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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代建项目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在项目管理中建立争议评审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土建工程施工中,尤其是大坝、水资源管理等工程中运用较为广泛。争议评审是通过组建争议评审团这种非官方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旨在通过此形式使业主和承包商在合同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索赔和争议能得到及时、公正地解决。“争议评审团”(“DisputeReviewBoard”),简论文称为“DRB”,距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从国际的项目管理,尤其是从我国的项目管理来看,在项目的合同执行过程中建立争议评审制度,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索赔现象频繁并日趋严重
索赔虽然在国内外的项目合同执行过程中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近年来索赔现象更加频繁并日趋严重。承包商为了维护或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以各种理由或借口向业主提出索赔。如果业主能把索赔费用控制在合同总价的30%以内,这就足以说明项目的管理工作是十分有效的。
2.仅仅依靠工程师已经难以解决项目中的有关索赔和争议如果业论文主和承包商发生争议,双方对监理单位(在菲迪克“FIDIC”条款中称为工程师,以下简称工程师)的决定均不能接受时,则工程师的决定对双方无最终约束力。
3.承包商怀疑工程师的公正性按FIDIC条款的规定,工程师都是由业主聘请的,即使工程师作出的决定是公正的,但承包商也可能认为缺乏公正性。
4.国际仲裁的时间太长且费用太高
按国际惯例,若业主或承包商对工程师的决定不满意时,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经济法庭仲裁。但是,向国际经济法庭申请仲裁存在两个问论文由整理提供
idi-font-size:12.0pt;mso-fareast-font-family:宋体;mso-font-kerning:1.0pt;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论文题,一是时间太长,一项争议仲裁往往需要2~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二是耗费巨大,胜负难卜,将严重影响工程进度。经验表明,即使最后仲裁结果是公正合理的,但时过境迁,对争议双方都无济于事了。
鉴于上述情况,业主和承包商都希望在将索赔和争议提交国际经济法庭仲裁前,能寻找一种更为有效的,在项目的施工现场能够更快地、客观地、公正地解决办法。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项目合同实施中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解决索赔和争议的组织形式,即争议评审团(DRB)。
目前,DRB在美国、英国、法国、南非、印度论文和孟加拉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采用。1992年底,我国的二滩水电站项目的管理也采用了DRB,这是我国内陆世界银行项目第一次引进DRB(香港已广泛采用)。二滩项目采用DRB来解决合同双方的争议所取得的成效,得了世界银行的好评。随后,我国的小浪底等项目中也采用了DRB。世界银行二滩工程考察代表团在对二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已将DRB这种形式写入了世界银行导则,向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推广运用。同时,1995年,世界银行将DRB纳入了世界银行的招标文件范本,建议世界银行贷款额度超过5000万美元的项目采用DRB。1995年9月,FIDIC将一个类似DRB的解决争议机制纳入了FIDIC的“黄皮书”,并在1996年的“红皮书”(合同一般条件)修订草稿采用了DRB。DRB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二、我国项目管理建立争议评审制度的意义和作用
实践证明,在项目管理中采用DRB来解href="/eWebEditor_new/">,如果双方中有一方不同意DRB的建议和决定,那么DRB的所有记录和建论文议将是随后任何正式裁决和诉讼中可采纳的证据。这也反过来使双方更为慎重地对待DRB的建议和决定,从而有利于合同双方的团结合作。
3.有利于降低调解的费用和节省时间
DRB处理索赔和争议的程序简单易行,双方所花费用比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或法律诉讼解决要少得多,而且不会干扰项目的管理和整个项目施工的正常进行,避免了仲裁争议论文久拖不决,或凡遇争议就提交国际仲裁机构仲裁,造成双方既花时又花钱的情况,有利于降低双方的费用和节省时间,从而保证项目的按期完成。
4.有利于我国项目管理与国际接轨
我国加入WTO以后,项目管理也必须与国际接轨,即按照FIDIC条款的要求对项目进行管理。如果在项目管理中推广和应用DRB,不但对于我国今后搞好项目论文的建设,解决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索赔和争议有值得借鉴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加快实现我国的项目管理与国际接轨。
三、争议评审团的产生与形成
1.争议评审团(DRB)成员的素质评价和任职条件
(1)争议评审团(DRB)成员的素质评价
DRB虽然是一个非官方机构,但却是高于“工程师”,仅低于国际仲裁机构的一个独立的有声望的中立机构,它的工作将贯穿于全部工程的建设工期。DRB工作状况如何,必将直接影响整个项目管理工作。因此,作为DRB的成员,不但要具有较高的素质、丰富的经验和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名望外,还应当从学历、工作经验、知识面、独自处理仲裁和争议经验、国际工作经验、熟悉FIDIC或类似合同的程度、中国或亚洲工作经验和工程施工经验等方面进行资格预审和综合素质的结构性评价。在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中,从高到低挑选DRB成员。对要担任DRB论文由整理提供
scii-font-family:''''TimesNew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NewRoman''''">论文性”,即对于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发生的索赔和争议的建议,以调解人的身份,在充分考虑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如何解决索赔和争议的建议。对于DRB提出的建议,业主和承包商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表面看起来DRB的作用似乎不大,但实际上,经验表明,DRB提出的意见容易被双方接受。DRB的这一特点,决定了DRB在解决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索赔和争议的独特作用。因此,在我国的项目管理中应当大力推广DRB,从而提高我国项目的管理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胡小平,解洪主编.二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森林公园”高中的“翻转课堂”,目前在美国广受欢迎,是教师改革传统教学模式的新创举,为国内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很好的借鉴。翻转课堂(FCM)教学模式对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的师生角色并对课堂时间的使用进行了重新规划,实现了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革新,它的成功得益于探究性学习和基于项目的学习带来的“主动学习”。
CDI0教育理念是当代工程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CDI0的思想即是工程教育模式,以应用需求为导向,创设基于项目的教学情境[3-4]。CDI0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0perate),以项目为载体,强调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结合。CDI0是通过项目进行教育和学习,以“做中学为原则”,最终达到促进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天津职业技术示范大学的张丽霞等将CDI0思想与翻转课堂相结合,提出适用于数字媒
体课程群教学的课前自主学习、课中项目开发和课后反思的FCM+CDI0教学模式。本文借鉴FCM+CDI0教学模式,结合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不同专业的工程案例和实践项目,采用课前自主学习、课中分组讨论研究、课后反思与反馈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以项目为牵引的“做中学”数学建模课程教学改革,以解决目前学生学习数学建模困难,兴趣不足的问题。
二、FCM+CDI0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是指任课教师基于授课内容的基础上,将课程的重点、难点和新知识融合,
创建相关教学视频;学生课下通过观看教学视频自主学习新的课程,实现知识传递的过程.新型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学模式,将应当在白天完成的学习新知识转移到晚上在家中进行,而晚上进行的练习和作业改为白天在教室中完成。这一模式将知识传递和知识吸收内化的时间翻转了。教学视频并不是翻转课堂的核心,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思考和对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才是翻转课堂的核心。
CDI0的思想即是工程教育模式,以应用需求为导向,创设基于项目的教学情境。CDI0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0perate),以项目为载体,强调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结合,进行以项目为牵引的“做中学”教学改革。CDI0是知识内化的过程,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缺点是教师进行实时讲解问题的机会变少。
吸取两种教学模式的优点,将翻转课堂和CDI0理念相结合,以有效利用课堂时间并使学生在课下能够独立思考、自主完成学习任务。
三、数学建模课程学习情况的现状
(一)问卷调查
以问卷调查形式对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进行调查。选取2013
级和2014级中选修过数学建模课程的154名学生为调查对象,发出问卷154份,收回150份,有效答卷150份。
设计的问卷调查表如下:
(二)结果与分析
问卷调查的主要结果以柱状图的形式给出,如图1所示,其中蓝色表示回答”是”的比例,红色表示回答”否”的比例。
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到,学习过数学建模建模的学生有54%一开始对数学是有兴趣的,通过建模课程的学习后,83%的学生觉得数学建模对培养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有用,但是96%的学生认为数学建模课程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只有22%的学生对数学建模产生了兴趣,从而有信心参加校内或全国建模竞赛。
从上述问卷调查结果可知学生学习数学建模困难的原因,有64%的学生喜欢学习数学实验部分,80%的学生觉得数学案例设计的比较难,79%的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方法不满意。
四、FCM+CDI0教学模式下数学建模课程实践
(一)数学建模课程CDI0项目的构建
1 CDI0项目的构建的原则
(1)案例真实、实用,并与各个专业结合;
(2)案例难度适中,使学生能够真正完成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0perate),并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3)案例的选择具有多样性,有生活实例、也有工程案例;
(4)案例选择具有扩展性,可以举一反三。
2.CDI0项目的构建的思路
(1)与各个专业老师进行交流、查找一些简单的专业案例;
(2)每类模型构建一两个不同生活案例和专业案例,一个做演示项目、令一个作为学生课堂实施项目。
(3)与之前学过数学建模的学生进行访谈,收集他们的意见,以便掌握案例的难易程度。
3 CDI0项目的构建
教师根据课程目标,CDI0项目的构建的原则与思路,在每个模块单元中构建若干CDI0项目。以数学建模课程为例,每个单元都构建了视频资源演示项目、上机操作项目、课堂实施的CDI0项目,如表l所示。
(二)FCM+CDI0教学模式下的课堂教学结构
根据CDI0的工程教育思想以及Robert Talbert的翻转课堂结构,构建了FCM+CDI0教学模式下的课堂教学结构,教师的“教”与学生的 “学”融为一体,都分为课前自主学习、课中实施项目、课后评价与反馈等三个阶段,教师与学生在每个过程中任务如表2所示。
1.课前自主学习
教师根据个教学单元的教学目标,制作10-20分钟的视频若干个,视频主要内容完成知识技能的传授,每个单元制作若干演示项目和上级演示项目视频,让学生熟悉本单元CDI0项目的思考方式、操作步骤。同时搜集一些跟教学内容的教学资源,如论文写作范例等,将录制的视频、收集的教学资源以及课堂要实施的CDI0项目提前一周到学校的教学网络平台,以便学生学习和讨论。学生在学习视频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网络讨论区提问和留言,教师在讨论和留言区与学生互动,收集学生反应比较集中的难点,在课堂上集中讲解。
2 CDI0项目实施
由于数学建模课程的CDI0项目都分为模型准备、模型建立、模型求解、模型评价、论文写作等步骤,因此一个CDl0项目需要两三次课完成。为使学生能通过构思、设计、实现、运行四个阶段完成CDI0项目,教师需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设计并组织CDI0项目的实施。教师需提前一周将所要实施的CDl0项目提前到网络教学平台,以便学生提早下载题目,在学习了教学视频后,学生提前进行文献收集和模型准备。为了CDI0项目的顺利实施、教师需要提前了解学生的情况,将学生提前做好分组、分组讨论CDI0项目,并对每个组进行个别化指导。在任务开始之前,教师集中讲解课前自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必要的时候,亲自演示一些操作,使学生正确掌握有关技能。
3.课后评价与反馈
教师将每个小组的CDI0项目论文或者报告进行评价,反馈给学生。每个小组对CDl0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总结、反思,查找不足。
五、总结与反思
FCM+CDI0教学模式,相比于传统教学模式,明显的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逐步减少了挫败感,增强了学生自信心。特别将FCM+CDI0教学模式用于数学建模课程教学时,学生的兴趣明显提高,逐渐喜欢上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感觉,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在FCM+CDI0教学模式下,课堂上互动交流时间增加,教师能够对学生反馈的问题及时指导,并对学生进行个别化指导。
【关键词】中国;民族弹拨乐;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6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070-02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流行元素和西方文化冲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和民族弹拨乐也受到了影响。西方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影响是多元的,家长们都选择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让孩子学习,民族音乐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不被重视。随着时代和教育质量的不断进步,民族弹拨乐也有部分学生在学习,但发展效果不是很好。
一、民族弹拨乐教育的问题与不足
(一)教师评价的管理机制不健全,民族音乐的社会化的宣传力度不够;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力度不足。
(二)学校、教育机构中开展的音乐教育内容单一,没有针对不同的学生,实施时间不稳定,公共性和非公益性教学不统一,导致生源不足。
(三)教育机构缺少优秀的民族弹拨乐教师,使民族音乐教育没有显著的成效。
(四)教学的功利性太强。为了等级考试,忽视学生身心发展的现象和器乐教学的规律普遍存在。
(五)缺乏正规的民族弹拨乐教材和曲目。
二、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各方对中小学民族弹拨乐教育的认识,完善机制体系
要正确认识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民族音乐在我国历史悠久,在传承优秀文化方面,作用很大。将民族音乐作为教育的载体,可以让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内涵,激发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之情。同时,在民族音乐教育活动中,还可以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拓宽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智力,使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
(二)完善管理者和教师的考核机制
对学校教育机构的管理者、教学的内容和工作量进行合理的调整。将学校的民族音乐教育课程和内容列入评估内容,统一国家音乐教师的工作量,同时,也可以考虑对一些不负责任、操作能力差的教师采取类似如:警告、解雇、变更的防范措施,甚至予以免职。
(三)提高艺术团的考核机制
虽然每两年都会做一个市级艺术专业学生的评估工作,但没有具体的考核办法,多次考核成绩都不理想。在所在城市艺术院校饱和、其他地区的艺术团标准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撤消”市级艺术团称号的“奖惩”措施,对于学生艺术团整体水平的建设将很不利。
(四)提高中小学音乐教育,保护民族拔弦乐
1.希望政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整合资源,增加、调整民族音乐教育经费的比例,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开展民间音乐特色项目、奖励先进、购买和更新民间音乐教育设施,创建交流与合作平台,在政策上鼓励发展民族音乐教育,促进全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共同发展。
2.媒体要加大对传统弹拨乐的宣传力度,扩大民族音乐的传播范围,使人们熟悉了解民族音乐,逐渐热爱自己的民族乐器。
3.希望所有学校管理者能在教师、资金、时间及政策上进行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保护。
(五)建立合理有效的中小学民族弹拨乐教育体系
1.幼小中民乐教育衔接,构建适合的民乐教育梯队
民族弹拨乐教育由于学习周期性长,因此希望学生在幼儿园中大班就开始学习,这就需要与幼儿园有更多的衔接。而为了提供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和鼓励这些学生继续好好学习,就需要有衔接的小学和中学,这样他们才会觉得学有所用,也可以有地方继续学习,发挥他们的特长。
2.校内外结合,构建资源共享的融合模式
校外教育机构管理者与基层学校管理者要积极沟通,共同承担对中小学民族弹拨乐教育的责任,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生活,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校园生活,还能建立稳定的生源。校外教育机构作为本市中小学民族弹拨乐教育的最主要实施机构,对中小学民族弹拨乐教育的质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以校外教育机构为主,扩大各区民乐基地学校的数量和学生数量,逐步提升区域民族弹拨乐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
三、民族弹拨乐的继承和发展的意义
(一)反映审美教育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
民族音乐文化强调了情感,注重体验、注重品味、注重融合于生活之中,把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中,促进艺术、审美、生活的统一,是与主体的“审美文化”相一致的。在国家音乐教育领域,使用民族音乐作为学生的特殊教学载体,为学生打开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大门,可以直接反映音乐课程的审美体验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通过性能和可操作性强的民族弹拨乐进行教学。
(二)具有创造性发展的价值
民族音乐作为一种实践性、操作性强的课程,强调自我价值的学习,要求学生通过个人表现,参与音乐学习。每一个表现都是重新创造的体现,知识与实践的统一性学习方法,不仅能实现中学生教学活动的主要作用,而且还可以使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能力在学习乐器的实践中得以展现,使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体现音乐课程发展的创造性价值。
(三)具有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
民族弹拨乐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包括独奏、合奏、合奏、合奏等。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能够使学生提高共同参与的集体意识和相互尊重的合作精神,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技能,在相匹配的群体音乐活动中发挥个人才能。
(四)丰富业余生活
民族弹拨乐活动有利于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学会演奏民族乐器,参加各种表演或教学活动,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压力、休息和娱乐方面得到平衡,使他们获得良好的娱乐性,抵制社会不健康的休闲文化的入侵,更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
综上所述,开展民主的青少年民族弹拨乐教育,不仅可以提高青年人的基本音乐知识和技能,扩大青年人的视野,还有利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培养。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能被其他学科所替代,同学生全面发展的道德、智力、身体、审美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钱建明.世纪之交管弦齐鸣――“新时期”民族乐队理论研究述评[J].音乐研究,2009(04).
[2]姜勇.胡天泉与阎海登笙艺术比较研究[J].歌海,2007(05).
[3]杨福生.发展,来自不断的创新――回顾前卫民族乐团的乐器改革创新活动[J].人民音乐,2007(03).
[4]刘再生.困境与出路――观摩“前卫”民族交响音画《》音乐会有感[J].人民音乐,2007(01).
关键词:CDIO;控制学科;行业特色;工程实践
作者简介:薛文涛(1974-),男,河南郑州人,江苏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副教授;曾庆军(1969-),男,江苏句容人,江苏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江苏 镇江 212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自动化国家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江苏科技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项目编号:103080501)、江苏省2012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项目编号:JGZZ12_066)、江苏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项目编号:YJG11Y_08)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1-0050-02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学术型人才培养的重心正逐步从硕士研究生向博士研究生过渡,硕士研究生的教育目标更多地定位在应用型、专业型人才的培养。由于现代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相关行业对控制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如何提高控制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培育出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CDIO 是国际创新型工程教育模式,它以产品研发的全过程为载体,培养学生工程基础知识、个人、人际团队和工程系统这四个方面的能力。目前,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CDIO模式在世界上百所大学操作实施,那些按照CDIO模式培养的学生理论和动手能力都很强,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都非常高。[1]为了改变过去以知识传授为核心、忽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模式,国内许多高校开展了基于CDIO工程教育的改革,并取得显著的效果。但大多数改革主要面向本科层面,针对研究生的CDIO工程教育改革还较少,因此,江苏科技大学借助CDIO的教学理念,结合学校的行业特色和已有的研究生教育教学经验,通过改革控制学科的课程体系,完善教学方法,构建从实验室、创新基地到企业多位一体的实践平台,逐步形成了适合控制专业人才培养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一、控制专业的改革思路
江苏科技大学是以船舶行业为依托的学校,其控制学科在船舶自动化领域诸多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和鲜明的特色。由于毕业生经过行业背景下的专业培训,在船舶行业和一些地方企事业单位很受欢迎。但从用人单位反馈的意见和学校调研来看,虽然毕业生专业知识比较扎实、动手能力强,但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知识结构单一、上岗适应慢、缺乏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等。从教学现状来看,部分教学内容理论与实际脱节比较严重;教学中过多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能力、素质的训练与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流和团队协作能力成为研究生培养中目前最为薄弱的环节。
CDIO 以构思、设计、实现和运作为主线,强调学生在加强专业基础教育的同时,注重加强工程实践,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对大系统的适应与调控能力。[2]因此,针对学校控制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引入新型的工程教育模式,使学生在CDIO的全过程中得到理论知识、协作能力、个人素质和创新精神等全方面的训练和提高。
二、注重学生能力协调发展,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
1.改革课程体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
基于CDIO的理念,人才培养分为知识、素质和能力三个层面。因此,研究生的培养要将培养目标的内在要求和人才培养所需的知识结构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厚基础理论、重实际应用、博学科前沿知识,强调人才职业素养的提高。课程设置可以从完善基础理论课、技术实践课、公共选修课三类课程的设置入手。[3]根据控制学科下二级学科的培养目标对学生需掌握的专业知识、人文素质和应用能力展开知识需求分析,遵循“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的原则,将所有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和实践课程模块三部分,如图1所示。
基础课程模块体现研究生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培养。专业课程模块直接面向学科研究方向,注重专业素质和专业知识的培养。实践课程模块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体现研究生的应用知识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课程的选择上,依照学科的不同方向建立相应的课程群,强调课程之间理论的系统性和知识体系的继承性,关注学科方向的热点和难点,不断提升理论知识的深度。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重视各知识点的有机联系,增加行业实际系统为工程范例,将理论强化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如在自适应控制、鲁棒控制和智能控制等课程中,以船舶控制为实例,讲解不同的先进控制理论在船舶运动控制中的应用技术。
2.基于项目的探究式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工程素养
江苏科技大学与国内许多大中型船舶企业、研究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所承担的项目主要来自于行业实际需求,有着真实的工程应用背景。同时,学校拥有一支具有丰富行业实践经验和善于解决行业技术难题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在项目开发和生产第一线中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这些条件为开展基于项目的探究式教学打下良好基础。
CDIO培养模式就是通过项目的设计将整个培养体系有机而系统地结合起来的,所有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内容都围绕项目这个核心。[4]项目教学法是将传统知识体系和内容转化为若干个教学项目,围绕着项目组织展开,使学生直接参与项目全过程的一种教学方法。[5]在项目的实施中,学生为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只起到引导和纠正的作用,并根据项目进展的情况向学生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指导他们沿着正确的方向思考。而学生通过自主性、探索性的学习和实践,在项目的完成过程中不断地获得实践经验和综合技能的提升。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选择某一个工程项目为对象,从项目的构思、设计、实施、运作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地分析讲授,让学生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通过团队合作完成设计、实践和总结报告。例如在“机器人设计与控制”教学中,围绕项目“自主式水下机器人智能控制”开展探究式教学。首先,通过船舶与海洋工程控制系统实验室提供的机器人实验平台,引导学生认识水下机器人的机械结构、软硬件构成和工作原理,了解机器人设计和控制的基本方法;其次,教师介绍机器人学的专业知识、先进的智能控制算法、控制方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水下机器人的运动特点,提出水下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的设计要求;最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项目论证,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学习、查阅文献和相互交流,设计水下机器人的动力学仿真模型以及控制方案,并通过实验验证结果,以论文和PPT汇报的形式进行总结交流。这种以项目为导向的教学方法不但注重知识的有效传授,而且重视学生技能的培养,有效地增强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整个项目流程的把握,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工程意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三、依托行业优势构建实践平台, 扎实培育工程实践能力
1.加强专业特色实验训练,提高学术水平
工程实践的技能很难通过一些简单的课程实验得到,而是需要综合设计类实验的实战演练,训练学生从理论分析、模型建立到最终控制系统的实现和控制指标的完成,经历一个完整的流程的实践。[6]江苏科技大学控制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船舶与海洋工程控制系统、现代综合测控系统、船舶综合电力系统和电力推进系统等专业实验室。这些专业特色实验室一方面提供教学实验平台,与专业课程学习配套;另一方面提供科学研究平台,进行学术研究和项目开发。专业特色实验室开设综合型、设计型和创新性实验,为学生提供工程实践的训练平台,学生根据实验要求,针对具体的控制对象构建系统、分解指标、设计控制器等,最后完成实物调试。
例如船舶与海洋工程控制系统实验室开设了吊舱推进系统和可调桨推进系统特色实验,可从不同侧面作为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和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三个硕士研究专业的课程实验和课程设计。这两个实验为综合设计性实验,以船舶应用为主要背景,研究内容涉及发电机、船舶电站、变频控制系统、推进电机和螺旋桨控制等,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超前性。实验实施以小组为单位,需要学生在掌握船舶系统理论知识的情况下,分析系统的结构和运行特性,从而建立各系统模块的数学模型,利用Simulink工具箱模拟仿真环境实现虚拟控制,然后在实物上进行实际控制,并根据实验结果不断修改和完善设计方案,最终达到实验要求。特色实验体现了不同专业知识的交叉和渗透,可培养学生融合多学科专业知识进行创新性研究的能力。由于特色实验和科研课题相互联系,通过特色实验不但可以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其一定的学术素养,而且可以促进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为课题研究提供新的方法与思路,有利于取得科研成果。
2.发挥产学研优势,培育创新平台
行业特色高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科学定位、凝炼自身特色、面向行业、面向地方、坚持走“产学研”发展之路。[7]由于拥有行业学科优势和科研团队,江苏科技大学与中船重工、广船国际和江南造船等众多企业开展了产学研合作,承担了许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一方面,企业希望依托学校学科优势,鼓励高学历的人才参与其科研和技术开发,力争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另一方面,产学研项目为研究生创造了良好的科研平台,使学生有机会参与对产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引领作用的科技创新活动,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技能水平。
通过建立和完善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或其他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学校为研究生提供开展专业实践的平台以及和校外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联合培养基地,共同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如控制学科所在学院与镇江赛尔尼柯电器有限公司、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常熟瑞特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等建立了研究生工作站。工作站围绕船舶与海洋工程电气自动化行业的重大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开展工程化技术研究。通过产学研合作机制可以建立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创新团队,将研究生的培养与企业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同时也为研究生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场所和环境,使其全面掌握研究课题的构思与选取、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实现和整个项目的运作过程。这对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学校办学特色、共同培养船舶行业的高层次研发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CDIO 教学理念强调工程实践,强调综合创新能力与社会大环境协调发展,强调个人职业技能与人际沟通的技能并重。[8]结合江苏科技大学实际教学条件、借鉴CDIO教育理念,对控制学科工程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教学实践证明,这种以做项目的方式开展的教学活动、强调实践的教学改革有利于提高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学实践对控制类专业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其他行业高校的研究生教学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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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STS;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教育统计数据”和《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现有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数(含研究生培养机构、普通高校、成人高等学校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4300多所,高等教育的总规模突破3000万人。从数量上讲,中国已经跻身于高等教育大国。然而,步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质量上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大西洋月刊》于2012年2月16日刊登题为《为什么中国没赢:美国高等教育依然好得多》的文章,指出中国大学课堂的缺点或多或少众所周知――死记硬背、过分讲究学业表现,每周上课时间超过25学时,班级人数过多;大学生通常拥挤在4人间或6人间的宿舍(很多学校还有8人间或更多人一间),缺少学生社交场所,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习的概念狭隘,重视学业而忽视学生发展等等。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国内诸多媒体热议。然而,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如此。
一、历史:STS教育,从价值理性角度反思传统科学教育
(一) STS的兴起
英国科学家斯诺(C.P.Snow)于1959年5月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提出西方社会生活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冲突,这一观点被称为“斯诺命题”。而工具理性的盛行强化了两种文化的对立,由此带来教育领域的诸多困境。随着社会工具理性的愈演愈烈,科学在一段时间里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客观真理”,科学文化全面压倒了人文文化,后者变为弱势,甚至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百无一用的东西。在科学知识至高无上的体系下,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都极端崇尚科学能力,片面强调智力水平。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其“范式理论”(paradigm)挑战了传统科学教育的基本假设,也推动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破坏等社会问题,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社会功能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下,STS运动应运而生。[1]1982年,美国“全国科学教师协会”(NSTA)发表了题为“科学、技术和社会:80年代的科学教育”的宣言,强调要引导学生将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公民。随后,各种形式的STS教育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问世。
(二)STS教育
1.STS概念和基本观点
STS的英文为“Science-Technology-Society”。STS教育源于人们对滥用科学技术和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思,也是对过去崇尚理性探究而忽视其社会价值的传统科学教育的反思。[2]迄今为止,中外学者们还没有就STS概念达成共识,美国大多数学者通常将STS视为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之研究的总称。[3]STS教育集中反映了科学教育中的价值理性,被称为科学教育的范式转换,被视为当今科学教育的主流。
毕华林教授将STS教育的基本观点梳理为:科学教育应该教授与当代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内容应该与个人需要有关;应该在把科学教育视为人类整体知识的一部分这样的更加综合性的背景中学习科学知识;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科学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了解科学发现给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难题以及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性等。[4]
STS教育注重科学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使学生能运用知识和技术改变自身的生活质量及生存状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对社会公众问题的参与意识;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学生能及时触摸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2.STS课程
STS课程因应了西方科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是综合了社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的所有课程形式的总称。“将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引入科学教育领域,用富于人文关怀的批判性视角来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积极地帮助学生在科学活动中形成恰当的科学伦理观,并培养他们做出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的能力。”[5] STS课程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个体经验和个人发展目标。换言之,它更关注科学教育活动中的“人”的因素。在教育目标方面,它追求的是全面的公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实际上是将科学领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扭转”;教育内容“从学生的个人发展需要和生活实际出发”,“为大多数人的未来生活和职业需求做基本的科学知识与科学能力的准备”;在教育方式上,“注重学生的个人探究和主体体验,反对以专制的态度将现成结论直接灌输给学生”[6]。
从STS教育的发展来看,主要集中在非高等教育领域,但我们发现近年来各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向与课程设置越来越重视从社会价值理性角度解读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例如,有学者就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典型的STS具体案例分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找到行动上的理论来源。[7]
(三)STS教育中的价值理性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人类社会活动的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工具理性只关心如何借助理性达到预期目的和这一实现过程的程序与条件,忽视这一目标的价值意义,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而价值理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对目标作出整体性与终极性的价值评估。
科学教育的内容与个人的生活需求相关,首先要求学生树立价值观,从而产生科学学习的动力,以及应用科学技术的方向。STS教育在反思传统科学教育的基础上更多体现了价值理性。
孙可平博士通过对STS教育目标进行系统考察,发现所有的STS教育项目都扩展了科学教育的目标,突出了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与文化的目标。在发展个体科学素养、提高学生对科技的兴趣与动机、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的学习能力和对科技议题的决策能力、发展学生的价值与伦理观念等个体发展目标的基础上,STS教育还提倡,扩展学生对社会的理解、对社会生活中的合作关系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同情心。由此可见,STS教育突出了对科学的文化解读、对科学的社会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理解。
二、现状:高等教育领域,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缺失
近年来,受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影响,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新的“斯诺命题”正在上演。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过多干涉,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高校的办学思路和定位,催生了高校盲目合并、官僚机构的庞大和学术的政治化倾向等问题;将一切指标尽可能量化,“唯论文数量论”、“唯科研项目论”、“唯高级人才百分比论”、“唯毕业生就业率论”等在高等教育界长期盛行[8]。
冯建明教授在《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的两难抉择及其应对》中指出“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对价值理性的追索”。例如:大学越来越面临精神缺失和文化危机;道德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并未与大学校园的外在形象同步提升;随招生规模的扩大、培养层次的丰富而来的是全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批评;科学技术成果层出不穷却乏重大成就可陈;论文、项目、获奖、专利等反映学术能力的数据屡攀新高,而大学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备受质疑和批评;大学教授队伍庞大与传统的师表形象和人们期待的科学巨匠、人文大事似乎渐行渐远。冯教授认为:“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归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我国高水平大学在一段时间以来重指标轻根本、重数量轻质量、重物质轻精神、重科研轻教学,偏离了价值理性的发展轨道所致。”[9]高水平大学的价值理性缺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价值理性的弱势地位。
至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工具理性完全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
1948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报告,告诫清华学子,文理教育的分家会导致人的片面化。[10]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大学的基本职能限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而实际上或者脱离于时代,或者屈从于社会需求。国内几乎所有高等院校均按照政府或市场的需要来培养国家定向需要或“适销对路”的人才,弱化了人才培养中的价值理性教育,这实质上是一种被工具化的人才培养。在工具理性主导下,高校围绕着效益产出转、专业设置围绕着市场行情转、受教育者围绕实用功利转,高等教育以培养为社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各专业人才为目标,忽视了教育之于人的意义,导致高等教育工具理性过于凸显、高等教育价值理性逐渐弱化。[11]特别在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和国内高校之间规模效应带来的竞争压力,最终使高等教育一边倒地投向了工具理性。
我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价值理性的缺失现象;高校教育者和学生都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在教育中一味追求有用的学历、证书、知识、技能等;解决了“如何做”的问题,却忘了解决“为什么做”的疑惑。就个体而言,很多学生虽然有高学历,找到了高薪职位,但他们生活并不幸福,反而内心焦虑迷茫;对于社会整体,我们看到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理工类毕业生盲目创业,以及中国社会精英层普遍无原则、无责任甚至无良知的现象。一方面毕业生受到科技商业明星的榜样蛊惑,崇拜他们工具理性带来的成功、财富与地位;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由于价值理性的孱弱,除了外表享受风光,实则精神不平和、心灵不幸福,因为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使他们得到价值理性的训练,没有解决好使命感,没有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
三、趋势:高等教育,呼唤价值理性
(一)高等教育要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追求。在追求科学的工具理性行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需要价值理性给予信念、意志等精神支持。如果不能解决“求知是为什么”的价值理性问题,科学发展的工具理性将失去意义。
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和实现途径。通过工具理性阶段性地对人自身生活环境的开拓,不断促使价值理性确立新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为实现价值理性的升华提供现实支撑。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价值理性解决主体“做什么”的问题,而工具理性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两种理性分别作用于不同层面,只是随着科技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功利主义等各种因素使工具理性占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日益失落,两者之间疏离和扭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危机的根源。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衍生出环境、能源等相关政治、经济、甚至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人们对价值理性回归的呼声就愈来愈高。在高等教育层面,急需价值理性来平衡工具理性带来的各种负面问题,而价值理性对高等教育的指导也将更加深入、全面。
(二)价值理性的传承是教育的本质与前提
爱因斯坦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演讲中,对“这一支以应用科学作为自己专业的青年人”提出忠告:“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于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价值理性的传承是教育的本质与前提,人类探索科学领域,是为了使自身得到更大的解放,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如果忘记这一初衷,教育则会沦为异化人本身的工具,使绝大多数人不能得到身心的解放与自由。
(三)价值理性之于高等教育的意义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其他阶段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和塑造在人格、精神上健全、完整的人。台湾学者黄俊杰认为:“大学之基本功能在于教育,在于引导青年生命的成长。”[12]价值理性对高等教育的深刻意义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凸现。保留高等教育的价值理性,才能对现实高等教育发展起到精神引导和平衡作用。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Abraham Flexner)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中谈道:“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西北师范大学高教所所长安心教授,针对教育部提出“高校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的“专业淘汰制”规定,提出,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也要对受教育者个体进行关注;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离开了培养人的活动,高等教育的一切工具目的也将会变得没有意义;重视高等教育的价值理性,可以防止高等教育沦为“精神退化的制器工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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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晓光,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松,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农业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研究员;刘国瑜, 南京农业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研究员。(南京/ 210095)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分析视角下大学院校研究机构:结构、功能与趋势”(项目编号SK2011002)、“院校研究在大学战略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项目编号SK2013032)阶段性成果。
摘 要:迈向“规范发展”阶段的院校研究亟需组织结构和制度规范的承认。组织分析中新制度主义对组织结构及制度同形的解释,亦可以被视为是对组织和制度创设的理论指导。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的建设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从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两方面的改变中寻找路径。
关键词:院校研究;机构建设;制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被高等教育研究者引入国内,院校研究已走过“初步形成”阶段,正向“规范发展”阶段迈进[1],促进院校研究的日常化和制度化,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2]运行顺畅的组织机构能够为院校研究活动的制度化、常态化提供有力保障,是院校研究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国内高校已出现具有院校研究性质的组织机构,但这些机构的存在形式、运行方式、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和职能责任等方面,与国际上成功的院校研究机构有较大不同。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如何在国内高校现行的管理环境下建设院校研究机构并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制度理论作为分析以组织为基础的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对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有深刻的解释力,这些解释从另一角度给出了组织机构建设的路径。本文拟借助组织分析中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分析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面临的技术和制度环境,为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提供组织机构建设路径方面的参考。
一、国内高校“准院校研究机构”的现状
院校研究源于美国高校对自身发展环境和各种实际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是通过对本校管理问题的系统和科学的研究,提高本校管理水平的一种研究,具有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和应用研究等特征。[3]院校研究机构是开展院校研究的组织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规范,它是院校研究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成果,是院校研究实践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2000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院校研究在我国的正式兴起。十余年来,经历了“对院校研究的研究”和“开展中国的院校研究”两个阶段之后,院校研究在“中国化”改造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4]在院校研究的机构建设方面,一些学校通过设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发展办公室”等机构,力图实现院校研究的相应职能。而现实中更多的讨论则指向大部分高校既有的、与美国院校研究机构有类似职能的机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发展规划办公室等机构的改革与重塑,以实现院校研究工作的普及和推广。
国内高校的“准院校研究机构”[5]广泛存在但又相对分散,主要包括:(1)各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自20世纪70年代创设高等教育研究所(室),至21世纪初仍保持有700多所,这些机构的职能较为多样,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行政与咨询,如为本校的改革发展提供咨询,规划和指导本校的高教研究工作,为校领导提供决策参考,总结和推广高等教育的经验等;二是学科建设,通过普及教育理论与方法,开展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学科的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三是安置过渡“二线人员”和“富余人员”。(2)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办公室。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高校开始设置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机构,其组织定位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学校行政职能部门,承担研究咨询的业务功能和执行监督的行政功能;另一种是作为直属业务部门,主要通过信息搜集、研究报告等为学校领导的决策咨询服务。(3)“211工程”、“985工程”建设或本科教学评估办公室。这些机构伴随着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项目和主要工作而产生,组织任务明确,职能相对稳定,主要是为重点项目和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全过程的服务与保障,并发挥监督作用。此外,一些高校的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人事处、教务处、信息中心等部门和机构也承担了资料收集、信息、提供决策参考等部分院校研究的职能。这些机构大部分在校领导的直接领导之下,也有的处在组织结构中下层。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通常按照行政序列或研究序列考核。
二、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挑战
院校研究在提高高校管理水平、促进决策科学化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已被国际经验充分证明。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亟待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变,加之《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教30条)的颁布,国内高等教育管理方式逐渐与国际接轨,院校研究面临着较好的发展前景。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的行为受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不同的组织在两种环境中的嵌入程度会有所不同,教育组织处于“强制度环境弱技术环境”位置。[6]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组织的制度环境即组织赖以存在的、社会建构的规范世界。[7]组织的技术环境包括生产和控制的技术、组织间交换模式、调节过程以及其他产生不同效率或效力之组织形式的因素。技术与制度并不是环境的一种二分状态,而应视之为环境沿之变化的维度。[8]目前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建设,面临来自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诸多挑战。
1.来自制度环境方面的挑战。在国内现行体制下,制度环境对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挑战更为突出。这些挑战来自于:(1)少数与现代管理决策模式相抵触的传统文化观念。集权式的决策模式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院校研究的咨询机构定位有可能对集权命令的权威性和时效性构成威胁。高校领导者的“有限理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高校的许多领导者还意识不到或者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着意扮演着“掌权”的“英雄”角色。[9]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偏好赞扬和奉承,而院校研究机构最大的职能是不断寻找高校运行中出现的问题。(2)高校缺乏独立的管理理念。我国高校长期依附于行政机关,无须对管理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进行详细说明,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的独立意识较弱,反映在管理中即是高校被动或主动为满足行政部门的各种考核和要求而“选择性作为”,忽视管理成本以及决策的长远效益,由此使院校研究机构的职能不能很好地发挥。(3)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尽合理。体制由管理机构与管理制度构成,决定着机构的类型、功能、位置。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大多数是由行政力量主导,其结果是更加强化了高校对上级主管部门和内部利益集团的依附,开展科学决策的必要性大为降低,进而失去了加强院校研究的动力。在微观层面,多数“准院校研究机构”散布于高校的各职能部门,各自独立,互不来往,未能形成合力;最有可能开展院校研究的机构——高等教育研究所,却多游离于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之外,没有在体制上保证其应发挥的作用。[10]
2.来自技术环境方面的挑战。(1)数据、资料和信息系统建设滞后[11]。许多高校没有统一的信息平台,各项业务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没有统一、系统化的规划、规范和标准;数据更新慢,连贯性和准确性不够,管理与贮存的方式和地点混乱,且大部分数据不公开。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权威数据采集和共享平台,同类型高校比较分析等院校研究机构应经常开展的项目无法进行。基本业务数据库和高级分析数据库是院校研究机构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而这两者的建设与维护既需要不菲的资金,也需要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员,这些问题单靠一两所高校的力量难以解决。(2)合格的院校研究人员不足。院校研究涉及战略管理、学生事务、学业评价、教师发展、课程评估等内容,涵盖范围丰富而且有其特定的规范和方法,需要从业者具有较高的教育理论素养和数据分析技能。目前一些高校“准院校研究机构”内人员处理现有描述性数据的能力尚有欠缺,更遑论满足院校研究要求的业务能力和素质。(3)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对学校效能的评估是院校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但院校研究机构本身的评估在现行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下却遭遇难题。院校研究机构既不是学术机构,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行政机构;院校研究人员从事的工作不是教学,亦非专业的学术研究,也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成效不易用论文等有形量化方式体现,现有的考评标准均难以适用。院校研究机构的绩效考评、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问题难以用现行标准进行。
三、推动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路径选择 院校研究只有应用于实践中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并能获得长久发展的动力。制度化成为我国院校研究的唯一出路,即通过制度化将院校研究纳入我国大学管理体制之中,成为大学管理科学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实践化的重要中介。[12]院校研究机构的建设是将院校研究制度化的关键。
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路径是从实践到研究,至今仍保持着浓厚的实践性色彩,可概括为“需求驱动”。中国院校研究则起步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部分学者的学术转型和对美国院校研究的介绍,尽管也是因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实践的需要,但“供给驱动”色彩较浓。近年来国内高校决策层对院校研究的需求程度不断上升[13],为院校研究的机构建设提供了机会。
1.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组织机构建设路径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观点认为,支配物质资源的技术环境决定了组织的表现,组织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从成本最小化、改善技术函数、优化市场条件、改进技术扩散曲线等等这些对组织效率的追求中得到解释,这种解释被称为效率机制。斯科特和戴维斯总结了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等三种视角下的组织理论,认为将组织视为“相互依赖的活动与(拥有多重归属和身份的)人员、资源和信息流的汇聚,这种汇聚将不断变迁的参与者同盟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同盟者根植于更广泛的物质资源与制度环境”的开放系统视角,对社会组织的现实更具解释力。[14]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基于开放系统视角,在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二分的基础上,强调文化认知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指出各种组织受制度环境制约,追求社会承认,采纳合乎情理的结构或行为。这种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广为接受的组织结构或做法的制度力量称为合法性机制。[15]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用“制度性同形”解释普遍渗透于现代组织生活中的趋同现象,并将合法性机制导致制度性同形,或者说组织形式和行为趋同的作用方式归为三种:第一种是源于政治影响和合法性问题的强制性同形;第二种是源于对不确定性进行合乎公认的反应的模仿性同形;第三种是与专业化相关的规范性同形。[16]制度是组织机构的核心要素,“组织(organization)即一个制度化的组织(institution)”[17],对制度的解释,换个角度看,也即对组织创设的指导。因此,政治引导、树立榜样和提倡专业化有可能成为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路径选择。
斯科特等总结认为,组织模式出现及扩散的最常见方式是“派生”,即复制某个现有的组织[18],新组织模式的出现至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所谓的汇集,即将观察到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汇集整理成为供模仿的模型。另一种是拼凑,即从各种现存组织中提取不同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创造出新的混合模式。这预示着,通过组织整合与机制创新,现有国内高校“准院校研究机构”有可能改造为成功的院校研究机构。
2.制度环境层面促进国内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路径
(1)政府主管部门积极引导。政府法令具有强制性,政府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劝诱和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可通过建设国家级高等教育信息平台、定期公开高校运行数据、规范高校项目论证与规划程序、改革评估指标体系等方式对各高校的院校研究机构建设进行积极引导。(2)先锋高校努力做出表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环境中出现风险与挑战,组织无法确定何种形式为最佳时,模仿成功者的做法将是最保险的。院校研究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它能否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存在下去?能否为中国高校的发展做出贡献?做出多大贡献?大众化、国际化的压力下,院校研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中国高校解困?面对质疑,事实是最好的回应。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中国较早地开展了院校研究的实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的机构设置和具体做法将成为其他高校模仿的主要对象。(3)专业人员遵循专业精神和从业规范。任何事业的繁荣均有赖于从业者的专业精神,教育更是如此。高等教育事业的参与者,无论是高校管理者还是目前“准院校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如果能切实发扬专业精神,掌握专业技能,遵循从业规范,在专业领域内形成尊重科学、依靠数据和事实的习惯,院校研究机构的建设也将迎来。
如何解决农业税取消后的三农问题
——来自##县的调查
##县地处五岭北麓,潇水源头,位于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是某省省的南大门。全县总面积====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万亩,耕地面积==万亩,人平耕地=.==亩,共辖==个乡镇,=个林业采育场,===个村(居)委会,总人口==万。全县林地面积====多平方公里,活立木蓄积量====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是一个林农参半的全国重点林业县之一。
====年,##县开始全面贯彻实行对农业税全免的扶农、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税后,作为一个林农参半的林业大县,免征农业税后,农村工作应该怎么管?乡镇干部干什么?乡镇工作的重心往哪里转?=月份,我带领有关人员围绕这些问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现场查看等形式,在全县==个乡镇的==个村进行了为期==余天的调研。调查显示,政府取消农业税后,与之衍生相伴的一些新动向和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研究解决。
一、全县免征农业税前后的基本情况
免征农业税前,====年,全县农民负担农业税、三提五统各项集资等税费总额====.==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元,====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万元,按====年底==.=万农业人口计算,农民人均负担==.==元,亩平==.=元,较改革前人平减少==.==元,减幅==.==%,亩平减少==.=元,减幅==.=%,====年农业税全免,总额====余万元,人平==.==元。
二、农业税取消后的新气象
(一)农民负担有效缓解。免征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由过去的“多取、少予”开始向“多予、少取”转变,====年全县农民人平直接减负==.==元,加上粮食直补资金===万元,良种补贴===.=万元,农民人平减负==.=元。全额免征农业税,杜绝了一切向农民伸手的借口,堵死了向农民搭车收费的路子。调查对象中,均未出现收费现象,基本实现了“零负担”。
(二)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免征农业税前,乡村干部强制征收和暴力征收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导致了农村非稳定因素的增加。农业税全免后,职责发生转变,乡镇干部的工作方式也随之而变。乡镇干部在工作形式上,从过去“索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工作职责上,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过去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计生)”的矛盾焦点中解脱出来;群众关系上,从“油水关系”向“鱼水关系”转变,受到农民的欢迎。==%以上调查对象对免税后的乡镇政府表示满意。
(三)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免征农业税后,加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不断落实,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弃田抛荒的少了,复垦耕种的多了;粗放经营的少了,精耕细作的多了;撂荒面积减少了,种田大户增多了。====年水稻种植==.==万亩,同比增加=.==万亩;烤烟种植=.==万亩,较上年增加====亩。
三、农业税取消后面临的新问题
(一)乡镇及村组干部的角色转换尚未及时到位。
=、思想观念不适应。长期以来,乡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收税,能把税费收齐就是最大的成绩,其他行政职能逐渐弱化。现在沿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乡镇工作==%—==%的工作对象没有了,乡镇工作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加突出。调查中,==%以上干部认为“农民全部减负,干部如释重负”、“农民种田不交钱,农村工作何去何从”。免税后,乡镇干部帮助农民抓调整,首先就丧失了动力机制,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跟乡镇干部尤其是一般干部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除计生工作外,乡镇干部大都产生了盲目感,对农业税取消后的工作心里没底。=、工作方法不适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明确,各项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的经营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单纯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已没有了市场和空间,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涉及到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搞好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增收等问题,==%以上乡镇干部表示心里没底。=、发展思路不适应。农业税费一直是乡镇赖以运转的财源,农业税取消后,虽然有基本相当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是一个定数,只能维持乡镇基本运转,根本谈不上偿还债务、发展公益事业等。农业无税,乡镇财源何来,怎样发展?这对于长期习惯就农业农村抓农业农村的乡镇决策者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有的乡镇领导反映说,农业税取消后,就发展思路角度来讲,乡镇干部的担子不轻反重。
(二)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更加困难。一是财力大辐减少。免征农业税后,一般乡镇减收==余万元左右,多的==余万元,财力缺口大,==%以上的乡镇干部误餐补助和其它津贴无法兑现;村级收入较取消农业税前平均减少==%左右,每个村的收入包括各级转移支付平均不足=万元,只占正常运转所需支出的==%。调查显示,全县仅有==%左右的村组织有收入,其中收入上万元的村仅占=%,==%左右的村级组织没有收入。以湘江乡调查的三个村情况来看,====年总收入=====元,总支出=====元,结余=====元,被迫还旧借款=====元,赤字=====元。二是债务积重难返。免征农业税前,==%以上的乡村由于垫税、村级集体企业亏损、重点建设及招待等诸多因素,致使乡镇和村级组织负债现象较为普遍,不堪重负。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乡、村两级债务高达====余万元,其中乡镇负债====万元,村级负债===万元,平均每个乡(镇)在===万元以上,每个村在====元以上;其中负债最严重的沱江镇累计债务高达===万元。乡村债务久拖难解已成为一些地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三是村干部队伍难稳定。免征农业税后,村级唯一的集体收入来源被卡断,村级资金严重不足,各村正常支出难以保证。全县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不足====元,==%的村干部表示每年招待乡里干部的开支就不止====元,村干部成了“倒贴”干部,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湘江乡村民小组长在取消农业税前人均年发放===—===元,免征农业税后由于经费紧张已取消。四是农业税征收遗留问题多。过去在农业税征缴过程中迫于“双过半”和“结硬帐”,乡镇、村级组织通过借、垫等办法完成任务,有的向银行贷款,有的用乡村干部的工资垫付,目前全县农业税尾欠仍有====万元不能收缴到位,平均每个乡镇==万元左右,致使乡、村债务难以化解,乡、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乡村偿债压力很大,且因为==%以上是贷款,考虑到利息等因素,债务有上升的趋势。五是农民土地矛盾纠纷增多。由于取消农业税,土地收益增值,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争田要地的现象,由于国家土地承包政策明确规定“土地一定==年不变”,也使部分农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农村人平占地悬殊竟在=倍以上。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的遗留问题日渐显露,农户之间因界端不详、面积不实、权属不明产生矛盾,一些原来已退田的农户又要求收回土地自己耕种,少数村将闲置地集中租赁给种田大户或外来户经营,农民现在又要求发包到户或提高租赁费或重新分配。六是公益事业开展困难。免征农业税前,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免税后,村级的道路维修、塘坝沟渠修整、学校建设等村级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骤减,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开展的“一事一议”存在“有事不议,有事难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导致的投工投劳不足,造成村级公益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三)农资上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增收不乐观。调查表明,化肥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水涨船高”,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以沱江镇山口铺村==组农户饶家杰为例,====年发现化肥等各项费用明显上涨,购买同样的化肥平均每亩上涨==元,农药平均每亩上涨==.=元,翻耕、抗旱抽水费每亩上涨==元,地膜、农具等其他物资价格全面涨价。同样的一亩耕地面积所需的农资费用,比上年涨价就超出===元。因此,因涨价而超出的各项费用高出了农业税免税额。调查中,有的村民埋怨说:“上面在骗我们,免了农业税,每年我们要出更多的钱(购买农资)”。
(四)取消农业税对林区发展意义不大,林农返贫未能得到扼制,林农区的经济差距日益加大。“三林”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林区水田面积少,种田方面的农业税本来就不多,免除农业税政策并没有给林农带来多大的实际意义,国家的扶农、惠农政策为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致使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加上自然条件限制、林业保护性政策不到位、林业税费居高不下、部分惠林政策被取消、现行的惠农政策不能充分享受等因素,致使林农返贫更加严重,林区与纯农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严重不足,吃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林区耕地少,人均水田=.==亩,粮食直补政策人均实得仅=.=元。相反由于国家采取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主要靠买米度日的林农为此每年人均增支购粮款在===元以上。====年以前林农每年自产粮====.=万公斤、林区平价定销粮===.==万公斤、造林抚育补助粮===万公斤,三项====.==万公斤,人均年口粮达===公斤,吃饭问题已经解决。====年以后,林区平价定销粮、造林抚育补助粮被取消,林农吃自产粮和市场购粮。====年===个林业村自产粮===万公斤,人均===公斤,比====年人均减少===公斤,人均年缺粮=个半月。吃“三夹饭”(包谷、红薯条、大米合煮)的现象重新反弹。二是经济来源单一,收入仍然较低。林农基本靠木材采伐销售为生,====前人年均木材指标=至=.=立方米,由于木材径大质高,木材销售价高,林农人均实得===至===元。====年后,采伐指标逐年减少,人年均=.=至=立方米,加之木材市场疲软,销售价降低,兼之受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影响,扣除一定的运输成本和上交的税费及劳务开支后,林农人均实得仅有===至===元,比====年人均减少===至===元。加上国家实行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木材限额采伐等林业政策,林农从生态公益林中所得补助仅为=元/亩(扣除管护费,实得=.=元/亩)。且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划分,导致林农对林木和林地缺少了经营自,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砍一轮树种三年土,解决三年杂粮”的生产生活门路也没有了。雾江乡龙虎村谢冲小组共有林地====余亩,其中====亩被划为公益林,此后,该小组几无树可伐,全组===多人每年仅靠国家按=.=元/亩实得的=====多元补偿度日,人均不足==元。据统计,====年全县林农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其中水口镇仅为===元。目前林区现有贫困户=====户,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人,占全县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三是基础设施差,发展仍然缺乏后劲。目前林区==个组未通电,===个村未通电话,==个村未通公路,===个组未通小四轮、板车路。由于交通不便,林农每年支付木材陆运费===多万元,买米交通费===多万元,人均增支===多元。====年,林区有过伐组===个,占==.=%,这些村组由于无树可伐收入锐减。由于林农用于吃粮、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以上,致使林农发展生产投入严重后劲不足。
三、对策和建议:
(一)积极反映“三林”问题、呼吁国家调整现行有关林业政策。(=)建议恢复已经取消,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林粮挂钩、造林补助等林业优惠政策。这对调动林农营林积极性,保障林农基本口粮,维护林区林政和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制定调整有关林业政策。建议对林农实行“一取消、一补偿、一补贴”政策。一是取消育林基金,让林农直接在林木交易中增加收入。同时,对因取消育林基金后给地方政府减少的收入缺口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弥补。二是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对现有公益林的林木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实行一次性补偿或分期补偿。对绝大部分山林划为公益林、耕地严重不足、生存条件特别困难的林农,实行生态移民,将公益林木补偿费和林地征用费一次性补偿到位。公益林林地的补偿标准应基本上按照市场机制确定,以不低于每亩林地每年能为林农产生的经济收入为参照进行补偿。改变现行补偿(=元/亩)过低的状况。三是建立对林农实行生态直接补贴机制。参照种粮直补政策,可根据林木采伐指标或造林抚育面积,对林农进行粮食补助。(=)配套完善有关林业政策。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建议从水力发电、森林旅游、消耗森林资源的企业、排放污废物破坏生态的部门、企业和个人收取生态资源税,作为对生态营造、管理、保护的经济补偿,使生态资源补偿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建议对林业实行长期限、低利息的信贷扶持政策,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对被划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的营林贷款实行减免或挂帐停息政策;在明晰林业产权的基础上,实行林木、林地资产抵押的金融扶持林业政策;加大对林区县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林区健康稳步发展。
(二)不断加快配套改革步伐,深化调整和完善涉农政策。
=、进一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根据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及省里的要求,各个乡镇将分流=/=—=/=的富余人员。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机构改革。(=)要撤并机构。科学设置乡镇机构,并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要改革村组机构,大量精简村组干部,实行联组合片,由村干部兼任片长。(=)要分流人员。下大力气清退编外人员,压缩在编人员,解决好富余人员的出路。一是鼓励乡镇干部带薪带职离岗发展经济;二是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三是对==岁以下,没有达到大专以上文凭的乡镇干部实行脱产轮训,学习培训期间工资不变,培训费用自理。
=、进一步加强农资市场管理,还利于农民。同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害。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帮助农民科学种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要鼓励和促进农资生产企业开发高效、高能、价优的农资产品投入市场,尽可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既能增加产量,更能增加收入,实现农资企业与农民双赢的效果。同时,政府要引导农民改变产业结构,种植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档次,提高耕地的综合效益;引导农民广泛使用有机土杂肥,这样既能改良土壤结构,又能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还能减少农村因自身环境污染给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失。
=、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依法完善二轮延包等土地流转方式。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各项补贴政策的出台,土地问题逐渐凸显为农村的突出问题,更显示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发生的新情况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用活用足党的农村政策,努力化解国家土地政策与土地承包现状之间的矛盾,及时依法完善二轮延包,调处各类土地纠纷,签订承包合同,颁发经营权证,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明确,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同时,对农民在抛荒地重新耕种的,要合理引导,做到有序开发,不得乱砍滥伐、过度复垦。对长期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在保障其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引导其通过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方式流转到人多地少的农户。对外来经营业主以协议方式开发村集体空地,也应通过其它承包方式保障其经营权,采取土地使用权入股、有偿转让等形式,既保护承租者的合法权利,又适当考虑农民的既得利益。
(三)进一步搞好乡镇职能的重新定位,转移工作重心。
农业税免征仅仅是“少取”,乡镇应该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主要职能应是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重心由就农业抓农业向以工带农、以工促农转变,突出抓好农副产品加工业。一是要履行引导农民入市的职能。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销售队伍,推动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二是要履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职能。乡镇要花大力气制定出操作性强的农村建设规划,并认真付诸实施,探索多种途径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自愿协商投工投劳,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彻底改变农村脏、乱、散、差的旧面貌。三是要履行引导生产发展的职能。乡镇政府要引导村组干部转变观念,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当前,农民最盼的是快富,最缺的是资金、技术和信息。可采取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或乡镇干部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乡镇派驻企业服务、引导外出务工、参与支农中介服务组织等形式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四是要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目前,乡镇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做好新形势下的乡镇工作,要求乡镇干部必须对我国目前农业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较深的理解和把握,以便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重大意义。一定要使乡镇干部认识到,取消农业税的真正内涵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实行包括取消农业税在内的各项惠农政策,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势在必行。乡镇干部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调整心态,主动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甘当公仆,积极服务广大农民,带领群众致富,发展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