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金融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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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小企业的特点和宏观的金融环境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少，获得资金困难，因此中小企业对非正规金融行为有较大需求。相对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具有许多优势，但其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发挥优势，防范负面效应，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是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方向。

论文关键词：非正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

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借助非正规金融途径缓解融资困境的现象。非正规金融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一、非正规金融的界定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指的是在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监管当局直接控制和监管的金融活动，属于体制外金融。非正规金融包括那些分散、无组织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非正规金融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易是否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二、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优势分析

在许多国家，非正规金融被视为中小企业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外部金融资源的重要途径。在我国非正规金融也已存在很长时间，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非正规金融具有如下优势：

（1）交易成本低、获得迅速快

融资交易成本可以从资金的财务成本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两个方面来考察。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言，非正规金融经营成本低、交易手续简便、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因此中小企业融资常常选择民间借贷。

（2）社会风险低

不同于国有银行或者信用社会产生连锁反应，民间借贷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明晰，即使发生风波，承担的基本都是个人，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民间信贷即使有违约风险，都是个人来化解风险,风险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对称性

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发生在亲戚、熟人之间，发生借贷前，资金提供者就对借款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发生借贷后，资金提供者也可以通过非常亲密的渠道,及时了解借款人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的对称性是正规金融(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拥有的。虽然民间金融机构也和商业银行一样，与融资对象很少存在私人关系，但是与之相比更有动力和能力获得信息，所以，非正规金融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4）利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央行要求，民间资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内波动，这使非正规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据风险收益相对应原则来定价，这种资金价格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接受的。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由于存在着私人关系,它们的资金价格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会过高，因为非正规金融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竞争:①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市场，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过高的利率会导致资金需求者退出民间金融市场，转向正规金融市场。②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些机构资金实力有限，不能垄断民间金融市场，所以不能提出过高利率。

（5）对资金需求者的预算硬约束性

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虽然一般是信用贷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关系，借款者如果选择欺诈或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将损害私人关系和招致舆论的谴责,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潜在的还贷义务，即存在一种隐性担保，这促使资金需求者更加谨慎地运用资金。相对于商业银行，这些资金供应方会更加积极地追讨负债，甚至出现违法讨债行为，从而导致资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约束。另外，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与同样具有地域性的民营中小企业更容易建立长期关系，促使它们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益和积极还贷，从而达到共赢的效果。

（6）抵押担保方面的优势

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获得融资的最大障碍。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可以作为担保，如土地使用权抵押、劳动抵押、农户房屋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关联契约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关系外，还在其他市场上（如在商品市场上）存在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借款人违约的成本，使得贷款人能够对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强了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其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7）具有示范效应

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偿还贷款倾向的借款人望而却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能够抑制双方的道德风险，而且还会使违规者因受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越高，从而借款者就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由此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其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正规金融具有上述优势，这些独特优势是民间金融这一古老的融资渠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其能够和正规金融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三、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在肯定非正规金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1）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征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交易通常只能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其次，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有限且不稳定，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脆弱；再次，从总体上看，非正规金融的定价机制大体上反映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和市场竞争的均衡利率，但并不能排除高利贷产生的可能；最后，非正规金融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和保护，容易产生敲诈、违约行为。

（2）非正规金融的负面效应

非正规金融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会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包括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包括袭扰正规信贷市场，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系统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导致一部分国家税款流失；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因此，应该对非正规金融加强规范和引导，发挥其正面作用。

四、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和引导，发挥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非正规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源，是制定和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所独具的与中小企业天然的亲和力，决定了其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对于非正规融不应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应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使其在法律的监督和规范下，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为整个国家经济服务。

（1）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非正规金融行为

非正规金融交易通常运作很不规范，一般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可靠的信用担保和资产抵押，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处于比较混乱的自发状态；而且所融通资金的投向具有较大的盲目性，风险较大。如果对那些负债率高、资信状况差的企业进行融资后一旦发生经营风险，必将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形成相当规模的金融风险。因此，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相关的制度措施。

（2）建立健全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监控体系。

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银行，他们之所以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被纳入政府监管的体系之中。民间金融机构一定要在国家必要的监控下才能健康发展。政府有责任在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合法、正当保护的同时，对其违法、不正当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和惩罚，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和规范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

（3）引导成熟民间金融组织向中小商业银行转化。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垄断程度过高，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数量太少。因此，应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使得民间金融能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1】曹洪军.窦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对称、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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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广泛存在非正规金融现象，对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以及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探寻农村正规金融的制度缺失与非正规金融具有的经济效应、制度效应入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并指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应是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以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二是以农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转变大体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以农民为主的群众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

中国农村各个领域的改革大都从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开始，逐渐过渡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兴起，并演变成农村金融市场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因未得到现有金融政策和法律支撑而游离于现有金融体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强烈的市场化、自由化、隐形化色彩的体制外金融活动。据陈锡文（2004）研究，中国2.4亿户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左右的农户要获得贷款基本上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温铁军（2001）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24个县41个村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

国内外对非正规金融制度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不多，且大都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发，忽视了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缺失引致了农村金融缺口，而越演越烈的金融缺口则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非正规金融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发挥着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村福利等重要功能。但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对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即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所引发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二、制度变迁相关理论研究

拉坦和速水是最早系统论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总结以往经济学家观点的基础上，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

强大的制度需求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源泉。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提供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而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降低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从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看，在诱致性变迁中，制度需求是主导性的，而制度供给是适应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发现潜在利益并采取行动，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并努力创造条件以降低制度变迁成本，进而使得适当的制度能被供给出来。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都是自动完成的，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它需要人们之间进行自愿的联合行动来完成，但集体行动常常面临高成本壁垒，为此制度供给可能不足。为提高制度供给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资源，“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也就是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时不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参与，反而需要政治力量来促成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能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所有制度供给，诸如市场经济的法律建设，宏观经济调控、教育、交通等社会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体系、明确界定的产权体系等，没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将导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发展，最后影响经济的发展。

诱致性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强制性变迁转化。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推进将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形成市场绩效，为政府提供试点式经验；当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安排成为全社会主流制度安排时，社会的制度构架会发生质的变化，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为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三、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制度性缺失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严重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本应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但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其主要业务仅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信贷服务，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功能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农业银行了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如扶贫贷款与政府贴息贷款等，导致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严重下滑，支农功能不足；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严重弱化，制约了政策性金融资金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贷收缩

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向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经济、高效、精简、合理”的原则，对农村经营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如1999—2001年宁夏共撤并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和营业网点158个，其中县以下占93%。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而剩下的营业网点大多把有限的贷款资金发放给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等国有大型项目，而对急需资金的农业生产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却全面紧缩。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农业银行将农业资金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商业并举，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以获取足够的资金来源及高额回报，使得农村金融市场本来就很少的国有资本变得更为稀缺。

（三）农村信用社垄断性供给的弊端

在国有商业银行功能严重缺位的状况下，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已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中介，在不少贫困地区甚至是惟一的合法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真正需要资金贷款的农户难以得到金融支持。200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同时，农信社长期以来产权主体不明晰，历史包袱沉重，员工素质不高，电子化建设水平低，结算手段落后，服务品种单一，独自面对庞大的农村市场需求，其规模与实力显得十分弱小。

（四）农村邮政储蓄机构，本应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严重的制度缺陷无法有效承担支农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业务单一，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二是通过吸收存款的方式，把大量的农村剩余资金“倒流”到城市，加大了农村金融缺口，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与制度效应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

农村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动及其融资行为具有分散化、规模小、周期长、监控难、风险大等特点，农业的回报率低，正规金融的利润最大化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加之农村人口相对贫困，储蓄不足，大规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缺乏存在的基础，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经营往往无利可图，因此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发生在农村地区。巨大的金融缺口为非正规金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盈利机会。在市场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农村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崛起，有效地填补了我国农村巨大的金融缺口，为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或者经济学家所称的路边交易市场，Curbmarket）融资。

非正规金融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绩效也得到了实证研究。高艳（2007）实证研究发现，1986—2003年，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从促进农民年增收的效率来看，非正规金融要高于正规金融。根据史晋川（2001）的考察，在官方制度下，我国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这表明我国正规金融制度严重不适应现有的经济基础，而非正规金融制度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制度效应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是社会成员间利用我国乡村的各种习俗、惯例或血缘关系，达成的广泛的非正规合约，这一合约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合约、隐含合约的继承上，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由于地缘、人缘和血缘、业缘等原因，非正规金融具有交易各方的信息成本优势，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信用具有很强的甄别能力，能有效避免或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违约行为；农村民间融资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集所需资金。非正规金融由于一般不需要对供给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其融资成本低廉。

非正规金融制度与农村现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促进了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变革。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规金融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农村民间金融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可以说，农村民间金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市场金融交易制度。非正规金融所反映出来的机制优势、信息优势、成本优势、速度优势能大大提升这种制度安排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能力，从而给正规金融组织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迫使政府、正规金融组织对原有的制度安排进行重新思考。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政府如对其进行规范、引导，这将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非正规金融对违约者是一种硬预算约束，违约者的违约不仅会遭受舆论谴责、社会排斥、群体惩罚，还有可能遭受暴力伤害，这大大降低了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Aleem（1993）估计，在他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一般要低于正规金融5％左右。非正规金融在契约执行与治理上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相对于正规金融契约改善了农村经济主体遵守合约、提升信用水平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从而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一）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

我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我国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政策，农村金融制度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促使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而农村正规金融却存在业务相对萎缩，经营不善和农民贷款困难等问题，正规金融供给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已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村金融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和谐产生了获利机会，这种获利机会为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形势的制度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一直蕴含着经济体系内在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和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垄断式控制，导致长期存在且越演越烈的“金融二元结构”，这表现在私人部门经济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等诸多方面。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性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型的制度安排）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它是非均衡的长期发展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矫正”，从而逐渐孕育出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现有农村金融制度集合的补充和完善。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我国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的合理变迁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它具有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既包括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又包括对原有金融制度集合进行变革。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机制的角度看，非正规金融是作为正规金融制度的“边际”而存在的，部分非正规金融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正规金融制度演变。因此，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即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会对现有的正规金融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引发政府对农村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有效变革（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这种对现有金融制度变革本身就是对非正规金融进行批判、继承的过程，即把非正规金融逐渐纳入农村正规金融体系的过程。同时，强制性制度创新可以克服正式制度在诱致性制度创新（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中，因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而产生的制度供给不足。同时，政府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政治统治基础情况对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方式也会有很大影响。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法律供给，政府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演进提供合法化的制度平台，也有利于其正规化、规范化的发展。

总之，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了农村非正规金融，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能推动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逐渐融入农村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变革。其发展逻辑是，农村金融制度的非平衡性，即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促使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了经济发展及其农村金融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推动了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变革。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

六、结论

我国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广泛的非正规金融，从制度变迁来看，它是一种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这对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但是，中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以及农村金融发展绝对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它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进行重新思考。一方面，政府应该对现有的正规金融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以解决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对非正规金融的态度不应该是“默许”，也不是“放任自由”，更不是“压制”，应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引导，赋予其合法地位，从而促使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才是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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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中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综述与对策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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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铁军.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信贷课题主报告[R].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1-6-7.

[7]陈锡文.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4,(1).

篇(3)

【论文摘要】民间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已形成巨大的力量，但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存在市场化程度低等缺陷，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是一种必然，它将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形成两大思路，一种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运用现有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存量规模，对之进行必要整合与功能创新，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当中双重主力作用；另一种观点是要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与农业、农村、农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为农户所乐意接受，这种金融活动更容易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从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由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农民来决定最终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上层建筑。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而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政府主导创新过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导创新决策成本过大的问题。在我国二重结构(1996)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的运行过程直接体现为“官”与“民”的对立。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意图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社会下层。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运作特征体现为，一旦某个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该问题就会立刻进入“解决”的程序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效率要依托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须事事过问，一旦对某件事情“关注”不够，就会导致制度安排严重滞后，同理，政府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其决策也会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临这一问题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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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正规金融信用机制交易成本金融体系

近年来，有关闽、浙、粤三省地下钱庄等非正规金融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有关地下钱庄黑幕的种种文章主要是说明我国近几年打击地下钱庄参与非法洗钱活动。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每年从地下钱庄中被洗掉的黑钱至少达2000亿元人民币，占我国GDP的25%，这个数目是非常的庞大。国家也相应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来遏止地下钱庄等非正规金融的非法交易，比如央行2002年9月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方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方法》。这些非正规的金融机构一部分作为非法的金融机构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按照我们一贯的思维方式，对一切形式的地下经济都应取缔。但监管当局为这些非正规金融的取缔忙碌不已，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生意照样火爆，依然“生机勃勃”。这就不禁让人发问：屡禁不止的非正规金融是否确有其生存理由？是不是我国现行金融制度的不足或缺陷给了他们存在的土壤？是什么机制在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运行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当前我国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深，虽然对非正规金融这一领域国家的监管部门开始实行局部的疏导政策，比如从2002年底开始的温州金融改革，让我们看到了某种迹象。除了浮动利率试点之外，温州金融改革的核心还涉及银行产权改革，即温州商业银行可以吸收民间资本入股，乐清、瑞安两个县级市可以搞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并允许私人参股。但我们还没有完全看到它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及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有一些值得深思的方面。

一、非正规金融的经营形式及其在我国存在的土壤

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活动可以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是指由政府批准成立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即一国的中央银行、政策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典当业等正规金融部门）所进行的交易活动，这部分交易受到政府法律和条例等正规制度的规制。非正规金融是指非法定的金融机构（即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由于非正规金融活动通常未经一国政府批准或未被纳入金融监管进行规制，因此被贬称为“地下金融”或“草根金融”而蒙上了非法的阴影。[1]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正规金融的发展无法满足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和经济组织发展初期的要求，他们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品的增长，而资本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高度稀缺,这种需求的矛盾就产生了相应的非正规金融。因此有有组织的、合法的正规金融和无组织的、非法的非正规金融同时存在所形成的金融二元结构，显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2]俄亥俄学派（OhioSchool）也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非正规金融能够有效地满足当前的短期资金需求；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非正规金融的成本可能更低、工作方式可能更有弹性。此外，一些学者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研究表明，非正规金融不仅在农村很重要，在城市经济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非正规金融不是经济欠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经济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活动。

在进行以下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对非正规金融的讨论范围界定。我们假设非正规金融机构是进行正常的经营，即从事资金借贷、金融中介等服务的民间金融组织。那么这些涉嫌参与地下经济洗钱等非法的、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如地下钱庄等不是我们这里要论述的范围。他们在经营本质上与我国合法的金融机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进行货币的经营组织，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

在我国一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其实有其历史的渊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西出现了“票号”，如日升昌票号是我国首家专营银两汇兑，存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在其经营历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经营管理办法。在经理人员的聘选上也严格，据史料载：“当财东起意经营，聘请经理。由介绍人之说项，或自己注意察治；确实认定此人有谋有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票号经理之职责，则以礼召聘，委以全权。”[3]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这就要求对汇票的书写和防伪等有严格的规定。并且随时掌握全国各地之间的货物流向、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由总号作出资金调度方向的决策，在总号与分号之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业务报告制度。

我国现阶段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主要包括自由借贷、银背和私人钱庄、合会、典当业信用、民间集资、民间贴现和其他民间借贷组织（如金融服务公司、财务服务公司、股份基金会等，90年代大量存在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已经被清理关闭）。近年来，中国民间非正规金融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由过去的隐蔽型转为目前的公开半公开型；二是虽然以本地区为主，但开始出现跨村、跨乡甚至跨省借贷；三是大额借贷比重不断增大，无息借款比重逐渐降低；四是借款用途由消费性贷款向生产经营性贷款转变，即用于加工业、运输业和养殖业等能短期见效的项目增加，而用于传统粮食种植和婚丧嫁娶之类的生活贷款呈现递减趋势；五是借贷手续逐渐规范，纠纷逐渐减少，过去以口头信用约定为主，符合农民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现在随着风险意识的加强，出现了以存单、债券、房地产等抵押、质押的情况；六是非正规金融组织化程度明显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方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出现，有其内在的经济驱动力。这一驱动力就是资金供求矛盾，并且这一矛盾还在不断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我国银行存款利率经过8次下降，加之征收利息税，储蓄存款几乎成了现金保管。人们投资渠道单一，消费需求又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受限，城乡居民手中大量的闲置资金急于寻找比银行存款更高的回报率的出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军研究员几年前曾对浙、闽、粤等地的非正规金融市场作过调查，结果发现那一地区民间资金相当充裕，各种形式的企业民间融资、“地下钱庄”、“标会”等屡禁不止，且呈日益泛滥之势。据他介绍，浙江温州有关单位曾作过统计，在120万人口的温州苍南县，仅有29亿元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2000多元，远远低于全国人均5000元的存款标准。这些大量的资金运作渠道除股市投资民间个人借贷外，大量的钱在“地下”循环，就形成了非正规金融的资金供应来源。[4]第二，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金融安全区以及追求经营利润的考虑，对县级机构的中小贷款客户实行规模控制和授信管理，并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一般要求企业具有2A级以上的信用等级，并且必须提供有效的抵押、质押及保证等信用担保。从1999年开始，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大规模撤并市、县以下基层机构，4年达31000家。[5]即使农业银行是我国商业银行系统中惟一一个面向农村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但在农村个私经济的发展中难以起到大作用。由于门槛太高，农民贷款太难，无法面向农村中分散的个人和小型经济组织。其它金融组织主要是信用合作社本来是一个合作性质的组织，但实际上还是官办的，近来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贷款的门槛和手续同样比较复杂，不是很适应农村个私经济的发展。另外，农村合作基金会也被取消，而多数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率又十分高，资金规模也十分有限，它直接导致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缺乏。

第三，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规模在我国日益发展涨大，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融资困难始终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私营企业主的资金需求特征常常表现为短、频、快，但风险较高，因而很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据1998年的有关统计资料，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仅占贷款余额的38%，即便加上其他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也仅占全部贷款的44%。[6]当然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交易中的成本过高，影响了正常的交易条件下可以得到的贷款或融资。在这种前提下，尽管利率较高，有些非正规金融也有黑势力的背景，私营企业主也不得不选择从地下钱庄等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这样这些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补充地方货币市场供应不足，缓解资金供求矛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我国金融体系在没有满足农村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的金融信贷市场需求，从根本上构成了非正规金融的生存土壤，同时提供了其存在的空间。

二、信用是非正规金融生存的关键

从一般意义上讲，信用包括信任、诚实守信、遵守诺言等内容。但从经济意义上看，它的含义就转化和延伸为以借贷为特征的经济行为，是以还本付息为条件，体现着特定的经济关系。它既区别于一般商品货币交换的价值单方面的暂时让渡或转移。[7]

对信用问题的探讨成为我国近几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话题。良好信用机制的建立是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党的十六大提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持、产权为基础、……，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这表明我国在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方面正下大力气。然而我们上面提到的信用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到许多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是放在一个比较的范围内来讨论的，很难把握，因此存在大量的个人、企业、政府等的信用缺失。然而针对非正规金融来讲，下面我们要说的信用是放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来讨论的。

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大部分是带有地域性的，他们往往以家族的形式出现。信用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是比较稳固的，为什么呢？张维迎教授提出“乡村社会的信用机制”[8]，他解释到乡村人由于居住和活动范围的影响，他们对失信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并且不守信用的信息传递很快，所以人们很少违约。西南财经大学周殿昆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乡村家族关系及家族文化复归，家族信用逐渐复兴。同时，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乡村集体经济的传统社会信用体系衰减，而适应市场经济要的新的社会信用体制尚未建立。从而使现今我国乡村信用环境呈现：社会信用缺失，家族信用强固的特征。家族信用成为现今乡村农民家庭开展生产协作和生活互助的主要依靠。所以地下钱庄在区域内的信用一般都表现的比较良好，这成为它们发展涨大的关键因素。[9]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在抑制契约双方的道德风险方面具有效率，而且违规者还会因遭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的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就越高，并且借款者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所以非正规金融交易中的违约成本高于正规金融活动的违约成本。

经营货币是金融业的表象，而这表象后面隐藏的是“信用”，信用交易才是金融业的经营本质。非正规金融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即让所有存在不偿还贷款倾向的借款人望而却步，也限制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从而促进了社会信用关系的改善和信用体系的建立。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成本与正规金融中介相比较比较低，它减少了许多如契约文书的处理成本、风险确认成本、监督实施成本、搜寻成本及时间成本。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看，非正规金融机构利用与借款人之间的频繁资金往来，可以更了解借款人的信用和收益状况，从而降低风险并减少了搭便车的机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这样非正规金融与我们正规金融机构很大的差别就在于其信用交易的特点更明显。试想存入非正规金融的资金除了因为高利息的诱惑外，资金的安全才是存入者最优先的考虑，在明知是非正规金融的情况下依然存入资金，存入者必然有所恃，那就是通过民间信用的方式形成的信任关系，而非正规金融的经营者也是在种种民间信用关系的制约下贷出款项，甚至根本不需要象正规机构那样复杂的抵押、质押手续，更多的是保证方式。理由很简单，非正规金融的告贷者们如果真有东西质押或者抵押，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向非正规金融求贷，如果他们真的没有太大的资金需求，他们可以通过“抬会”等初级的民间金融方式寻求资金。正是这种民间的信用交易将地下金融组织的效用发挥到最大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非正规金融组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它们才是真正将信用作为生存之本的金融参与者。

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民间信用的方式迅速提供金融服务，而且这种金融服务还是一种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利息可以双方根据市场情况商定，借贷金额可多可少，可以分次贷款也可以一次贷款，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不屑为之的业务。但正是这些业务构成了庞大的地下金融体系，让我们的监管者头疼不已。也正是这种非正规金融体系给我们的“正规军”不屑光顾的群体，带来了他们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归根结底，这样的金融服务在民间是有需求的，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也是这样，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存在自由其道理。但监管者不这么想，地下金融体系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单纯的民间信用在缺乏有效评估的状态下，难免会隐存巨大的道德风险，出现非正规金融卷款消失、超出想象的高利贷、非法洗钱等问题自是难免。

三、非正规金融对我国金融体系发展与完善的思考

1，积极鼓励正常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性，通过一定的程序使非正规金融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并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

面对非正规金融体系这可能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滔天洪水”，我们的监管当局是否应该采取更多的疏导方法，让这些非正规金融机构转为合法的接受监管的民间金融机构，作为合法商业银行的补充，充分满足民间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非正规金融体系的生存自有其道理，即使银行体系发达如美利坚者也难以避免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存在，但太平洋彼岸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可谓真正的“地下金融”，担负的是洗钱、高利贷等地下经济职责，由于牵涉到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故而也难以禁绝。但反观我们的非正规金融体系，许多东西是完全可以合法化的，比如在合理的利率幅度内商定利率的民间借贷，个人合法持有的外汇寻求较高价格的兑换等等，通过一定的市场手段，相信这些金融服务是可以走到阳光下的。一旦可以附条件的转换为合法民间金融，相信大多数地下金融机构还是乐意走向“阳光地带”的，关键是我们的监管当局需要制定一个合理的转换条件以及建立对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相对宽松但绝非纵容的监管环境。至于剩下哪些不愿意接受“收编”的地下金融机构，自然有种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比如与黑社会勾结暴力收贷等行为，对这些不愿意走进“阳光地带”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当然只有毫不留情地打击这个唯一的选择。

非正规金融的业务主要是非法换汇和私自存贷款，当然有关洗钱的业务一些非正规金融也是来者不拒。不可否认，非法换汇实质上也部分承担了洗钱的功能，但非法换汇中也存在外汇来源合法，仅仅为了寻求换取更多人民币的情况，而私自存贷款除了部分利息过高的高利贷贷款外，毕竟大部分还得接受银行利率的调节，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寻求更高的贷款利率，有的甚至没有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三倍这一借贷合法与否的分水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除了洗钱业务，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许多业务从《合同法》或者《民法通则》的角度来看还属于合法的民间合同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最本能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正规金融的行为是合理的，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当然，如果从银行监管的相关法规来看，又是另外一回事。但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契约行为，如果这些非正规金融活动用单纯的契约方式来安排的话，即使监管当局恐怕也难以从法律上界定其是否违法。

2，组建区域性股份制中小金融机构，促进形成大中小分工合理、有序竞争的金融供给格局。

面对日益发展的非正规金融体制，国家也做了采取了一些措施。为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国家已采取了不少有力的措施，如人民银行要求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并提高了中小企业借贷利率的上浮幅度，以鼓励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工作，各大银行也都积极调整信贷结构，采取措施提高中小企业贷款比重。但是，随着中小企业的不断增加和成长，国家金融机构资金储备量的增长仍远远赶不上中小企业贷款需求的增长，并且信贷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愈显突出，贷款也出现增势放缓，有限的信贷资金有趋向运用不够充分的苗头。分析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关键在于国有大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与广大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存在着天然的不匹配。一方面是国有大银行资金实力雄厚，具备为大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纷纷调整市场定位，逐步退出农村市场，以提高其资产质量和经营利润。另一方面是国有大银行为千家万户分散的中小企业发放小额贷款、信息搜寻和办理贷款等管理成本高，风险难防范，再加上其审贷权限上收，远离中小企业，更加剧了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过度依赖企业有效资产抵押和地方政府进行信用担保及有关企业经营情况和信用程度的信息。

笔者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现有的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服务格局下，即使再采取力度更大一些的利率上浮政策措施，来促进加强中小企业信贷工作，收效也不会理想。因为金融企业的行为归根到底是受着其特定的经营规律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支配的。必须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小企业融资特性和要求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发展一批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包括各类中小银行在内的中小金融机构，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才能得到相应的有效服务。

3，开辟多种投资渠道，加强对社会资金投向的引导。

投资渠道少是造成社会富余的闲散资金投向非正规金融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地方资本市场发育不够，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种屈指可数，而非正规金融的风险度又难以把握，只要开辟出几条符合社会资金投资特性和要求、安全性较高的投资渠道，投向非正规金融的一部分资金就会转移出来。根据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努力：一是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或是开展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权转让融资，吸引民间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领域。二是支持一批符合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发行债券，直接向社会融资，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这两个方面有所进展，既可以增加社会资金的投资渠道，又能产生“挤出效应”，使国有商业银行过度集中在基础设施项目和大企业、大集团的部分信贷资金，转向供应给中小企业。三是针对发达地区民间资金相对集中的实际，可考虑在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几个县市，创造条件成立几家民营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实行专家理财和管理，广泛吸收民间资金向投资公司投资，银行也可以根据投资公司资本金多少，在有关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的条件下，给予等额的长期贷款，还可对投资公司所投资的中小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四是加强对民间个人借贷的引导和规范，鼓励初创期和成长期中小企业向亲朋好友借资。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可探索成立民间融资信息中心，为民间借贷提供中介服务，解决民间借贷的信息不对称和手续不规范问题，降低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保护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益。

注释：

[1]郭沛.农村非正规金融：内涵、利率、效率与规模.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usc.cuhk.edu.hk

[2]史晋川等.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温州案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1）

[3]山西票号史料[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598

[4]朱菲娜.“地下钱庄”何时休.中国经济时报[N].2002-05-23

[5]马荣伟.地下钱庄缘何屡禁不绝.国际金融报[N].2003-9-1

[6]刘小玄.中国企业发展报告1990—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曹龙骥.货币银行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81

[8]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上海三联书店.2001：6

[9]周殿昆.中国乡村家族信用复兴及企业发育问题分析.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

参考文献：

1．杜朝运、许文彬.制度变迁背景下非正规金融成因及出路初探.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9（3）

2．何田.地下经济与管制效率：民间信用合法性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2（11）

3．山西票号史料[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刘少波.我国目前的民间信用研究.金融与保险.1999（6）

5．史晋川等.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温州案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1）

6．张建军等（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2002）.从民间借贷到民营金融：产业组织与交易规则.金融研究.2002（10）

7．张军.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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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问题；对策

论文摘要：农村民间金融的规模日益扩大，它的存在，不仅对农村经济也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分析得出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正规金融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日益扩大的需求矛盾成为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本原因。进而分析了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对于经济影响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村民间金融问题要采取疏导结合的方式，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局面，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直接进行金融交易的行为。由于以往这些借贷行为是非法存在的，也被称为“地下金融”。其具体表现有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有的地方也称“邀会”)、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业生产的分散性，“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很难适应和满足“三农”多样化、分散性的金融需求，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了特殊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还未规范化、法制化以及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对农村和社会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1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概况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规模庞大，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换的作用。民间借贷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十分迅速。IFAD(2006)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村的民间借贷金额高达1.2万亿元左右。从2001到2006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大约以19％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全国农村民间金融借贷高达8000-14000亿元，仅浙江东南温州地区就有3000多亿。

2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民间金融繁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正规金融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日益扩人大的需求矛盾成为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本原因。

2.1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涉农机构锐减，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的萎缩。近年来处于自身经营效益的考虑，县域内的国有银行机构大量撤并，尤其是农业银行的减少最为严重。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追求经营利润的考虑，对县级机构的中小贷款客户实行规模控制和授权授信管理，并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客观限制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加剧了资金供应的紧张程度。此外，随着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一些乡镇实施撒并，这些乡镇的信用社及农业银行营业所也发生了变动。据资料显示，2005年，湖南郴州市各金融机构共撤并县域及农村地区营业网点35个，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撤并26个，信用社撤并9个。随着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的收缩，其信贷业务开始向中心城市集中，原有的信贷、结算、代收、代付性业务的急剧减少，县域网点逐渐演变成了“多功能储蓄所”。久而久之，这些金融机构市场占有率下降，而且，已有的功能日益不复存在，其最终必将退出县域这块土地。

2.2现有的农村金融部门实力不强，经营效率低下，很难满足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要。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中，以支持“三农”为己任的农村信用社由于产权不清、管理监督机制不畅，市场地位不断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民间金融纰织的存在必定会使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体系流出，形成一个体制外的金融市场。从而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行和宏观调控的实施。如当政府对经济过热实施以紧缩货币政策时，往往政府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倒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对紧缩的经济领域给予信贷支持，经济难以“软着陆”，从而抵消掉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

2.3金融自身的缺陷导致其有一定的危害。一是某些民间借贷活动在很大程度形成了孕育“地下经济”的温床。在一些地方，民间金融机构成为非法外汇交易、洗黑钱和集资诈骗的主要载体。二是高利贷现象的存在，加大了资金使用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三是民间金融安全性较低，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除了面对一般金融机构共同面对的市场风险外，民间金融机构还要承担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产生的非市场风险。于是由民间金融引发的纠纷，往往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为了确保资金的回收，不少地下金融组织都雇有专门的追债队伍，其追债人员一般都是横行当地的霸道者，有的甚至是当地黑恶势力的成员。一但发生债务拖欠和纠纷，追债人员就会实行暴力追债，往往酿成社会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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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户；融资渠道；正式金融支持 ；投资规模

一、文献综述

农户徘徊在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之间的现象，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曹力群（2001）[1]、周天芸和李杰（2005）[2]等人的研究发现，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发放生产经营性小规模短期贷款，而非正规金融贷款机制比较灵活，通常没有抵押和担保、期限灵活、程序简单，主要是以农户的偿还能力作为放贷依据，因此，农户普遍偏爱非正规金融。[3] 如此看来，农户在选择金融机构贷款时最关心的是能否借到钱，其次才是借款的成本；农户借款成本不仅包括利率等名义上的财务成本，还包括借贷数量额度、借贷附加条件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比财务成本更能影响农户的融资行为。

二、理论分析

在正式金融市场上，典型的银行是一个风险厌恶型金融机构，因此，那些收入不稳定、靠天吃饭而且没有担保和抵押的农户是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的。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态度可以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

（1）搜寻成本。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资格审查严格，包括申请人身份、家庭情况、工作单位、个人信用以及还款能力。然而，农民没有固定工作单位，银行要想查清农民客户有几亩地、几间房就必须去农村实地考察，这样就比较困难，需要较高的搜寻成本。

（2）监督成本。即银行在农户贷款使用过程中的监督行为。如果银行发现资金使用超出规定范围，违反了信贷协议，则马上终止信贷协议。但是，农户的空间分布极为分散，投资项目的空间分布也同样呈现出极度分散的特征，这显然是会增加银行的监督成本的。

（3）违约成本。如果贷款申请人一旦投资失败，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则冻结抵押品，对申请人实施破产清算；如果贷款申请人投资成功却不按规定偿还贷款，则银行可以向法院，请求采取强制措施收复贷款。然而，银行最终必须面临的现实是，很多农户一贫如洗，强制执行的结果终究是差强人意的，不但成本高昂，而且所获无几。

三、实证分析

3、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论文的调查地为河北省清河县，总共发放200份问卷调查，并收回200份合格的调查问卷。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首先提问被调查者是否有借钱或贷款经历，来甄别这份问卷是否对研究问题有效。然后考虑到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规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资规模、还款期限都会影响农户的融资方式，所以一一进行了提问。

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方程一中，CB（家庭年生活成本）系数为2.18，RK（家庭人口规模）系数为1.55，这两个系数均为正，说明家庭人口越多、生活成本越高农户越倾向于正式借款途径。因为人口越多和生活成本就越高，也就说明该家庭劳动力资源充足，将来创造的收入多，还款能力强，符合中国"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另一方面，这样的家庭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然是亲朋好友的一个负担，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寻求正式金融支持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SR（家庭年收入）系数为0.02，该系数为正，但是比较小，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容易取得正式金融支持。从银行的角度分析，家庭的年收入越多就越有取得正式贷款的机会，因为银行时常着眼于农户未来的还款能力。另一方面，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如果家庭的收入尚可支撑日常花销，就不会寻求贷款，而且在中国量入为出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情况下不会向银行贷款，所以系数显著性不是太高。

JY（户主受教育程度）系数为1.22，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成功获取正式金融的支持。因为文化水平越高，往往收入越高，就越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往往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的认识越深，更清楚非法借贷的危害，所以就更倾向于正式借款途径。

NL（户主年龄）系数为-0.01，说明户主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调查问卷中户主的平均年龄是38.64岁，即多为青壮年。因为农民年龄越大，干的农活越少，收入越低，越难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而且老年农民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银行贷款流程和必要条件，当他们有资金需求时，多会采取向亲戚朋友借钱这种非正式金融渠道。

QX（还款期限）系数为-0.02，说明还款期限越长就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因为银行往往有严格的还款期限，如果不能及时还款付息，就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农民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很难确保在一定期限内归还贷款。

XB（户主性别）系数为-4.62，说明男户主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由于调查问卷由户主作答，而在农村户主多为男性，而且男性与社会接触多，更清楚银行等正式金融机构门槛高，在没有担保或抵押的情况下难以取得贷款，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门槛低、要求少的民间借贷方式。

TZ（家庭投资规模）系数为-4.12，说明家庭投资支出越多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农户多投资于购买农作物种子或购买农具，这笔资金比较大，投资回收的周期长，所以农民在没有担保或抵押的情况下很难从银行或其他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四、研究结论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二元选择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规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资规模都会影响农户的融资方式。其中家庭生活成本、人口规模、年收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是正影响；户主的年龄性别、还款期限和家庭投资规模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是负影响。尤其是当家庭投资规模越大时，风险就越高，随着投资数额的增大，户主就越难获得正式金融支持。究其原因，农民没有固定收入，没有银行认可的抵押品。而且交际范围窄，一般农民不认识能够被银行认可的担保人。因此，当农户投资规模较大，贷款金额较多时，由于不能提供符合银行要求的担保人和抵押品，往往不得不寻求于非正式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曹力群.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户借贷行为研究[J].中国农村研究，2001，（2）.

[2]周天芸，李杰.农户借贷行为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5，（11）.

篇(7)

论文摘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问题，认为有限理性与政府行为，机会主义与正规金融部门的行为，资产专用性与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是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提出应从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等改进中国融资制度绩效。

论文关键词：融资交易成本有限理性制度创新

1984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力量控制着金融资源，计划行政目标决定了信贷资金的构成和分配方式，金融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业不必担心融资难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非国有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并未得到体现，一方面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行政力量控制金融资源的现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民间资本难以流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制，剪断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脐带”关系，国有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要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融资制度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融资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资本动员，为经济提供持续的资本供给；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有效的融资制度是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创新融资制度成为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关键。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储蓄率居高不下，超过16万亿(2007年最新统计)，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并不是缺少资本，重要的是缺少一种有效的融资制度。

一、融资制度创新的障碍分析

1．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制约

戴维斯和诺斯(DavisLanceE．andNorth，DouglassC．，1971)对制度创新作了系统的论述J：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与技术创新有某种相似性，即技术创新是采用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制度创新往往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新发明的结果。和技术创新一样，只有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成为可能。制度创新成本成为决定制度创新的主导因素。

从融资制度创新发展来分，制度变迁成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认知成本，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存的社会形态、封闭的传统与僵化的意识牢固粘合的文化形态。这种体制与观念影响和束缚着制度变迁，要对新的制度进行认识、觉察与比较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制度变迁容易发生在大规模的战争、经济萧条或动乱中，但是在中国这样很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福利状况不断改进的社会发生制度变迁，政府的认知成本是长期的而且是很高的。第二，制度设计成本，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在政治力量与资源配置上处于优势地位，成为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在制度设计和安排时，“搭便车”是制度变迁固有的行为，政府往往会复制或照搬其他先进国家的制度，但是，制度往往有一定的适用性，失去了一定的具体环境，制度就失去了原来的效率；况且一项制度实施是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牵涉到政府主体利益得失，政府受个人理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歪曲制度供求关系，这说明融资制度创新有很高的设计成本。第三，制度实施成本，任何制度的实施都受到参与者意愿的约束，制度变迁牵涉到利益的重新调整，当政府进行强制性变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强制时，地方和下属往往就修正上级的制度供给来使这种制度更适合自己利益最大化，修正上级安排的方法有：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等。从这一方面看，融资制度有很高的实施成本。

2．政府行为受有限理性的制约

有限理性是Arrow(1951)最初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根据North(1971)的观点”。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由于中国企业数目较多(大小企业总共有1000多万个)，每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信誉等级、财务管理水平等千差万别，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源分散；况且，每个企业不可能将自己所有的真实信息完全透露出来，一般来说，在财务报表上或其他方式公开的资料是经过企业自己筛选过的，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所掌握企业的信息少于企业实际的情况；二是政府的选择受限于有限的决策技巧，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时解决方案单一，不能考虑所有企业的情况，融资问题依然难于解决。政府经过各种途径可掌握企业一定的真实信息，但企业的内部信息是不可能掌握的，政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只知道企业融资难，中央政府想极力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于是颁布法律，出台政策和文件扶持企业融资，但是也未必能真正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分别从改进金融服务、调整信贷结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扶持。特别是1999年的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是中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正式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的标志，这一法律具有强指导性、针对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后来又出台了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等来提高中小企业的地位，促进企业融资，但从近年实施效果来看，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依然未变。因此，政府的有限理制约融资制度创新。

3．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受机会主义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假定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它是指人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意思是，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机会主义动机或行为往往与冒风险、寻找机遇、创新等现象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如机会主义有时把自己的成本或费用转嫁给别人，从而对他人造成伤害。表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上主要是利益诱导而阻碍融资制度创新，比如明明知道给国企贷款坏账率高，但贷款还是明显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将一些效益好、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挡在门外。根据Rajanh和Zingales的利益集团理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发展呈现差异的内在原因。制度的创新表现为利益的重新瓜分，正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银行体系、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创新的原因主要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正规金融机构仍然是一种政府直接控制和国有银行垄断的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改革20多年来，经济市场化虽然有很大改进，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仍然只有市场主体的名分，而没有市场约束和行为能力，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下运作，在信贷市场上，由于借债可以不还，也可以赖账，还可以核销和转移，市场机制不能反映资金需求价格，风险得不到补偿，因而高风险和低风险资金的价格不能有效区分开来，从人性来分析，没有人会承担制度变迁的风险，因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有政府的担保和授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特定的国企贷款大开绿灯，甚至争相放贷，对其他国有企业也不会拒绝，其行为约束不是源于主体本身，而是来自外部。在证券市场上，利率没有成为资金供求变化的传导和调节机制，特别是当资产收益率大大高于产品收益率和利率的时候，负盈不负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必然会利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通渠道。正是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缺乏对整个经济环境的思考和分析，不愿意承担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风险，因此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阻碍融资制度创新。

4．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行为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的专用性是指资源在用于特定的用途之后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这种性质在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用途中程度不同0资产的专用性有强弱之分，资产专用性越强的资产转移到其他用途的成本越高。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中国正规金融机构基本上控制着企业的融资，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排斥在整个企业融资之外，在这种制裁环境中，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迫将资产转移到其他领域，比如地下金融、黑色钱庄等经济的体外循环，形成了很强的专用性，现在若想将这些资本重新积聚，成本非常之高。加之在金融活动领域，政府的行政控制和直接干预相当强大，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生活仍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有时随意关闭民间信用机构，政府信用的不可预期性为这些资本进入企业融资设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使非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主体不敢轻举妄动，民间信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由资产的专用性导致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阻碍了融资制度创新。

二、融资制度创新的对策

1．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

市场是依靠价格机制自我实现供需平衡调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而计划则能纠正市场失灵，起战略调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计划被用过火了，往往将行政力量普遍运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干预不应该干预的领域，造成资源配置关系扭曲，价格机制失灵，市场经济中计划在唱主角，颠倒了市场与政府的主导关系，政府对许多资源的过度垄断和政府的不恰当战略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劳动富余的国家，但解放后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点扶持资本密集型企业，将有限的资本投资于国有企业，为了降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而扶持的国有企业恰恰又是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组织，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行业的利益，进一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因此，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扭曲资源配置关系，阻碍了中国融资制度的创新。所以，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划定政府的边界，消除由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造成的影响，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其纠正与协调、战略与前瞻的优势，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好二者的位置，让二者的互补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成为顺利实现融资制度创新之必要。

2．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换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嘲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在改革理论和政策研讨中出现了“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的争论，“循序渐进”即改革政策B应当在改革A完成以后才能实行，B体制的实现以A体制的实现为前提条件。它可以图示为：循序渐进：A—B—c；“平行推进”理论认为，改革政策应该尽可能多地开放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无须等体制改好了一个再改另一个。

前者的优点在于它对一种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的重视，确认了一种体制的有效性与其他体制之间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但是这是在政府充分理性这一假设条件下的，它忽视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现实条件，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些国家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过早地开放资本帐户，导致大量游资进入国内进行投资，但是一旦金融预期下降，“游资”抽走，发生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早熟的现象，循序渐进改革在政府有限理性的现实下很容易选择错误的路径。后者避免了前者中“过激”或“早熟”的现象，也考虑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假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矛盾，但是事物发展也是事物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发展有先有后，正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一样，金融市场只能最后才开放，利率市场化也只能逐步放开。因此，平行推进理论也并非融资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j，事物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不是简简单单的按照人为的“循序渐进”或“平行推进”等固定的路径前进，事物的发展有其正常的步骤，只有各体制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才是事物成长规律，而相互阻碍和不遵守规律的发展不是事物的进步，中国推进改革也只有在适当的时间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得认真观察融资制度创新的规律，总结其发展的客观事实，走最适合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路径，最大效率地推进制度创新。

3．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