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管理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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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企业环境行为；环境政策；微观视角；工业绿色化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40-05

环境问题从边缘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议程的核心内容之一，以政府规制为主的传统污染控制手段在促进企业控制污染排放、推进清洁生产、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成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并从国外引入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至8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了各项环境保护制度，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并在一些地区开始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和信息手段来促进企业的污染控制和工业绿色化。然而，以往企业环境污染控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模式，缺乏自下而上的思考和实践，使得政策往往不能很好地实施，增加了环境管理的成本，显著降低了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政府为此所支付的经济成本也相当可观。[1]企业环境行为研究从微观动力学角度对企业进行污染控制、清洁生产等行为的动机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识别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的关键因素，找到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的最优方式，对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有着积极和迫切的意义。

1 企业环境行为的内涵

企业环境行为是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的环境压力，而采取的宏观战略和制度变革、内部具体生产的调整等措施和手段的总称[2]。企业接受环境压力，并将其转变为环境成本的信息，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将一部分乃至全部认可为企业预算成本，做出相应的环境行为响应，使得原来由社会承担的环境外部负效应逐步为企业所认知和承担（见图1）。一般企业在初期只看到短期直接环境成本，如环境治理、排污许可、惩戒费用等，而忽视了中长期环境成本，如信用成本、市场成本、机会成本（环保新产品的市场机会丧失）等[2]。企业行为和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刺激了新规则和商业行为的出现，促使企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化战略。

2 企业环境行为研究述评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西方发达国家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研究工业企业环境意识和行为，讨论工业企业如何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减少污染，使投入、生产过程、产品与人类提高生存环境质量的要求相适应。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与外部环境压力互适过程和变化的实证方面。

2.1 外部环境压力与环境行为响应的相关研究述评

早先企业环境行为主要是满足政府的要求，表现为企业遵从各种政府法规和政策，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府干预和企业遵从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企业环境行为程度的调查来评价政府监察、各种处罚、环境管理政策的效果，如Gray-Deily[3]、MagatViscusi[4]等人在制浆/造纸和钢铁行业研究了包括排放标准在内的政府干预对企业环境表现的效果； Earnhart研究了公共污水处理厂对政府监察和处罚的行为反应[5]；Epple-Visscher[6]、Stafford[7]调查了企业对EPA关于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的遵从情况；Anderson-Talley[8]调查研究了政府干预对石油溢出的影响；May和Winte则调查了暴力环境规制对企业服从的影响[9]。研究发现，强的管制带来企业在环境行为方面更好的顺从，而企业更好的顺从则减少了往后管制的投入[10,11]。早先的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石油运输业、冶金行业和纸浆造纸业等行业，而关于政府规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效果的经济分析则非常少[12]。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地探讨政府管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既包括前面所述政府的检查、罚款等特定干预 (specific deterrence)，也包括受到政府特定干预的威胁，即一般干预 (general deterrence)。随后的研究主要集中两类干预的不同组合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Gray-Deily[3]在研究中同时考虑了两种干预，首先识别特殊干预，然后识别一般干预；Earnhart研究了两种干预的共同作用对公共污水处理厂环境表现的影响[5]；Bardach-Kagan认为环境意识不同，一般干预的影响也不同[13]。一般来说，企业环境行为是一般干预和特殊干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一些研究者认为，相比而言特定干预才是改进企业环境行为的主要原因[14,15]。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对工人或消费者安全状况改善的效果[16]，也有学者探讨了政府规制和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关系[17]。

随着公众、市场等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企业环境责任已经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并逐步形成对企业多方面的环境压力。除了上述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环保政策等形成的规章制度压力(regulatory pressure)，还包括：企业满足公众环保要求的信用压力(credibility pressure)，环保产品和工业中间品需求及绿色环境认证、贸易协定等市场压力(market pressure)，投资者、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对企业资信认知的财政压力(financial pressure)等[2]。社区主要通过政治、社会和物质上的惩罚来激励企业控制污染，当正式管制渠道存在时，社区通过政治途径影响政府管制力度；当管制者不存在或失灵时，非政府组织 (NGOs) 和社区团体――包括宗教机构、社会团体、群众运动和政客――运用非正式手段 (informal regulation) 来迫使污染者遵从社会规范[19]。

Huq和Wheeler在1992年对孟加拉国的调查中发现，一般政府规制对7个大型国有肥料企业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其中三个由于受到社区压力而表现出很好的效果[20]；Henriques和Sadorsky探讨了社区压力对加拿大公司的决定采用一项环境规划的效果[21]；Dasgupta等人探究社区压力对墨西哥的公司采用一定环境管理措施的效果[22]；Maxwell 等人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希望事先了解市民寻求更加严格环境规制的政治运动水平，即市民对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期望[23]；Hamilton调查了有害废物排放企业在选择厂址的时候，如何考虑社区的潜在环境保护行动[24]；Konar和Cohen探究社区环境知情权对TRI排放的效果[25]。这些研究均表明社区压力在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污染控制的一个新手段。

市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消费者通过对商品的选择来激励企业控制污染，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给企业施加压力。在绿色消费者方面，绿色消费者对生态保护日渐重视，如果厂商不重视其产品的环保作用，将遭受消费者抵制或排斥[28～30]，很多的研究证实消费者比较愿意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对环境有所帮助的产品[31～33]；温肇东、陈泰明认为来自顾客市场需求拉力是推动绿色创新的一个强大力量[34]。在公司的竞争者方面，Hart分析企业的可持续竞争策略，他认为企业可以采行污染预防以降低成本，或是经由产品管理来取得领先地位，在未来环保趋势中取得先机[35]，Shrivastava认为企业藉由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发展，改变产业或市场原有的架构，进而创造一种优势[36]。而关于投资者作用研究最多的是考察股票市场对企业环境行为信息的反应。企业污染强度高或者环境表现差会给投资者一种生产效率不高的信息，投资者也会权衡由于污染处罚和污染责任赔偿而带来的潜在损失，这种权衡的重要性随着新的股票市场和国际金融手段的发展而愈加明显。一些研究表明美国和加拿大的股票市场对环境信息有明显的反应。由于好消息所带来的好处和坏消息引起的损失在1%～2%的范围内[18]，而且Konar和Cohen的研究表明这种变化能够激励企业采取相应的污染控制或清洁生产行动[25]。世界银行在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18]。此外，工业中间品需求及绿色环境认证、贸易协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对企业资信认知等市场因素均会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企业开始把环境问题看成是长远的关乎生存的问题。

2.2 企业内部因素与环境行为响应的相关研究述评

随着来自市场及社区的压力成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导驱动力量[2]，企业开始将环境保护从原来的应付行为转变为自觉的主动行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也从企业对环境压力被动反馈转向博弈抉择和主动反馈，开始探究不同企业的环境行为模式。企业由于不同的规模、财务状况、环境意识和工业部门类别，对环境压力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因此纳入环境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也就造成了不同的环境行为和表现。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企业自身的一些属性（规模、教育、技术、所有制结构和财务状况等）会对其环境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Hayami认为企业的规模是企业改善环境表现的另外一个决定因素，企业规模越大，将会采取更多的清洁生产工艺[37]，Pargal和Wheeler则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受社会的关注，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38]；Henriques调查了加拿大400家企业中的环境负责企业，发现在自然资源部门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环境规划，而服务部门则相对较少[21]；Downing和Kimball评价了管理者对企业环境形象的关心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39]；GottsmanKessler[40]、EarnhartLizal[41]研究了企业财务状况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规模大、财务状况好、企业环境意识高的企业有更好地的环境行为和表现。

2.3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述评

随着企业环境行为与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变化，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环境行为从20世纪60年代抗拒回避的基本不合作到70年代的勉强为之再到90年代的主动为之，成为企业的责任、透明和公开的战略[2]。目前，国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非常有限，王远等人在世界银行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项目的资助下，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综合评价，并分为绿色、蓝色、黄色、红色和黑色五类，其中绿色代表环境表现最好，企业广泛应用清洁生产技术，并且通过ISO14000认证，企业的环境表现达到了国际水平[42]。此后，很多城市开展了类似的评价和信息公开。徐雪峰还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环境行为归纳为适应型环境政策、防御型环境政策和主动型环境政策[43]。

3 现有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企业根据各种环境压力和自身属性，做出相应的环境行为决策，企业环境行为也逐步从被动行为转向主动行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环境压力、企业属性和环境行为关系的表层现象分析上，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主要包括：

(1)对企业环境行为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和分类，使得许多研究往往将企业环境行为和企业环境表现混用。

(2)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单一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如政府规制、社区压力等，而企业环境往往受到多重压力影响，单一因素研究往往无法隔离其他因素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环境行为反应。

(3)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环境压力、企业属性和环境行为关系的表层现象分析上，较少对环境压力如何产生、如何作用于企业理论分析。

(4)目前的研究较多为企业与外部环境压力互适过程和变化的实证，较少以企业为主体的环境行为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而企业如何根据环境压力和内部因素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的机理恰恰是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核心。

4 企业环境行为研究展望

鉴于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重要性和现有研究的不足，根据我国企业和环境政策的特点，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系统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企业环境行为界定及其影响因素的识别和表征。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行为与其环境表现的相互作用关系角度界定企业环境行为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环境行为在时间序列上的演变规律，并从政府、公众、市场等方面对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内生要素和外在作用力进行识别和量化表征。

(2)企业环境意识与响应行为。研究“企业家心理―企业环境行为―企业环境表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和作用过程，旨在寻找如何培养和形成企业家的环境意识，进而影响企业环境行为，最终达到改善企业环境表现的目的。

(3)企业环境行为费效分析。研究企业各种环境行为（如污染削减、清洁生产等）的经济成本与其环境表现之间量化关系，一方面建立企业内生产成本的测定方法，另一方面为企业环境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4)企业环境行为决策模型。对不同企业如何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利益博弈中选择其行为的机制和过程进行研究，并最终建立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企业环境行为决策模型。

(5)企业环境行为动态仿真模型研究。利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对企业环境行为与其内生要素和外部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动态仿真，通过可视化的界面，使得企业环境行为的动态变化过程简洁明了。

企业是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在不同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的约束下，企业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而企业的行为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其环境表现，进而影响区域环境质量。当前，企业面临多种环境压力，企业环境责任的建立已经成为转型期企业面临的重要社会约束。因此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深入研究，明确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动机及其影响机制，将为环境政策制定者提供微观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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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alysis

ZHANG Bing BI Jun YUAN Zengwei3 WANG Shi GE Junjie1,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 Resource Reuse,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2.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olicy,Nanjing University & Jiangsu EPD,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3.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