，如果将1978年以后房地产业生产增加值代入房地产业增长值对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公式房地产业不变价增长值/不变价国民生产总值100%，可以发现1979年为1.7%，2000年为2.4%，2014年为4.3%，其整体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上升的重要动力[2]。而房地产相关产业主要指房地产业发展所需的建筑材料产业，如钢筋水泥业等;居民住宅性消费，如家电业;居民住宅服务，如物流业、金融业等，据资料显示，2012年房地产业开发投资拉动相关产业增长值近43840亿元，对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近24%，由此可见房地产生产中不论是房地产业自身还是其相关产业的增涨值都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房地产消费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消费即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用房消费及与之相关的服务消费的总和，由于居住环境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房地产消费在居民消费中占有较大份额，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城乡新建住房面积不断增加，例如城镇新建住房面积1978年改革开放时，其总数量只有3800万m2，到2000年其总数上升到近5.5亿m2，截至2014年以达到36.3亿m2，农村新建住房面积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其总数量只有1亿m2，到2000年其总数上升到近6.5亿m2，截至2014年以达到39.2亿m2，1978年，我国人口有近10亿，2000年我国人口近13亿，2014年我国人口有13.2亿，经过计算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3]。另外，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房地产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角度看，居民房地产消费主要包括购房、租房、住房维修、水电煤气及其他相关支出，据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至2014年，居民房地产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稳定于17%，占支出法国民经济的6%左右，2008年以后至今，居民房地产消费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009年4.1%，2010年2.6%，2011年2.8%，2012年3.2%，2013年3.3%，2014年2.9%，由此可见2008年以后我国居民房地产消费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比较稳定，如果将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与房地产消费所创造的经济值叠加，那么其对国民经济中增长的贡献率将更大[4]。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增长对国民经济持续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其发生较大波动时会致使国民经济同样发展较大振幅，所以国家应针对性的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控制，使其在平稳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此保证社会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网络经济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经济学分析姜巍浙江大学2003-11-15

2、国民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析包学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0-15

国民经济相关论文范文二：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国民经济

一、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统计部门缺乏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核算的方法单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为缺乏年度财务统计，推算系数使用时间过长。针对流入流出核算等长期估算和推算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核算人员应该考虑国家各个部门的实际核算状况，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系统的不同，核算实际状况的差异，自上而下的提出相关的要求。当地的长驻单位要向统计部门提供相关的统计报表与财务指标，解决上级部门的资料供应问题。此外，加强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中出现的难题。服务业市场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关于市场产出，如金融保险产业，应该建立起它的财务指标统计制度。对于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要积极的研究改善统计工作的方法，运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让数据更好的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篇(5)

论文关键词：反洗钱 监管 研究 

 

随着反洗钱形势的发展，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理念逐渐成为反洗钱领域的共识。人总行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反洗钱监管座谈会上，针对“监管资源有限，监管手段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要树立风险为本的监管思想，采取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在2008年初全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会议上，对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做出安排部署，提出要加强反洗钱非现场监管，逐步推进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建设，建立非现场监管评级机制，确立和完善以洗钱风险管理为中心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体系。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研究和实践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经过三年多的探索性研究和实践，笔者认为，实施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还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理论认识层面，存在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认为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与规则为本反洗钱监管相对立，风险为本是对规则为本的否定；风险为本的优势明显优于规则为本；当前对所有金融机构都应当要求以风险为本开展反洗钱工作。上述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二是在法规制度层面，存在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反洗钱法》颁布实施五年来，人民银行相继建立了一整套反洗钱制度和操作规范。这些制度、规范在反洗钱起步阶段确实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反洗钱工作在金融机构的深入开展，反洗钱合规理念普遍被金融机构接受以后，过多的规定、过细的标准客观上造成了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甚至有的制度反而成了金融机构规避责任的依据。目前金融机构存在大量的防御性可疑交易报告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另外，过多的监管要求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给金融机构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负担。这些都是当前反洗钱法规制度滞后于反洗钱形势发展的现实表现。三是在技术操作层面，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还需加强和改进。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采集和运用效率不高。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是建立在对金融机构的有效评估这一基础之上。要实现有效评估，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信息采集、加工处理、评估判断、现场校验、矫枉评估和做出监管决策等一系列制度和操作程序，疏通数据来源渠道，提高数据采集和运用的电子化水平。但从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硬件建设来看，目前通过网络传输信息数据还仅限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还没有电子化网络传输信息平台，而且2010年推广应用的“反洗钱监管交互平台”也未与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及商业银行电子汇划系统对接，降低了系统的功能。当前，非现场监管部分工作还处于手工操作阶段，工作量大、效率低、差错多，影响了非现场监管的效能。另一方面现场检查的重心还没有转移到以风险管理为目标，还是习惯于合规性检查。比如，在客户身份识别上还是以检查静态的客户身份要素是否合规为主；在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方面习惯于根据现有制度设定的客观标准对报告结果进行检查。这种传统的检查方式与引导金融机构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开展反洗钱工作的要求极不适应。 

 鉴于以上问题，要实现反洗钱监管由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转变，还需从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上加以改进。 

 一、全面认识和正确运用风险为本监管理论 

 当前重要的是处理好风险为本与规则为本的关系。规则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方式是反洗钱处于起步阶段比较通行的监管模式。其工作重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定规则和各种规定；二是监督检查各类金融机构执行规定的合规性；三是将不合规处罚作为一种日常机制和主要监管方法。规则为本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制定规范—检查执行—调整规范—再检查执行的过程。在一国反洗钱制度的初创期，反洗钱工作的机理及价值还未被金融机构所广泛接受的情况下，以规则为本的监管方式既直接，也富有效率。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贯彻以关注洗钱风险为核心，以原则性监管为导向，以非现场监管为主要手段，以现场检查为必要补充的监管方法。规则为本监管与风险为本监管贯穿着两种不同的监管理念，但两种监管方式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层次递进，互为补充的关系。强调风险为本的监管,并不意味着放松合规性监管,而是要将着力点放在风险上,注重对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控制,尤其注重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注重对其风险管控能力的考核和评价,当然也包括对违规行为的监测和控制能力。

规则为本监管与风险为本监管的区别仅仅是在监管手段、监管理念、监管目标等方面侧重点不同而已。为此，在监管实践中，应立足实际,灵活掌握,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和内控机制运行情况确定监管重点,如：对反洗钱基础工作较好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主要实施以原则为导向的风险为本监管；对农村信用社、保险、证券、期货等反洗钱工作基础薄弱的机构则主要实施以合规为导向的规则为本监管。同时，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在其内部反洗钱组织架构、内控制度、操作流程等基本达到合规要求后，就应更加注重洗钱风险的防范，建立起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技术支持以及风险管理的方法体系，依据风险的大小来安排相应的资源投入。 

 二、尽快修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以适应反洗钱发展形势需要 

 一要进一步扩充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修改《刑法》和《反洗钱法》的相应条款，尽可能地将一切贪利性犯罪包含在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之内。二要建立健全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在研究、评估各行业洗钱风险的基础上，加快制定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规则并分步启动实施。同时，发挥相关部门和特定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指导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反洗钱指引，督促行业加强反洗钱自律。三要制定金融机构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按照《反洗钱法》的立法精神，人民银行可以会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依据《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相关规章制度，制定操作性强的《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及实施细则，指导金融机构合理设置反洗钱工作岗位，完善内控制度建设。四要完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等配套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明确客户在办理大额交易业务时应向金融机构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因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积极采用可疑交易“主观”识别标准 

     faft的《四十项建议》在制定可疑交易识别标准时采用的是主观标准，即规定“如果金融机构怀疑或有理由怀疑某项资金属于犯罪活动的收益或者与恐怖分子筹资有关，应按照法律或法规的要求，立即向金融情报单位报告”。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已具备一定基础，人民银行应逐步减少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的自主识别能力。指导金融机构在客观指标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逐步实现以主观分析为主，辅以客观指标的可疑交易报告形成方法，提高可疑交易报告的情报价值。 

 四、着手建立反洗钱正向激励机制 

 反洗钱补偿与激励机制的建立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反洗钱专项基金。该基金有三个主要来源：洗钱罪的罚没收入、政府财政专项拨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该基金主要用于奖励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社会公众。二是建立政府财政分成奖励制度。对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以及积极参与反洗钱侦查、破案工作的有关部门，在破获洗钱案件并追回赃款之后，由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依据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三是对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给予各种政策上扶持和优惠，如市场准入、经营权限、税收减免或优惠等。 

篇(6)

、活跃市场、增加收入、保障社会稳定及形成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方面都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都很重视，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融资体系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其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相比之下，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不够理想，存在融资困难问题。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小企业的特点，笔者认为现阶段我们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疏通股票融资渠道

股市行情的变动与货币政策和真实经济的关联是毋庸置疑的。但目前我国股市还仅仅是国有企业分散风险、筹集资金的一条途径，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则基本被排斥于股票市场之外。在过去“额度管理”的股票发行机制下，广大中小企业很难从相当紧张的发行额中分得一杯羹，高额的佣金成本和成本也使中小企业望而却步。因此，要疏通股市渠道，就应在继续发展主板市场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取西方国家发展股票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努力营造上市环境，为那些成长性较高，但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不适应主板市场要求的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场所。

二、发展和完善投资基金市场

市场机制能确保资金的高效配置，它通过价格调节使资金直接流向需求者，并在保持流动性的同时，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我国居民储蓄余额现今已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这预示着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众所周知，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可以通过市场的有效配置，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急需的资本性融资。其中，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参与市场竞争并已产业化的产业或企业；而风险投资基金则专投于尚未产业化的项目，或者是直接投资于技术人员或企业家，即种子投资。投资基金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上市前的创业投资，特别是商业模型好、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强的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产业投资和风险投资者的青睐。因此，发展和完善投资基金市场，是弥补我国中小企业资本缺口的最佳选择。

三、规范地方产权交易市场

对于90年代初我国曾出现的某些区域性股票市场，由于市场极不规范，场外交易出现了很多问题，存在很大的市场风险，被国家责令关闭。目前应考虑在清理整顿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实现市场的制度创新，为中小企业的股权交易和融资开辟渠道。

四、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当前基层银行不愿积极发放贷款的原因，与我国中小企业信用透明度不高、信贷担保体系缺乏、信贷风险难以分散和规避有很大关系。通过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服务，是解决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重要条件。

1.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目前我国的担保机构多为政策性的，担保机构力量较为薄弱，而且各自为战，不成体系，难以更好发挥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为此，政府应加大对担保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从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提供支持。在资本金的来源方面，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组建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如商业担保公司和互助担保基金，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

2.成立再担保机构，降低担保机构风险。建议成立国家和省两极再担保机构，分担担保机构的业务风险。具体模式是：各种形式的担保机构直接面向中小企业，为它们提供融资担保，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同时，担保机构将所有的担保业务向省级担保机构申请再担保；省级再担保机构以对区域内的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为主要业务，同时负责对担保机构的业务监管和协调等其他事务，省级再担保机构还可以将其承担的再担保业务，拿到国家再担保机构申请再担保；国家再担保机构负责担保行业法律法规的制定、全国范围内的担保业务监管以及最终再担保。以此形成“一体三层”的担保体系机构、共同解决困扰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难问题，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3.对中小企业的担保合同进行保险，以减少和分散贷款风险。保险机构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发合同担保保险这一保险项目，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保险业务。当企业不能还款时，保险公司给予贷款担保机构或银行一定的补偿，以提高中小企业的信用程度。

五、加强整合，建立银企之间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谓银企之间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指由银行过去对企业单纯的资金支持，上升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进行帮助和改进，它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发展的具体表现，其核心内容是银行与企业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发展中小企业的战略实施与我国银行企业化的改革，从根本上决定了银企之间必须重新整合，尽快建立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小企业要想得到成功发展，离不开政府和银行的支持。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在这方面已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尤其是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考虑在中小企业中建立结合中国国情的主办银行制度，重建银企关系：

1.赋予银行更多的权益。

我国目前所实行的主办银行制度，与国外相比，在于银行对企业不控股，只是通过加强信贷管理和改进金融服务方面来建立银企关系，只规定了银行的义务和责任，很少提及权益。而且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禁止商业银行对企业持股。根据这一规定，银行与企业之间缺乏产权联系基础，银行只能作为债权人从外部服务于企业，很难改变企业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而银企结合的核心是要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融合，双方资本互相流动。要实现这一点，一个较好的途径是银行实行股份制。在这方面可选择部分有潜力、成长型好的中小企业进行试点，允许企业与银行相互持有各自的股份。这样可以使银行超越一般债权人的身份，不仅可以促进银行集团化发展，更是解决现阶段银行不良债权、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的一种手段，密切了银企关系，有利于互相监督。

2.强化银行服务功能。

首先，要发挥信贷桥梁作用，促使科研单位与中小企业联姻，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软投入。银行在与企业的长期合作期间，与众多的科研单位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如果能够发挥信贷桥梁作用，促进和鼓励科研单位同中小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支持中小企业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获得专利产品、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指导中小企业根据自身实际上马“短、平、快、高、精、尖”项目，将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技术问题，促进新产品的开发。

篇(7)

本文梳理归纳的这些前在预设，实际上都是经验命题(empiricalstatement)，其旨归不在于揭示制度的发生学意义（唯物史观认为，制度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回应人类对于游戏规则的基本需求与基本价值追求以及如何来设定游戏规则等政治规则范畴的基本问题。这些预设从各个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选择，或者说通过构筑完善的政治规则，以实现和推进规则政治，乃是人类秩序化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

“无赖原则”预设。在探讨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设计时，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c)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人必须被看成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而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休谟说：

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8页。）。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休谟认为，这一假设在作为描述性模式时是非真实的，而作为分析性模式时则又是真实的，可以得到事实的正当证明。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这一点，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

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页。）。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检查就是这样。为保证飞机运行的安全，所有乘飞机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须通过一道X光机的安全门。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尤为加强了安检的力度。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被假定为潜在的可能违禁物品携带者乃至，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会这样做。然而为确保安全，人们必须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术实施的安全检查。

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消极的防御观为基本依归。这亦如杰斐逊所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

休谟这一预设中，还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论：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认为是“无赖”，他们可能会操纵所发明制度的有关信息。规则设计的努力应当采取一种设计与选择分开的办法：即规则的采用应当由那些不参与设计制度的人们来择定，以防止制度出现利益倾向性。这亦如哈林顿(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谓“分饼”原则。哈林顿认为，“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为确保制度之“饼”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拥有“均分的自然权利”，而另一部分人拥有“选择的自然权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顿著：《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非“天使统治”预设。如果说英国学者休谟的“无赖原则”是以一种“是什么”的判断方式，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的话，那么美国学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则以一种“不是什么”的方式，从另一角度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说：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的预防措施（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麦迪逊这一论断包含着两层假设：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国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潘恩说：“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政府是一个“惩罚者”（注：［美］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麦迪逊指出：“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种“正当救济办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10页。）。

第二，政府作为社会的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为，人类做不到——正因为如此，需要对政府这个管理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本身，实施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寻求“辅的预防措施”——而这实际上一直是主义的持久话题。这种“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社会力量对“利维坦”的制约。这一目标乃是政治设计的“最大的困难”，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与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这就是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

“局限存在物”预设。詹姆斯·麦迪逊关于政府非“天使统治”的论断，由人的特质出发考察和判定公共权威的特点，那么回眸人类这个社会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点是什么？这是政治学一切理论的原发点，也是各类政治设计的逻辑前提。

关于人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预设：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甚至于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支配。……这样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注：［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属性归为人的本质（注：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个超越一切关于人的旧理论的崭新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正是出现后，才从社会关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孟德斯鸠这一论断基本上仍是从自然属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这一论断对人的特质已注入了社会性的内容，强调了人的“社会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才能介入社会生活。

这一理论预设价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类具有的局限性这一重大事实：人类作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人类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受到种种不定因素的影响，“无知与错误”是必然的。其次导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逻辑结论——人类的这一缺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外在的东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补偿和救济（这两种事物，按制度学派的定义，乃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人类制度的双重性构成。）。特别醒目的是，人类只有“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这一历史性结论，必然使法律制度处于崇高的无可或缺的地位。人类设计和创制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规则，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行为了。

权力无“休止界限”预设。孟德斯鸠还作过另一个经典性的、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对权力的特质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言简意赅的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就是权力或权力者的特质。由此，孟氏给出具有公理性的结论便是：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个命题业已成为检阅人类社会权力现象的基本判准。“滥用权力”的基本“规则”是：权力载体——“即是以统治者的名义行事的人，当选的立法人员、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规定公民自由的供选择的条件中进行选择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在运用权力时，一定会把权力运用到他可以运用的一切“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的最大范围，实现权力效能的最大边际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这两个领域，公共权力的原始命题是为了保障私人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权力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逻辑起点），“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为了“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产生。由此，政治权力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和名义。孟氏这一理论预设蕴示：从权力的本性上说，它“总有着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注：［法］J.马里旦著：《人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亦如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动家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规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公共性边界”（注：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73页。）。

权力的这一内在特性，决定了外在制约的极端必要性。关于这一点，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托克维尔指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无限权威是个坏而危险的东西。（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9页。）

孟德斯鸠这一理论预设归纳包蕴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历史经验：一是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罗素将之表述为“权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邹永贤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权力运作者总有着一种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二是对于“权力滥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做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一种物质力量，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能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力量。人类发展到今天，制权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以法制权”、二是“以民制权”、三是“以德制权”、四是“以权制权”。“以权制权”才是最本质、最见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对于权力边界的设置，只能以另一个权力的存在为逻辑前提。

“必要的恶”预设。英国籍奥地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渐进的社会工程”的政治哲学、“三个世界”的本体论哲学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国家学说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点和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波普反对本质主义的国家理论，注重探求“我们对国家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应当把什么作为国家活动的正当目的”（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52年版，第109页。）诸如此类国家与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对“利维坦”这种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注：［英］卡尔·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他说：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第499页。美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选集》第3、24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尽管“利维坦”对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许多思想家们看来，却是一种危险的“罪恶”，“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2页。）国家如果取代目的，成为目的本身，无限制地扩展，自由这一“目的”就必然丧失。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思想大家们几乎持定一致的论断。）

如果说，孟德斯鸠关于权力“休止界限”的预设，是从权力个体着眼揭示权力的特质的话，那么，波普的这一理论预设，则是从权力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着眼揭示权力特质的。其基本判断：一是国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罪恶”，前者侧重价值判断；后者侧重事实判断。

“在现代世界里，由于国家权力过大所造成的罪恶很大，但却很少被人认识到。”（注：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页。）波普认为，国家权力扩张与滥用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无论谁执掌权力，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容易成为非正义的。他认为“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不完善更为痛苦和持久。政治权力迅速地积累，并且成为不平等的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量”（罗尔斯著《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因此，只要权力这种“罪恶”存在，无限扩张趋势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过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必然趋势：“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对国家权力的非制度化增长作过这样的假设：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注：［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5页。）于是，德国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归纳的这样“两件事”，也就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理所当然的抉择了：

对于任何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置，人们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视都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进行统治和提供服务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属于真正的政府机构设置的一切东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动的扩及和限制的范围。（注：［德］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黑体为引者加。）

没有国家的干预，自由就会死亡；国家过多干预，自由同样也会死亡。这是“自由的悖论”（注：参阅波普著《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第11卷，第124、125页。）。波普主张，重要的是要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对“利维坦”进行控制。为了防止“利维坦”对社会生活的威胁，波普提出了类似中世纪“奥卡姆剃刀”的“自由主义剃刀”。（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英国政治理论家和现代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认为，社会组织和权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种独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驾驭的力量。一方面，组织和权威不可没有，另一方面，又要对它加以限制。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成为一切政治科学的中心议题。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比率”，则应当成为国家理论尤其是现代国家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罗素呼吁：（像国家）这种巨大组织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废除它们是不可能的……的确，它们使维护个性更加困难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使它们尽可能地与个人创造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注：罗素著：《政治理想》，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页。）

“有限理性”预设。政治和行政管理归根结底是决策行为，决策具有对理性追求的倾向。按对理性作用的不同认识，决策理论分为三类：其一是绝对理性选择论，基本要点是认为决策者拥有完全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取得期望的价值选择。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质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决策，这种理论把焦点放在决策中的价值冲突上，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甚至是随意择取的，人们的决策并不以理性为旨归。其三便是美国行政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决策论。认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决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种“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设。关于理性，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注：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决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决策，因为决策者是在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未知数和变化着的内外环境中决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处理决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机构只能接受不圆满的决策，而不可能实现最佳决策。西蒙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表述说：

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我们不必将真实世界与决策者对它们的认识区分开来：他或她对世界的看法与真实世界一样。第二，我们可以预言，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根据对现实世界的知识所作出的选择，不需要有关决策者对感知或计算模式的知识。（当然我们确实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决策过程的理论（并在理论上检验它）。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据给定的效用函数来达到有目的的或主观的最好决策。认知心理学中的理性人则是根据可得知和计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注：转引自［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页。）。

人的“有限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并规范人自身的决策行为，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预设表明，人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不仅受到物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的影响与限制，还受到诸如记忆容量、判断准确程度、计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是：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和弥补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个“社会中价值的权威分配”（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纽约艾尔弗雷德·A·克诺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页。）的决策领域。从本质上说，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撑。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领域最常见的现象。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认为：国家政治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驱动下行事，“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意识推理的结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页。）。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组合，虽然拥有相当大的解决问题的权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与理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决策绝非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体系。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差异很大，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重大差异。人不但处于“有限理性”下行事决策，而且还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下行事决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与供给的一个深刻的内在原因。

“诺思悖论”预设。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被思想家们审视和论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斯看来：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国家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是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还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诺斯认为，由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竞争与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往往引导国家选择无效或低效的产权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诺思悖论”。事实上，包括产权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决于效率的或经济的原则，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规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悖论”的实质，反映了国家行为存在的内在冲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是一种“制度”结构，其职能是生产和出售一种确定的社会“产品”，即公正与安全。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诺思认为：

无论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个好的行为准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也需要这种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为准则（注：《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国家作为一个“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不可能漠视自身的利益机制。国家的两个目标，失却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现实的。办法只能以外在制约机制，促使国家行为的内在冲突减至最微限度，尽可能地确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准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这种冲突。“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注：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页。）这是“诺思悖论”所蕴有的政治学启示。

“政治创租”预设。公共选择理论把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注：在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时，经济学假定人在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理性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决策之前要经过仔细计算，力求一个于己最有利的结果，以追求其希望实现的目标或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消费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体到生产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注：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确立了国家人“经济人”角色和“寻租”预设。

在政治环境中，国家人同样扮演着“经济人”角色。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只要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一部分实际上受效用最大化动机驱使，只要个人与群体的一致达不到让所有的个人效用函数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个人主义模型就具有价值，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利己主义行为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利己主义动机有一种与经济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结合的动势，由此便产生了“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进行交换的过程，揭示了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根源。

所谓“租金”(rent)，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图学派中，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它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的最小的额外收益（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认为租金还应包括被称为准租金的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发现，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也能形成类似地租的超额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为（干预和管制）阻止了供给增加的结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释，所谓寻租活动，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这种努力的结果不是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导的社会的大量浪费（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质乃是在政府干预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一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一般不只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动出击”进行“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寻租活动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紧密相关。没有政府过度干预，没有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寻租活动便不可避免。

寻租理论阐明了腐败的深层本质。只要公共权力的存在和经济生活不停止运行，寻租活动很难根绝。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纯粹租金的因素从而权力因素，更容易在复杂交易而不是简单交易中出现，从而更容易在群体关系而不是在两人关系中，以及在政治协定中而不是在市场协定中出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科学劳动的正确划分要求“政治科学”学科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经济学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布坎南还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腐败作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认为，在古代东方，掌握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公仆”正是在从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为“东方暴君或总督”的。（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关于权力腐败，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腐败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将如此。的缺点在于，它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内，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这种现象就会随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有限制的对象。由于相信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始终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韦尔热著《政治社会学》第15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韦尔热关于腐败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是有警策意义的。但是认为把腐败现象只划定在私有制社会的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当然，迪韦尔热关于以“制度机制”“阻止”腐败的见解，是有参考价值的。）

“寻租”预设揭示的事实是，寻租活动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行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概括为三种情况，其别指出：“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这一论述，非常恰当地描述出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