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成本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教育成本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超级秘书网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四、结论与展望

篇(2)

【关键词】就业市场；学历倒挂

一、引言

自2005年研究生报考人数首破百万以来，研究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一方面，近年来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国内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毕业生为了逃避激烈的竞争，纷纷加入考研大军，推迟就业时间。另一方面，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近十年内迅速扩张。自2009年开始，研究生首次就业率低于本科生，学历与首次就业率倒挂现象已经呈现。该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学者从教育、社会等角度来解释学历倒挂现象。本文意在使用Spence教育信号模型，站在经济学的视角，使用“混同均衡”的结论解释学历倒挂现象。

二、学历倒挂的原因

（1）学历信号弱化。在Spence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应聘者知道自己的能力而招聘者不知。如果不存在其他可辨别的信息，招聘者则只愿支付平均工资水平，那么高能力者就存在被低能力者“逐出”就业市场的可能。获得学历越容易使得低能力应聘者受教育成本减小，低能力者就存在与高能力者受同等教育的可能性。目前，我国高校的硕博士点都在不断的增加，其中不乏混杂了一些办学能力差的高校。盲目扩招的结果使得高学历群体迅速膨胀，而质量却无法保证，因此出现就业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2）研究生薪酬期望过高。当就业市场出现混同均衡时，如果高学历者不能降低薪酬预期，则面临失业危险。本科生选择升学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获得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职位。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不但有经济投入，还有时间投入，因此在毕业时更可能比本科生所要求的薪酬更高。而大部分企业只愿意支付市场工资水平，无法满足高期望的毕业生需求。

（3）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时，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呈正比，因此教育对薪资的促进作用较小。然而教育本身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高学历人才在接受更高的教育后会预期一个较高的薪资水平以此收回成本，当其实际劳动生产率较低时，企业并不会给予更高的薪资，由此可能引发失业。

三、结论

（一）对高校毕业生的启示

（1）科学制定职业规划，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初次就业市场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目前高等教育的培养方式与社会需求脱节，重理论轻实践，使得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差，企业重新培训成本较高。在校期间，学生不应唯书本论，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所学付诸所用，在实践中获得新知识。这不仅对学生个人是一种工作经历和人生磨砺，而且可以减轻初次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2）谨慎寻找新“信号”。近年来“考证热”已经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当学历信号开始减弱的时候，在校生希望寻找新“信号”以“显示”自身实力。笔者认为，在校期间，学生应该科学地做好职业规划，初步定位职业方向，搜寻相关证书的信息，以确保所考证书能准确传递信息，避免盲目考证以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二）对高等院校的启示

（1）合理控制取才难度，强化学历信号。高校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和申报“硕士点”、“博士点”显然存在“办学政绩”和争夺国家教育资源的因素。研究生教育的“揠苗助长”一直为社会舆论所诟病，这直接导致研究生学历信号的弱化。笔者认为，短期内遏制研究生扩招趋势并不现实，高校可以在招生时控制测试难度、防止滥竽充数，在科研成果、毕业论文上严格把关，建立问责、追责机制。

（2）改善自身办学质量，注重品牌效应。高校应该提高自身师资力量，改善办学质量，着眼长远提升科研质量。高校的科研应注重与社会实践、产业需求相结合，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谋求教学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另外，高校应该注重自身的品牌效应。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品牌实际上就是一种差异化，高校的校名实际上就是自身的“招牌”。尤其是名牌高校更应重视“品牌建设”，从招生到办学秉承严谨的学风，以此区分一般高校，强化自身学历信号。高校的品牌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对政府的启示

（1）严格控制招生规模，重新评估办学资质。在配套教育资源并未同步增长而盲目扩招时，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学历信号逐渐弱化，学历迅速贬值，曾经“天之骄子”的光环一去不复返。一些办学条件一般的高校趁势扩大规模，鱼目混珠，使得高校毕业生平均水平下降，就业市场趋向于“柠檬市场”。政府的初衷是普及高等教育，然而现实与初衷南辕北辙，扩招使得部分学生接受了过度教育，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增大了企业重新筛选人才的成本，反而不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就业。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当重新思考高等教育政策，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审慎评估高校的招生资格，对于办学条件差的专业，应当取消其招生资格。

（2）鼓励高校科研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目前，高校的科研创新是产学研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鼓励科研创新可以促进三者紧密结合、共同发展。高校科研创新为学生提供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机会，不仅让高校自身获益，也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减少在就业中理论也实际工作严重脱节的现象；另外，也培养了部分学生企业家才能。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政府应当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机制。

（3）鼓励高层次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就业。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目前依然是高校毕业生主要就业区域。笔者认为，政府鼓励人才到欠发达地区就业不仅需要制度上的保证，也需要经济上的鼓励，政府单纯靠道德呼吁、政治号召而不给予经济上的激励，很难实现高层次人才就业地转移。

参考文献：

[1]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488500

[2]Spence A M. Job Market Signal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87：335374

[3]汤宏波.高学历“追逐症”与事业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研究，2006（1）：113119

[4]韩松，蔡健.就业市场教育信号的：基于Spence模型的扩展[J].教育学术月刊，2012（5）：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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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体育；素质教育；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0-0095-02

一、前言

高校体育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健身性、娱乐性、竞技性、文化性、科技性、交流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在高等教育中担当重要角色。体育文化由于其与活动的民族性、时代性、社会性、差异性、继承性特征，使其成为素质教育的载体，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对体育在高校素质教育中作用的认识不深刻，使体育的功能不能完全显现。为此，本文对体育在对素质教育中的意义进行具体阐述，使体育成为素质教育的载体，发挥其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与研究相关的书籍资料，理解和掌握素质教育的意义，同时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全文数据库，并对部分核心期刊以及优秀硕博论文等较高价值的论文进行了分类整理、研读与分析，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专家访谈法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积极把握全国会议与竞赛的契机，对天津体育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十多位专家进行访谈，访谈对象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高校体育部门领导或体育教师，访谈内容为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影响高校体育发展因素等问题，为本论文的写作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支撑作用。

（三）逻辑分析法

采用比较、归纳、演绎等逻辑分析方法系统地分析素质教育的内涵以及高校体育对素质教育的作用。

三、高校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一）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是构建高校和谐校园文化的首要目标。健康的体魄是大学生为社会服务的前提保障，也是素质教育的基础指标之一。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学生认为体育锻炼能够提高个人身体素（见表1）。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的意义非同寻常。体育最本质的功能是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因此，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体育可以改善大学生的情绪状态。大学生心情郁闷时积极参加运动能有效宣泄坏心情，使遭受挫折后产生的冲动被淡化或转移。体育还可以使大学生建立良好的自我概念，学生可在竞争过程使自己的价值被认可；此外，坚持体育锻炼可使体格强健、精力充沛，这些都是大学生建立良好的自我概念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84.38%的学生认为体育活动时有展示自我的机会（见表1）。体育还可以锻炼大学生的意志品质。大学生锻炼时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也就是锻炼意志品质的过程。另外，通过体育锻炼可以使大学生的不良情绪得到适当的宣泄，进而减缓或消除这些心理疾病。

（三）促使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随着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其在完成本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需要不断地增加专业相关或者是自己感兴趣领域的知识，学习压力较大，容易疲劳，而不正确的休息方式会严重影响其体质健康。目前，大学生的休息方式除了睡眠以外，多是采用看微信、QQ、微博或玩游戏，课余时间大多被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等电子产品占用。调查显示，有83.73%和70.07%的同学的课余时间被手机和电脑占用，而参加体育活动的同学仅占29.50%（见表2）。网络活动非但不能使大脑得到有效的休息，相反由于久坐、静止会导致气血不通，使学生逐渐进入亚健康状态。体育锻炼其实是一种有效的休息方式，在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或者相关活动的时候，可以调动全身各个器官，促进新陈代谢，使大脑得到积极的休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还可以促进大脑的开发，使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过程更加集中，促进神经系统功能的增强，有助于智力的发展和提高。因此，参加体育运动是积极的休息，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仅仅局限在娱乐与健身上，娱乐是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占调查总数的78.52%（见表3）。这说明学生对于体育竞赛活动的作用认识不到位。需要引导学生有规律地参加体育活动与锻炼，提高学生对体育的认识，以发挥其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四）培养学生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

体育过程本身就是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人们在体育比赛活动中扮演着对手、队友、教练等不同的角色，在体育活动中学会面对不同关系带来的各种问题，在处理问题中成长。体育运动还可以使大学生正确的认识自我，他们在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提高的过程中增强自信、提高自尊，在困难与挫折中不断适应与成长，在团队合作、分享成果时体现自身的价值。另外，由于体育运动的集体性和公开性，能促进学生形成融洽、团结的良好的人际关系。

（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之一。因此，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更有助于和谐校园文化的发展。大学生经常参加体育竞赛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体育本身是交叉学科，在体育实践过程中，除了要掌握必要的体育技能外，还需要学生掌握一定的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大学生在体育实践过程的周期短，很快验证实践方法是否有效。例如，学生为了参加体育竞赛活动需要主动学习相关的技术、技能，准备得心应手的器材，设计相应的战术等。这一系列的行为是否正确或有效很快就能在竞赛活动中得到验证；学生会根据竞赛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对先前的计划进行修改。这样反复的过程即体育实践的过程，会使学生了解到实际发生的问题不可能与理论设计的完全一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才能实现最初的目标。

（六）培养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是指为了有效地实现目标而灵活的将各种力量组织协调起来的能力，包括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和合理用人等。组织管理能力是一个人的知识、素质等基础条件的外在综合表现，也是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工作往往需要多方面的协作才能完成，因此，大学生需要主动锻炼，尽快地认识到组织管理能力的重要性，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组织的管理者，承担着一定的组织管理任务。大学生在校内每次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时，自身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而且在活动中需要不断地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并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提高。

（七）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大学是人们步入社会前的关键阶段，大学生需做足各方面的准备以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大学生经常参加各种体育赛事、活动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可以使学生明白角色的重要性。大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时，需要不断改变自己的角色，完成不同的任务来壮大自己的团队，这可以使他们认识到个体角色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可贵。其次，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可以使学生深入理解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培养人勇敢顽强、坚持不懈的作风和机智灵活、沉着果断的品质。最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可以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学生想要参加体育竞赛或者体育活动也必须在遵守相应规则的前提下。因此，学生经常参加各类的体育活动就会使自己遵纪守法的意识逐渐提高，并将这种意识迁移到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八）提高学生整体的道德素质

体育以其公平、公正、公开的精神对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产生深刻的影响。大学生在参加体育竞赛活动时，对胜负的态度、对对手的尊重、对教练员的尊敬、对队友的鼓励、对裁判的服从、对观众的致谢等一系列的行为都标志着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也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起到正确的导向性作用。体育活动可以使学生们充分体会到分工合作、团结友爱的意义，使彼此之间增加认同感与归属感；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格言可以使学生明白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重要性。这正是体育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等特点的集中体现。

四、结论

篇(4)

关键词：占位。扩招；教育投资；管理

每个大学生都是经历过高考洗礼的人，相信三年的高中生活至今还历历在目：固定的教室、固定的座位、固定的前后桌，还有桌上那固定的高高的教科书。高中生活已经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与此同时大学生活也是值得留恋的，除了那些历久弥新的友情、风花雪月的爱情、意气风发的岁月之外，自习室的生活也将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弥留在心际。走进大学之后，再也没有人整天地督促你学习，学习成了一件自己的事情。自习室则是一个自主学习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从自习室可以窥见一个学校的学风。

一、现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我国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从1998年的630万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340.87万人，成人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282.22万)扩大至2010年的3000万，而大部分学校的校舍、教室等教学基本设施的规模还是按照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在校生的规模建成的。因此办学条件的不足已成为扩招后高校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高中不同的的是多数高校的学生从大一入学后就没有固定的教室，实施“流动教室”的管理方法。

因此高校自习室座位供不应求的现象也日益突出，于是就出现抢座、占座的现象。在高校，自习室素有“兵家必争之地”之称，学生在自习室抢占座位的现象已屡见不鲜。同时各大高校对自习室的管理规定中，一般都有“不准用书本等物品占座，离开时应将物品带走，自习室管理人员每天要清理存放在室内的物品，不负责保管”等之类的规定，但仍然有很多学生就是“以身试法”，怎么也不愿带走用于占位的物品，宁愿冒着丢失物品的危险，目的就想拥有一个自习座位。目前也都大量的资料就大学生的占座问题展开了论述。很多文章认为部分大学生利己心太重，纪律观念淡薄，而且常常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很少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同时很多文章中都抨击这些学生纪律观念淡薄，自觉性或自制能力差，在没有工作人员监督或监督不严时，就随便占座，不愿受规章制度的约束。个人认为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同时也是偏激的，大学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自身素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然不排除少数学生为了找个一劳永逸的好的学习环境，随便占位的同时又很少自习，给学校资源造成了浪费，但是这部分人还是极少数的。

二、原因分析

作为一名研究生自己四年大学的身心体会再加上在各大高校的调查，对学生占座问题进行了综合的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原因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少部分学生自身素质低，纪律观念淡薄，常常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很少考虑其他人的利益，不愿接受规章制度的约束。但是这只是少部分人，这也不是造成大学生占位现象的主要原因。

2.原因二，由于学校扩招，校舍资源紧缺。高校资金不足，在短期内扩建速度远远跟不上扩招的需要，许多学校不再设置固定教室，取而代之的是流动教室，各班轮流使用。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节约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但却为学生上自习带来了麻烦，同学在课余时间如果想上自习就必须挨个教室找空位。这种供需矛盾使占座现象应运而生，而且愈演愈烈。

3.另外，高校的自习室管理跟不上。管理措施实行力度不够，没有进行连续的监督和管理；有些高校管理方法，缺乏科学性。如：现在大部分学校虽然导致学校网站上公布了大课表，但是大课表过于繁琐，学生不可能每个人都把大课表打印出来，上自习前查询哪个教室哪个时间短无课，有时可能花费将近半个小时，都找不一个空教室上自习。另外有的教室桌凳损坏，有点教室光线较弱，或有的管理员为方便管理关闭部分自习室。从而间接的导致占座现象泛滥。

4.中国在教育投资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据分析可得报表：

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与不发达的印度相比，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其后。

三、场景再现

作为一名大学生你肯定会遇到过这样类似的经历：

情景一：苦苦寻找自习室时，推开一个教室的门，发现有老师在上课，此时全班学生都注视着你，你只能尴尬的退出教室，在此过程中开门关门的声音必定会影响到教室中上课的师生。情景二：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一个自习室，没坐十分钟，就从外边呼呼来了一帮学生，通知你下节这教室有课，这时的你只能将做了一半的题放下，收拾书包，重新踏上寻找自习室的路程。

寻找自习室的尴尬和痛苦相信每个大学生都深有体会，经常找到一个自习室就要花费十几分钟甚至是二十几分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热情，降低了学习的动力。

四、现在高校中颇受争议的解决办法

近几年高校为了应对自习室缺乏问题，实施了各项措施，其中一些也迫使争议。2002年4月22日，《燕赵都市报》登文，题为《考研自习室30元一位――有关部门称高校图书馆座位收费欠妥》。该文说：河北某高校图书馆为大三以上准备考研的学生设立考研复习室，每人每学年收费30元，且购买者异常踊跃，甚至出现了30元买进座位号50元卖出的“黑市交易”。该馆领导还准备将收取的一万多元“考研专座”管理费用于再开辟新的考研自习室，以满足学生之需。但随后又发表了有关领导部门的意见，认为此举欠妥，且不久被取消。2002年第三期《大学图书馆学报》以题为“高校图书馆设立考研收费专座引争议”为题进行了摘转，但将“欠妥”改为了“争议”。可见此举的好坏有待商榷。陆续又有多所学校对自习室实行收费管理方式。现在法律对于这部分内容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大部分专家学者和学生认为，教室是高校最基本的教学资源，学生缴纳了学费，就应当有使用学校教学资源的权利。教室资源紧张，学校应当通过新增教室以及合理调配资源来缓解，而设立付费自习室无疑给学生增加了额外负担。学校对自习室进行收费的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学生使用学校公共设施的费用应当都包含在学费里，这其中最基本的，就包括使用教室和图书馆的费用。学校设立收费自习室虽然谈不上违法，但是却违背了学校对学生的承诺。

五、相关建议

如何解决解决大学生占座现象?如何解决找自习室难的问

题?根据在山东和大连高校的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教育投入是我们能够提升教育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在经费投入方面我们首先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总量，提高人生均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加强教育经费投入的强度，争取到202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达到7.2％，公共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到20％，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5％。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投入是多元化的，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社会投入占的比例很大。因此中国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对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投入，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从整体上提高教育投入，使中国的教育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更加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外可建立专门的自习楼，在全国的高校中，有的早已设有大学生自习室，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这些学校自习室多，简洁明亮宽敞，设施齐全，拥有浓厚的学习氛围。

2.针对部分自身素质较低的同学，应该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构建文明自习，摒弃不良占座行为，及时加强对学生的纪律教育，使学生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3.完善学校的管理制度，学校应该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严禁占座，加强管理，如发现站作者，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严格处理。

4.据调查，很多高校在教学楼的一楼设有多媒体广告牌，提示重要事件。在这广告牌上可以动态的播放本日内具体时间段内无课的教室，这样寻找自习室的学生只需要在广告牌前站一分钟就可看清楚空闲的教室，直奔目标，节省时间。

5.提高学校的服务管理机制，如在各教室门口安放指示灯，具体做法是将指示灯放在教室门口，按钮放在教室门内，上课的老师进入教室按一下指示灯，寻找自习室的同学经过此教室一眼就可以看清楚教室是否上课，作为老师也可以安心上课，不用担心讲到激情澎湃时有人突然破门而入，将课程打断，下课后，老师可再按下指示灯，提醒同学此教室已经无课。同时作为一个小巧的指示灯，价格便宜，便于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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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困境；对策

据统计，2004年，我国普通高中招生85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30万人，两类教育招生相差约300万人。在2005年6月14日召开的全国县级职教中心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未来的几年内，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将维持在850万人左右，主要任务将转到提高质量上来；从2005年开始，中等职业教育每年要扩大招生100万人；经过两到三年的努力，实现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努力形成高中阶段两类教育协调发展的局面。

对于中等职业教育这300万人的增量，解决问题的重点在农村。目前，全国已有1.4亿农民进城务工，还有1.5亿农民需要转移，无论是向非农业产业转移还是向城镇转移就业，农民群众都必须接受一定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的大发展迫在眉睫。

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

（一）我国的基本国情

2001年，中国总人口127627万人，乡村总人口93383万人，占总人口的73.2%，其中生活在农村者79563万人，占62.3％，另有13820万人生活在城镇。中国人口9亿以上是农民，实际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国家。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据测算，至少在40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

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最艰巨的任务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解决致富问题。而农民致富的关键，就在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顺利就业和农业劳动者各方面素质的提高。

（二）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

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因为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而回到家乡。一些中小学毕业生因为缺乏生活技能，进城打工无门，搞二、三产业无路，只好在家里闲着，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

但与众多农村孩子“无学可上”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多农村职业学校“等米下锅”。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德元指出，与现在农村劳动力80%以上没有经过任何技能培训形成鲜明反差的是，80%以上的职业学校正面临生存危机。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一）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

职业技术人才的严重缺失和职校生源的校度匮乏。目前，我国技术工人总量求大于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公布的2005年二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报告显示。我国制造业用人需求比上年上升6.2%，各类技术人才明显供不应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技校的招生不容乐观。许多学校每年暑假都要派出招生教师到学生家里做工作，甚至开专车接学生和家长到学校参观，先考察后报名，但仍有很多学生和家长表示没有兴趣。为完成招生计划，不少学校还出台了奖励政策，但就读学生依然很少。

职业技术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师资建设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基础设施跟不上，许多农村职业学校缺乏必要的教学生产实习基地，农业优质品种的开发、试验、示范和推广等教学活动难以开展，教室里讲养猪、黑板上搞科研的现象比比皆是。师资队伍总体水平不高，职业高中年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44.3％;专业师资严重缺乏，大多数专业教师从学校毕业直接到职业学校任教，没有实践经验，而一些老的专业教师又无法适应新专业的教学要求，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农村职业学位的毕业生就业难农村职业学校普遍成立毕业生就业专门机构，通过联合办学，与用人单位签订安置协议等办法，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但效果并不理想。据某职高对本校毕业生400人进行走访调查，专业定向教育从业率，农学、水产、财会的对口从业率分别为19.70％、7.07％、8.30％。从毕业生就业分布情况看，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回乡务农、创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农民基本上是“种田管温饱，致富往外跑”，职业学校许多毕业生走上州出务工经商的路子，用非所学。

科技培训开展难。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教育部把农村教育工作的“两基”，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重中之重”。各个乡镇均兴办了乡镇化技术学校，各地大力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开展乡、村两级应用技术培训，对普及农村科技知识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随着“两基”目标的实现，目前扫除剩余青壮年文盲和脱盲巩固提高工作基本停顿，大规模的应用技术培训也无人组织，不少乡镇化技术学校已改作他用，教育资源严重流失。

（二）我国职业教育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人们重视普通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职业技术学校被视为二流学校。许多家长都不愿送自己的孩子进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应试教育传统使许多教师、家长把与考试、分数无关的都归为不务正业，这就使许多学生鄙视职业教育。

“两高”扩招的影响。近两年来，国家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即通常所说的“两高”（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扩招。“两高”扩招符合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人民的愿望，其中应当包括城乡职业高中的扩招。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高教和普教热气腾腾，而不少地方的职业教育却滑入低谷。

政府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不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力图改变职业教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种种弊端，试图借助市场的力量搞活职业技术学校。但是，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职业教育的所有问题，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仍需承担主要责任。尤其在财政投入方面，政府不增加甚至减少投入的做法，对职业教育的发展简直是雪上加霜。中等职业教育成本一般是普通高中的2—3倍，市场无法代替政府对职业教育进行投入。职业教育实施的是专业教育，需要比普通教育有更多的设备、场地和专业技术人员，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没有政府的高投入，职业教育很难实现专业化教育目标。据统计，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只占职教事业经费的20%左右，这种理论重视、实际忽视的做法使得职业教育的发展依然困难重重。

从职校的收费标准来看，政府投入不足势必导致职校收费标准提高。在我国，一般来说，各级职业学校比普通学校要高出1～2倍的收费标准。职校所实行的高收费政策，无疑会进一步促使学生去挤高考“独木桥”，从而影响职业教育的生源。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摆脱困境的几点建议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进一步明确农村教育的目的，加大职业教育比重

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人们追求上高中、升大学，鄙薄职业教育，认为普通教育是一流的正规教育。职业教育是二流的非正规教育。这些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必须消除，我们应该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使两类教育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进一步明确农村教育目的，改革农村教育结构。农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适应本地经济发展的各级实用人才，要改革农村教育结构，加大职业教育比重。无论是高中阶段还是义务教育阶段，都应当为农村培养实用人才。在小学阶段渗透职业技术教育内容，在中学阶段设置职业技术课程，培养适合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乡土人才是农村教育的根本。高等职业教育要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中高级人才。

（二）政府要适当加大对职校生均经费的投入，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政府应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加大对职校的经费支持。鉴于许多职校的资金利用效率低，政府可以改变投入方式，可根据每年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拿出应当投入的职业教育经费，在对各级各类职业学校进行科学评估和认证的基础上从优选择，并在验收合格后直接购买教育成果，将职业教育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投入资金的使用效果，而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将增强政府加大对职校财政支持的自信心。政府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可以将行业、企业作为职校的合作伙伴，将其纳入职业教育管理的组织协调机构，以优惠政策为职校与企业合作牵线搭桥。

（三）改革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为农民学习和培训提供良好的场所

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门办学”和“单一办学”，学校只注重对在校生的学历教育和培养，办学形式单一，这种办学形式和培养方式显然不利于农民的学习和培训，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改变办学形式。

在办学体制上，要建立健全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普教、职教、成教相互沟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的农民终身教育和培训的体制。

在办学形式上，加强对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进行学历教育，有规划分步骤地培养和造就有文化、懂科技的致富领路人。同时，定期吸收农民参加专业进修，为农民开设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紧密的大专专科课程，加强对农民进行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培训。

在教学方式上，实行产、教、研相结合，把学校的实验场所建立在农民的试验田上，把学校已有的农业科技园区、生物科技园区建设与对农民的示范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现场指导和示范，使学校的教学实验场所也成为农民学习科学技术的园地，为农民提供一个学习、进修、培训的良好场所。

（四）要适应市场需求

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要与市场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形式应该灵活多样，如举办培训班、印发技术资料和制作光盘，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到户授课讲解，现场回答问题，培养科技示范户。内容应该丰富多彩，如家政、建设、服务、修理、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运用等，但所有内容都必须有针对性，要根据自身的特长，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使其尽快掌握1-2门实用技术，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五）要多方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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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资本；职业院校；社会网络

办好一所职业学校靠什么？人们自然容易想到设施、财政和教师。会关心这所学校的教学设施是否先进和完备，会关心这所学校的财政状况能否足够开支以保证其正常运转，会关心这所学校的教师队伍是否数量足够和质量上乘。借用“资本”的话语来说，与此对应的就是一所学校所拥有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状况常常对一所职业学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然，这三种资本对任何一所学校都是必要的。但仅仅依赖这三种资本肯定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资本作为必要的补充，则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很难发挥最大的作用，甚至在学校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方面存在某些不足的情况下，常常可以通过建构丰富的社会资本来加以弥补。那么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职业院校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发展的具体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职业院校应当如何建构社会资本？本文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为例对此进行一番探讨。

一、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

要回答“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的问题，有必要先来说明一下什么是社会资本。可要说明什么是“社会资本”，远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西方学界对此至少已有30多年的越来越烈的探讨，并且目前已经型塑出“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从而不免显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二是这一西方提出的学术概念约十年前移植到中国语境后，肯定有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也难免会使其意涵显现出要么附会而僵化，要么漂移而不定。笔者这里从学界代表性的研究人物之观点入手，说明什么是社会资本，进而说明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

第一位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相对系统分析的是当代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1980年他在《临时笔记》一文首先对资本的形式进行了区分，提出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并提出三种资本间的不同在于经济资本是可以立即并直接转换成金钱的，它是以财产权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而作为社会资本存在的资本是一种制度化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是集体性拥有的，它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提供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布尔迪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或联系而组成，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最终确定要归功于科尔曼在上世纪80年代末对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作用的应用性研究。他首次对社会资本做出了全面的界定，认为它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并且“……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它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如果社会资本缺失，那么目标可能会无法实现，或者实现的代价会比较高昂……”。尽管这一界定仍存在着诸多的争论，但自此之后，社会资本概念开始形成完整的研究框架。不过，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帕特南自称他和他的同事花了20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政府进行了调研，而他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写成的《使民主政治运转起来》于1993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书中提到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组织效率。当然，不限于此，还有诸如福山、林南等一大批国外学者及中国学者都对社会资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我国学者梁莹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提高社会效率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软资本”，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规范是其基本形式和支柱性要素。

（二）学校社会资本

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教育领域并较有影响的是科尔曼与帕特南。（1）科尔曼曾从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教育中的社会资本。美国的天主教学校在资金来源、社会支持以及生源上都略逊于公立学校及其他私立学校，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教育成就。在科尔曼看来，其原因在于天主教学校与学生分享了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天主教学校的校长、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联系密切，创造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能够起主导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代际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孩子的父母之间的以及其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2）帕特南在1995发表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中，持续了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以此为视角探讨了教育问题。帕特南认为，近年来，美国的教育质量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公立学校处于危机之中，这正是社会资本下降的结果。“共同体的参与对学校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习不仅受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而且受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的社会网络、规则和信任的影响。”“当教师、家长、校长之间具有一种高度信任的关系时，将极大地促进学校的发展。”“家长和共同体的合作在推进学校教育改革中发挥着中心作用。”而在我国学界，尤其是教育学界，较早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系统研究与分析教育问题的主要有庄西真、盛冰等人。庄西真在2004年发表的《学校社会资本论》一文中认为，“学校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而是与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有种种关联的学校网络上的节点。能够通过这些关联获取学校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是学校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学校的社会资本”。盛冰则在《构建社会资本：当今学校改革的必由之路》中提出：“学校社会资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正因为如此，它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三）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

上述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和学校社会资本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说明什么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生搬硬套”之嫌，笔者以为，若再借用黄炎培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已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可能有助于对此作出更为清晰的说明。1926年，黄炎培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写道：“(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因为“要是此方认为我是职业学校，与一般教育无关系，彼方认为我非职业学校，与职业教育无关系，范围越划越小，界限越分越严，不互助，不合作，就不讲别的，单讲职业教育，还希望发达吗？所以第一层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是不行的。”“怎样才使学生有出路呢？说几句联络职业界的空话是不够的。……最好使得职业界认做为我们而设的学校，是我们自家的学校，那就打成一片了。所以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也是不行的。”“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组织完备，经济制度稳固，尤之人身元气浑然，脉络贯通，百体从令，什么事业会好。反是，什么事业都不会好。所以提倡职业教育而单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还是不行的。”“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这应当是作为兴办职业学校的实践家黄炎培用宏大的视野对如何兴旺职业学校形成的独特认识。联系上面关于社会资本及学校社会资本的看法，从中我们不难读到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之重要性。可以说，黄炎培的这篇文章是关于职业院校社会资本论的宣言书。它明示了办好职业院校最充足的功夫应当下在社会资本的建构或积聚上：与一般教育的平等相融，与职业界的互利合作，与整个社会运动相参与的热诚。换句话说，这些就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或职业院校的积极正面、有助于办学水平上升的社会资本。以黄炎培早在80多年之前的认识对照前面所引我国两位学者关于学校社会资本的看法，我们不难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认识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仍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如它不应仅限于“与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有种种关联”（即庄西真的观点），而应扩展到与职业界及整个社会之间的“种种关联”；二是职业院校的社会资本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但它并不因此就为职业院校的“办学者所忽视”（即与盛冰的观点有点相左），因为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二、社会资本各要素在职业院校办学中的作用

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是把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的资本形式，以社会网络为载体，以信任、合作、规范和文化认同为核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社会资本主要包含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网络以及蕴涵于其中的规范、信任、合作,它们在职业院校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规范作用

规范是指一个共同体内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准则与规定，它们用来具体指明哪一种行为或结果是要求的、禁止的或者允许的，以及如果这些准则没有被遵循的话而采取的那些制裁措施。规范对职业院校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行政性规范为职业院校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行政性规范是以国家的强制力量作为保证，由国家或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调节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行为与关系的规则。行政性规范包括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其次，契约性规范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规则。契约性规范是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达成的、相互之间都同意的一系列规则，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按照这种协议好的规则进行互动。再次，道德性规范为职业院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道德性规范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风俗习惯调节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率先垂范，教师敬岗爱业，学生尊师好学，这种良好的氛围使人感到了道德性规范的力量。

（二）信任作用

“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在社团的角色。”“信用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资本，如果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就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社会资本也不可能形成，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都不可能提高。”多年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一直着力培养学生的公民信用意识、信用需求和信用观念。“思源基金”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效仿美国哈佛大学的助学模式，于2007年6月，在北仑企业家管理协会、清华大学emba宁波学员俱乐部等40多家企事业、协会的资助下创立的，实行的是借贷原则，凡是在校学生，家境贫困且表现良好都有权申请。而至于学生借的钱，什么时候还，全靠学生自觉。诚信是唯一的担保！借款的额度也没有上限，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向“思源基金”提出申请。如果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没找着工作，或者经济紧张，可以和学校商量后另行制定还款计划。在当前大学生贷款诚信问题屡亮黄灯的情况下，没有法律约束力和硬性规定的思源基金却持续飘红。目前，已有150多人次以反哺的形式回馈基金50余万元。此外，受助学生的反哺还引发了社会与在校师生的关注，并掀起了大规模捐赠奖助学金的“壮举”，到2009年底，基金捐款额累计达600余万元，先后资助贫困学生547人。

（三）合作作用

合作是指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而在行动上相互配合的过程，是一种使既有利于自己，又有益于他人的结果得以实现的行为或意向。职业教育主要是为企业培养人才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人们对此早有认识。不过，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这方面更进一步。这主要体现在近年来他们总结出来的办学“三三模式”，即办学、育人、就业的三位合一，政府、学校、企业三方有机结合，建立互动合作机制，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正是合作作用的最好体现。2006年开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每年专门请来企业部门的负责人，为他们颁发该校的“校企合作年度奖”。获得“校企合作年度奖”的，是从送设备、设奖学金以及为学生提供顶岗实习机会的企业中选的。“年度奖”的奖金并不多，只有2000元，但学院执行院长苏志刚说，礼轻情义重，我们用这种方式向大力支持职教事业的企业表示最诚挚的谢意。而企业代表认为，社会急需各种高技能人才，企业出钱出力支持职业学校建设，正是回报社会的一种途径。

（四）社会网络作用

社会网络是指由共享某些相似特征的人(如共同地域、共同职业、共同兴趣爱好等)联结在一起的网络。社会网络可以通过一种非正式的协调机制，降低交易成本。社会参与网络对职业院校发展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早在2003年，经省教育厅批准，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并联合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宁波兴港职业高级中学、敏孚机械有限公司等16所中等职业技术（技工）学校和相关企业组建而成的浙江省综合性职业教育集团——浙江大港职业教育集团就宣告成立。按有关协议，集团的各成员学校可以共享实验设备、相关课程师资等教育资源，成员学校的学生报考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企业单位则具有优先挑选成员学校优秀毕业生的权利。与此同时，企业单位则应积极为集团成员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并负责消化集团成员学校的相关毕业生。

三、职业院校建构社会资本的策略

职业院校社会资本的建构应该通过对学校内外社会网络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使各种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比最大化，从而达到组织所期待的目标。具体说来，学校社会资本的建构就是在各相关的显在和潜在行动者之间建立可重复的持续性的交换关系，同时，它依靠学校社会资本而不是组织的权威来促进行动者的合作和解决交换过程的冲突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在创造或者增加学校绩效的同时，再次使学校社会资本实现增值。

（一）确立共同愿景，建构职业院校的认知社会资本

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职业院校的发展是盲目的，这种盲目体现在校长办学理念模糊，教师、家长、学生对学校办学理念缺乏理解与认同。而要真正使相关利益各方能够理解与认同，这就需要校长在认真反思学校现有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格局的基础上，与所有成员共同制定学校的愿景。这应当是建构职业院校的认知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学习型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建立共同愿景是一项基础性的、至关重要的修炼。彼得·圣吉认为，共同愿景是一个组织中各个成员发自内心的共同目标，是蕴藏在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感召的力量。共同愿景是告诉单位的每一名员工“我们将成为什么”的前景，它与“只是告诉成员什么时间能达成什么具体目标”的战略目标相比，更有利于增强单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员工的热情、干劲，调节员工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戮力同心的坚强集体。一个有效的愿景，应该是对组织成员的一种宏伟的承诺，使人们想念实现目标后的收益。它具备以下特征：能够让人们激情澎湃，觉得需要超越且又愿意为之而奋斗，觉得遥远却又折服。共同愿景是一种文化理念，也是一个单位创建的灵魂，它能唤起人们的希望。职业院校构建共同愿景要与校企文化有机结合，并形成一定的体系框架，如服务理念、奋斗目标等，这些理念的提炼和形成，将单位及个人的发展目标完美、有机地结合，将会极大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

为了确立共同愿景，从2000年开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就开始对教师进行先进职业教育理念的培训，帮助教师了解职业教育的性质，高职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学生需求的关系，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让教师理解服务区域经济、服务社会是职业教育的导向，让教师扎扎实实沉下去研究社会需求、企业需求，从而让教师真正感受到自身职业的价值，增强教师的专业角色意识，从而主动投入到职教课程、教学改革中。与此同时，学校领导积极帮助教师深刻理解学院的文化和核心价值，提高对学院的忠诚度，树立爱岗敬业、爱校爱生的精神，让教师切身体会职业的幸福感、成就感，享受教师的幸福人生。许多教师对学院执行院长苏志刚都有共同的看法，就是“跟着他工作很辛苦，但是不痛苦。”这种认同感无疑是职业院校发展重要的认知社会资本。

（二）学会借脑谋势，建构职业院校的关系社会资本

职业院校的关系社会资本是指其与家庭（家长、学生）、企（行）业、政府、社会（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学校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以信任、合作、互惠为特征的各种资源。“诚信办学，合作育人”，“校务公开，管理民主”等措施或手段都有助于积累学校的关系社会资本。如果说人力资本强调的是“个体”，把管理过程看做线性的过程，有多少“输入”就有多少“产出”；那么，社会资本则是从“关系”的视角来看待人，认为学校的管理过程是非线性的，有多少“输入”并不一定就有多少“产出”。仅就关系社会资本而言，一个校长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其接触到的人、联系的程度、范围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校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就一所学校而言，包括学校与政府、企业、家庭、社区以及其他组织形成的关系网络。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指日常生活中的相互联系，还指通过创造关系或者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本，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与期望、互惠与合作等，体现的是社会联系的人格化方面。其中信任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一所学校中，共同体成员之间是否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否表现为信任、合作、互惠的特征，标志着关系社会资本的强弱。

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来说，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30多所高职院校中最年轻之一的一所，近年来之所以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与其主动地“借脑谋势”，并迅速地积累了较为雄厚的关系社会资本密切相关。当有人问及执行院长苏志刚的治校理念时，苏院长明确地回答：“八个字，专家治校，借脑谋势——让最先进的办学理念迅速成为学校办学的主导意识，在此基础上谋划学院发展大计。”1999年5月，在转制升格的关键阶段，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职业教育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由职教所为学院提供高职理论和教学方面的指导，促进学院教职工观念的转变及教学方法的转变，使专家的指导贯穿于学院发展的所有阶段。宁波籍中科院院士贺贤土应邀出任学院院长。贺贤土院士自担任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以来，一直热心学院的发展，关爱学生的成长。贺院长每次来校，不仅亲自为学院的师生们开设讲座，还邀请他的院士朋友们为师生带来前沿的、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部原职教司司长杨金土、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潘懋元也欣然同意担任学院顾问。同时，学院邀请其他海内外专家、学者到学校开讲座、搞科研。另外，学院还于2002年12月28日在上海挂牌成立了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评估、咨询和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研究机构——大港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华东师大职教所、上海教科院职教所、厦门大学高教所等以技术入股形式参与中心的运作，共同承揽课题，进行科研开发，实现资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学院之所以在上海设立高职研发中心，就是想充分利用上海国际大都市拥有的资讯资源，获得第一手信息，通过研发中心这个平台，促进学院同上海高校、研究机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的联系和合作，凝聚一批高职教育的专家，为学院的发展服务。同时，通过课题研究、咨询服务、成果推广，提高研发中心的造血功能，扩大学院的影响。

（三）改善组织结构，建构职业院校的制度社会资本

组织结构的“改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彻底的变革；另一种是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学校是通过前者还是通过后者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有时是一种困难的抉择。一方面，高职院校期望通过不断的组织变革，以期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和面临的冲突；另一方面，变革活动的日益频繁，也使得组织中的个体感到变数的不断增加，人们对变革的反应有愈加冷淡和抗拒的倾向，同时变革成本的巨大及对组织大面积的震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是决策层所不想看到的。因而寻求通过一种“改善”的方式，通过在组织运行过程中，对组织结构进行持续不断的修正和改进，使其适应社会要求，符合高职院校办学特性和环境变化要求。

篇(7)

摘要: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进入了人类的食物链,但消费者对其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明确了解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及购买意愿将有助于生产者及政府的决策。根据辽宁省十个城市消费者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深入研究了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及购买意愿。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购买意愿

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是1983年培育成功的转基因烟草,第一例转基因食品是1993年投放美国市场的转基因晚熟西红柿,转基因食品真正大规模生产并商业化是在1996年左右[1][3]。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机构(ISAAA)统计资料[2],从1996年到2006年11年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由最初的1.7Mhm2迅速增加到102Mhm2,增长了约60倍,全球共有22个国家的1030万农民以种植转基因作物为主。中国的转基因技术无论是在研发和应用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2006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达3.5Mhm2,位居全球第六位。

在转基因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有关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争论也愈演愈烈。支持者认为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农产品品质,并且有利于环保,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反对者出于对食品安全、生态安全、道德伦理等角度的担忧指出,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消费者的态度将最终影响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前景,因此研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和购买意愿就显得十分重要[4]。基于此,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组织沈阳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的学生对辽宁省十城市消费者进行了调查,以期把握现阶段辽宁城市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及影响其购买意愿的因素。

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

本文以辽宁省城市消费者为主体,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辽宁省内十个城市的1000名消费者为调查对象。针对要考察的问题,问卷设计了五个部分:(1)消费者对转基因知识及转基因食品的一般认知;(2)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或转基因食品的态度;(3)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4)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的渠道、来源及可信度;(5)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1.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概念的一般认知。根据调查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在辽宁省消费者中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在获得的有效调查样本中,被调查人有582人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占总调查样本的64.8%。其中,仅听说过“转基因食品”一词的有86人,占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受访者样本的14.8%;听说过“转基因食品”一词并对转基因食品有模糊概念的人数为233人,占比40.0%;比较了解且能较准确的回答出转基因食品概念的人数为172人,占比29.6%;非常了解转基因食品知识能准确描述其概念的人数有91人,占比15.6%。

2.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认知水平。设计了5道问题来考察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及知识的认知水平:(1)某种转基因农作物可以抵抗特定病害或疫病;(2)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导致人的基因发生变异;(3)男孩子的性别由父亲的基因决定。(4)不可能把动物所具有的基因转移到植物上;(5)转基因食品包含基因,普通食品(非转基因食品)不包含基因。结果表明,完全答错5道题或只答对1道题的人仅占全部回答问题人数的6.3%,而18.6%的消费者回答对了全部的问题。大多数消费者对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在认知上存在着模糊,总会答错一两道题,这部分占了一半多的人数(52.4%)。答对率比较高的题目是第一题,而对与正确理解转基因食品密切相关的第二题和第五题两个问题答对率相对要低的多,这说明辽宁省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认知还比较模糊。

3.消费者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来源。从调查中看到,人们对转基因食品了解的信息渠道主要来自于报纸,其次是电视,其比例分别为72.3%和67.7%。从广播和期刊中了解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人数比较少,分别只占16.0%和12.4%。从信息来源看,来自于政府和科学家的比较多,分别为79.7%和71.1%。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之间对转基因食品的谈论也比较少,只占16.2%。

4.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总体上讲,辽宁省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持积极的态度。辽宁省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农药残留、改善产品品质、减轻环境污染和益于身体健康这些正面特征均持肯定态度,有超过半数的消费者支持这些观点。而对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带来的环境影响、可能含有有害物质这些负面影响则持比较保守、客观的态度,仅有少数(约占1/5)的消费者对此持肯定态度。

5.消费者对加贴标签及监管的态度。对调查数据的研究还表明标签制度深得人心,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需要加贴标识”这一说法,仅有6位消费者完全不同意加贴标签,而完全同意转基因食品加贴标签的有537人,占92.3%,是绝对的多数。在中国,由国家政府负责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审批、认证和市场监管。在被问及“政府应对转基因食品部门进行监控”这一点时,有411人,占70.6%的消费者表示同意,比较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消费者共有35人,占6.0%。通过调查可知,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对政府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表示强烈支持。

二、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在不考虑价格的条件下,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持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并不能直接反映出真正

的市场需求。因此,在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辽宁省城市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

1.概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

研究中设计了五个问题用来获取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的信息,分别是:(1)如果这种转基因食品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相同时,您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2)如果这种转基因食品比同类普通食品价格高时,您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3)如果这种转基因食品比同类普通食品价格低时,您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被调查人是否需要回答第三个问题取决于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的结果为“愿意”,则基于“所有消费者都是理性”的假设前提,第三个问题不需要回答,直接视为“愿意”。相反,如果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愿意”,则被调查人需要回答第三个问题。(4)如果您事先得知某种转基因食品有益于您或您家人的身体健康(比如,某种转基因大米富含有益于儿童健康的维他命),您是否会在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普通食品价格相同时,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这个问题同样取决于消费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的结果为“愿意”,则该问题不需要回答,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是“不愿意”,则这个问题需要回答。(5)如果已经证实某种转基因食品有益于您的身体健康,您是否愿意为此支付比购买普通食品更高比例的价格?同样的,这个问题也取消费者对第四道问题的回答,若第四个问题回答的是“不会购买”,则这道问题不需要回答,如果第四个问题回答的是“会购买”,则本道问题需要回答。

调查结果表明,在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582人中,有498人,约占85.6%的消费者表示在价格相同的条件下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有84名消费者表示在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普通食品价格相同时不会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对表示愿意购买的498名消费者进一步询问得知,当转基因食品价格高于同类普通食品时,在不同的价格幅度下,表示愿意购买的消费者人数及比例明显下降,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高于同类普通食品50%时,有394人,占79.1%的消费者拒绝购买转基因食品,而在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比同类普通食品的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愿意购买的人数有所增加,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低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50%时,原先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84名消费者中有29人改变了购买意愿,由此可见价格是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可同样看到,随价格的下降决定购买转基因食品的人数增加幅度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一部分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无论价格下降的幅度是多少,也难以改变他们的购买决策,价格已经不是影响他们做出购买选择的一个考虑因素了。

当告知消费者某种转基因食品有益于消费者自身或其家人的身体健康并且价格与同类普通食品相同的情况下,曾经在第一种假设条件下表示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84名消费者中有22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考虑购买转基因食品。进一步询问这520名消费者在不同价格条件下的购买意愿可知,在转基因食品价格高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10%的情况下,表示愿意购买的人数减小到453人,当价格高于50%时,表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人数明显降低,仅有111人表示愿意购买。从这个结果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转基因食品品质的改善的确能够促使一部分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改变购买意愿,但价格仍是消费者在购买转基因食品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2.分类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

根据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在上述的五种假设条件下,还可以总结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对于具有不同特征的消费者群体都表现出一定差异的结论。从性别角度来看,在这五种假设情况下,表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中男性的比例均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是很大,幅度范围在0.9%-6.9%之间。从年龄结构方面分析,年龄在40-49岁之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比例最高。在价格相同的两种情况下,分别占比93.8%和96.3%,而对于年龄在30-39岁之间的消费者来说,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与40-49岁年龄组水平相比差异不大。与这两个年龄组相比,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下降明显。这一比例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消费者群体之间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在不识字或小学受教育程度的消费者中,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略高于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研究生以上的受教育程度的群体。21写作秘书网

收入水平对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影响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大体一致。归纳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随着消费者年收入水平的提高,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会逐渐下降。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面对一般转基因食品与同类普通食品,年收入水平低于10000元的消费者群体中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为89.2%,这一比例较之年收入水平高于70000元的消费者群体高26.2%。面对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转基因食品与同类普通食品,年收入水平低于10000元的消费者群体中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为95.2%,这一比例较之年收入水平高于70000元的消费者群体高24.8%。

从职业身份来看,全职工作人员比其它身份的消费者更加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在价格相同的两种条件下,其比例分别占到92.1%和94.4%。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相对于其它各种身份的消费者来说较低。从消费者的认知水平来考察,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越高的消费者其购买意愿也越高,在价格相同的两种条件下,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最高的消费者其购买意愿的比例分别占到93.4%和96.7%。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初始态度严重影响了其对转基因食品的选择,初始态度是积极态度的消费者,其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无论在何种价格、何种特性的条件下都要明显高于初始态度是消极态度的消费者。同样的,根据调查数据,消费者对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持相信态度的,其购买意愿也都高于持不相信态度的消费者。

三、结论与建议

1.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较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是积极的。调查分析的结

果表明,有64.8%的受访者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在转基因食品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相同的情况下,约占55.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若是受访者得知该转基因食品有益于其本人或其家人身体健康,表示愿意购买的比例增加到了57.9%。辽宁省消费者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介于国内其它城市之间,处于较高水平。2004年对南京市的消费者调查表明仅有27.3%的人愿意在价格相同的条件下购买转基因食品[5],2005年对北京市城区居民的调查发现,在价格相同的基础上,有33.3%的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6]。2003年对上海市消费者的调查结论为有55%的消费者在被提示转基因食品营养价值可能更高的情况下,愿意在价格相同的条件下选择转基因食品[7],而济南市有65.1%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品质能有所改善的转基因食品[8]。

2.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受其个体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初始态度及认知水平的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男性消费者比女性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年龄大的消费者更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消费者,收入水平高的消费者比收入水平低的消费者更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全职身份的消费者显著地比其他身份的消费者更加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高、初始态度积极的消费者会比认知程度低、初始态度消极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3.转基因食品价格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会受到产品价格的影响,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通过考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等因素,转基因食品的价格在决定辽宁省消费者是否选择消费转基因食品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比同类的普通食品低,那么愿意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就会上升,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群体来说更是如此。如在研究中,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低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30%时,年收入水平低于10000元的受访者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价格较低的转基因食品。因此,可以假设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价格的下降会使低收入的居民从购买转基因食品中得到更多的益处,同时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生产后所面临的市场需求也就会更大一些;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比同类普通食品价格高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则会随之降低,这一特点在低收入水平群体中表现的也尤其明显。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高于同类普通食品50%时,年收入水平低于10000元的受访者,仅有4.8%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购买转基因食品。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

第一,国家应该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决定了他们的信息判断能力和初始态度,一旦受到突发负面事件和诸如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等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组织的舆论影响,则极有可能动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从而影响到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方向。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应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提高转基因食品的检验、检测技术、强调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第二,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消费者获取相关转基因知识的主要渠道是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体。要发展转基因食品,当务之急是要加大转基因食品知识的宣传力度,使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得到普及。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尤其应加大对年轻消费者的宣传力度,以便其在做出购买决策时更加理性,政府、科学家和消费者组织等作为消费者信息来源的主渠道,更应该积极宣传有关知识和信息,正确引导消费者,以免消费者由于受到比较片面的信息而扭曲其购买决策。此外,媒体在做宣传时,应当有正确的立场,时刻保持一种严谨、科学的态度。学术界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看法是基于大家的不同理解,是一种学术争论。但媒体在做宣传时不应有任何倾向性,这样做,一方面能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对待转基因食品及技术,为这项新技术在我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因不严谨的宣传而使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慌心理,或因无知而采取无所谓态度的消费行为。

第三,转基因食品研发的方向应适合消费者需求。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受转基因食品的品质影响,当受访者被问及是否愿意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选择购买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转基因食品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原本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受访者改变了购买意愿,表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当前转基因作物发展主要集中在对作物种植者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没有很好地迎合终端消费者的需求。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应更多地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切身体会到转基因食品的优点。尽管目前辽宁省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利弊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但总体上对转基因食品的继续发展持支持态度,对转基因食品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并寄予厚望。

第四,合理运用转基因食品的定价策略。价格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影响比较大,为了尽可能的吸引消费者购买转基因食品,生产商和销售商可以通过适当调整价格来扩大市场占有率。

参考文献:

[1]DALLS,China:newlawsguidenation’sgenework[N].AsiainfodailyChinanews,2001-07-01.

[2]JAMES,C.HighlightsofISAAABriefNo.35.——GlobalStatusofCommercializedBiotech/GMCrops[EB/OL].,2006.

[3]陈桂荣.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对昆明市消费者的调查与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4):14-17.

[4]季焜,仇焕广,白军飞,CarlPray.中国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J].中国软科学,2006(2):61-67.

[5]胡浩,林礼耀,梁龙明,高正,龙陆佳.现阶段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及购买意愿分析——基于对南京市消费者的调查[J].消费经济,2006,22(1):44-46.

[6]项新华,张正,庞星火.北京市城区居民的转基因食品知识、态度、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5,17(3):217-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