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镇社区已经成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离不开城镇社区。草原文化，这种集民族性和地域性等多种性质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在草原人民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展。新时期，草原人民由“逐水草而居”转变到了在城镇社区中生活，在党和国家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政策的引导下，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必将带动草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城镇社区 草原文化 创新发展 群众文化活动

正 文：

文化，它的概念非常广泛。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概念至少有二百多种。在本篇论文中，笔者采用20世纪中叶世界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思想来分析论证草原文化与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根据他对文化的理解，我认为，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所具有的特有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特有的生活方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原文化创新的根本所在。同时，由于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草原文化的形成也就来源于生活，草原文化的发展也就植根于生活，草原文化的创新也就践行于生活。于是，文化这个被人们认为脱离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却实实在在的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挂上了钩。文化不仅是思想家头上的理想光环，也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幽灵”。

群众文化，真正开始使用这个名词，是在1953年。它是指：“除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现象。” 群众文化逐步走入社区，在社区中发展壮大，在社区中为人民的生活传递快乐，成为了人民生活方式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草原文化与城镇社区群众文化共同拥有着地域特色。在实践中，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往往以草原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草原文化也往往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得到创新和发展。在民族地区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就经常会看见草原文化中的各种符号元素。与此同时，草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是与时俱进的。草原文化的民族性在与现代文明融会贯通的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各种元素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其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各种成果，并在草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重新的发掘、更新和重构，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得到自我发展和创新。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草原人民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这一载体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但是这种创新和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受到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也是符合国情民情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草原文化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首先就会遇到“保护”还是“开发”的难题。 那么，怎样克服这两方面的限制，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呢？以下提三点建议。

建议一，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应与政府区域文化策略相结合，进而创新发展草原文化。社区群众文化活动是地区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应该纳入到政府区域文化策略当中。通过政府的统一管理，因地制宜的进行文化活动的组织、设置，并找出草原文化中适合政府作为公益文化的部分，将其开发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这将会发挥出各具特色的，资源共享的，相互沟通交流的，共同繁荣的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作用。也将营造出良好的城镇社区文化环境，还可以提高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水平，使传统的草原文化融合到现代人民的生活当中进而得到创新和发展。

建议二，优秀的群众文艺工作者应带动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并使草原文化结合群众生活得到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创意。创意则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离不开创意，这不仅需要基层群众文艺工作者发挥引领作用，更需要优秀的群众文艺工作者到基层、进社区去挖掘草原文化，去体验人民生活，去引领先进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新的、更好的、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创意，使得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得到创新发展。

建议三，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创新发展的基层活动空间。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强公益性文化供给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通过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的建设与覆盖，拓展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空间。通过对各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不断的弘扬草原文化，为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的创新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空间保障。

总之，在新时期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会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草原文化作为草原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也将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将为其提供平台和载体。因此，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将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文化与社会：1780-1950》 作者：（英）雷蒙・威廉斯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08-01

（2）《浅议群众文化的意义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刘颖 《大众文艺》 2010年19期

（3）《经济增长新引擎-------草原文化与创意产业》作者：朱海强，格广民，苏兴

（4）《如何开展社区群众文化活动》 作者：刘春丽 《文化纵横谈》2012年第3期下

（5）《呼伦贝尔市民族文化大市建设规划》

（6）《浅谈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作者：王红霞 《周口日报》2011-8-5

篇(2)

一、草原生态文化的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与草原生态文化相关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众多专家就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蒙古族传统生态保护法等等，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有专家提出：蒙古族生态文化是由牧民、家畜、自然三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生态化的价值观和认知体系。从物质层面来看，蒙古族生态文化是以游牧的生产方式的形成作为客观前提的；从精神层面上看，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等是古代蒙古人创造精神层面生态文化（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和谐共存）的基础；从制度层面看，历经数千年形成的游牧人的生态观念已经被加以制度化并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从而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监督指导作用，同时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制度，如法律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等。

近年来，有多篇学术论文如《论草原生态文化》对草原生态文化的概念、类型和价值等进行了探究；《论蒙古族的传统生态文化》论述了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主要特征、来源和组成等；《诚信伦理与生态伦理》分析了生态伦理是草原文化的思想精髓；《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则提出了“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是草原生态文化的重要研究内容；《论草原文化的价值系统》提出了草原民族“天人相偕的自然观”；《论草原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系》提出了“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草原地区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

还有学者在专著《草原文化的生态魂》中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方式是以蒙古族为主的中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几千年来遵守的生存、生产、发展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生态文化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来说并不是新的生存方式；蒙古族生态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体现，主要是指在与环境相互适应的物质生产、生活技能与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生命的认识、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等；可以概括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感念自然，知恩图报。

“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确立，不仅将草原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指明了草原生态文化崇尚自然的研究方向。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生态魂，是草原生态文化的基本特质和重要内容，也是草原民族的行为规范与处事准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提出：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主要包括对大自然敬畏崇尚，尊重生命的生态意识；与大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亲情意识；对大自然知恩图报，适度索取的节制意识；对大自然爱护有加，担当责任的自律意识等，以及由此衍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意识。

可见，草原生态文化就是崇尚自然的文化，就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师法自然、顺应自然、维护自然的文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其他生物及人与人共存共荣，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得益彰，草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

草原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草原地区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等的综合与抽象，是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可以分为精神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制度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以及物质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等。

二、草原生态文化的特征

系统性与整体性。草原区域的生态文化可以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个系统。草原生态文化传承与发展应该是系统的、整体的传承与发展，是文化以及经济、社会、人、自然等的全面发展，既充分合理地利用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各种资源，也为综合、全面、持久的传承与发展创造条件，不追求局部的、暂时的效益，而要追求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长远的效益。草原生态文化要维持、恢复自身及草原生态系统整体要素的多样性，特别是生物多样性，要有效保护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多样化的组成及其结构，才能使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互补互惠、相生相克、共存共荣及协调稳生、循环再生、多样共生，从而增强草原生态文化系统的抗逆性、承纳性及稳定性、持续性。以多样性、多层次网络结构为基础的物质转化、分解、富集与再生的效率决定草原生态文化系统的兴衰。

协调性与和谐性。草原生态文化要求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即生态与经济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持续高效”是草原生态文化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目标，而“协调和谐”是其过程。生态、经济与文化协调和谐性包括生态经济结构的协同性、生态经济进化的同步性以及生态经济功能的一致性等。草原生态文化传承、发展要有合理协调的生态经济文化结构，其系统的要素、层次、子系等必须维持一定的对应和比例关系即“秩序”，生态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技术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要相互对应、相互适应、有机关联、合理变换，不能以破坏和削弱生态结构为代价来建立与增强其他结构，从而形成协同一致、功能高效的耗散结构状态。生态经济文化协调和谐发展也包括生态经济文化系统各子系统协调同步进化，即经济要发展，生态要改良，文化也要进步，而且经济的发展要建立在生态发展、文化进步的基础之上，保护与恢复生态及文化重要，建设与扩展生态及文化也同样重要。

持续性与高效性。草原生态文化要求不断提高各类资源的利用、转化效率，增强其功能；要求不仅要维持传承与发展适宜的速度，更要保证质量和效果；不仅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还要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与文化效益。要以生态效益、文化效益为基础，经济效益为主导，实现生态经济文化效益及技术、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协调一致，从而形成草原生态经济文化综合效益的最佳协调值，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草原生态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原是在草原上生产生活的人们的摇篮，是草原文化的根基。长期以来，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珍视草原、爱护草原，使得绿色的大草原生生不息、演替至今。 在“崇尚自然”理念指导下，逐步形成并完善“崇尚自然、维护草原”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游牧业生产方式，可以说开创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先河，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人、草及畜的和谐，实现了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进展演替。游牧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的过程，就是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有效保护的过程，也就是草原生态经济文化协调持续发展的过程。

草原生态文化要求资源的永续利用、发展的可持续，要求遵循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有限承纳力原则。极限，就是资源与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支持能力及资源环境承纳力的有限性、经济增长的生态阈值的存在性。过度利用、消耗了自然资本的存量，自然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吸收与再生能力便下降，自然总资本减少，也就谈不上持续协调高效发展了。在草原牧区的经济社会中，维持自然资本主要是草原资本的完整和增值已成为维持发展的最关键因子。草原生态文化具有平等性与共享性，追求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平等共享。人们在考虑自身需求与消费满足的同时，也要对未来各代人的需求消费负担历史性责任，确保当代及以后各代人相对平等地获得资源与环境的机会与权利，当代人在保护环境基础、合理利用资源以满足生存发展享受的同时，有计划地为后代人保留、培植富足的资源与美好的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基础与能力。

三、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与草原生态文化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是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形成的独立存在的运动系统。它在草原生态和草原经济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特性：系统的综合性、结构的协同性、功能的潜在性、天然的依附性、条件的严酷性、机制的脆弱性、地域的差异性、生物的多样性、牲畜的双重性、劳动的特殊性等。而这些基本特性又与草原生态文化的形成、发展相互关联。

由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孕育、生成的草原生态文化，也是多要素、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既有物质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也有精神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生产方式中有草原生态文化，生活方式中也有草原生态文化。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各成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构成一个有机的、协同的整体。而草原生态文化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文化成分、文化功能，可以说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子系统，也以一定的结构、一定的功能，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协调运转，从而产生草原生态文化功能放大作用。

草原生态经济受自然生态因子制约，对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依附性。在草原上形成的、主要以游牧业为基础的草原生态文化，也一定具有强烈的天然依附性，是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师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巧用天时地利、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文化。

草原一般分布于温带的干旱、半干旱地域，自然灾害严重，特别是干旱、风暴、白灾、黑灾等灾害往往给草原牧区特别是草原畜牧业带来毁灭性的损失。为了应对这样严酷性的条件，草原生态文化中就出现了诸多的避灾、防灾、减灾的内容，逐水草而放牧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中就有避灾、防灾的科学文化理念。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机制、经济机制、技术机制具有脆弱性。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经济阈值较森林生态经济系统的要小，其经济和生态综合抵御灾害的能力比农田生态经济系统要低。一定程度的人类的干扰行为或天然的不良影响作用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很可能带来草原生态和经济两方面的损害。为此，草原生态文化 要求人类必须谨慎对待草原，强化草原及其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措施，对草原要实施轻度利用，要保护水源、林木和野生动物。

我国的草原从东向西呈现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高寒草原的类型特征。不同的生态系统，草群结构和草种组成不同。人们为了适应草原的地域差异性，实现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在不同草原饲养不同牲畜，这就形成了与不同的草原生态类型相对应的不同的草原畜牧业经济类型。而不同的草原生态经济类型也形成了有一定地域差异性的草原生态文化。草原的多样性、草原生物的多样性、草原生态经济类型的多样性等，使得草原生态文化丰富多样、光辉灿烂。

草原生态文化归纳、总结了放牧劳动的特殊性，认为放牧劳动具有对辽阔草原的人、草、畜的广泛适应性和优越性，只要在科学指导下使其不断完善，仍将以旺盛的生命力存在和发展。放牧劳动是草原畜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显著特性之一。牲畜这种活有机体的生产包含在其生命的延续过程中，牲畜群体生命的连续性，决定了畜牧业生产的不停顿，以及保证畜群生命延续的放牧劳动的不可间断。同时，放牧劳动的强度基本是均匀而稳定的，只是在抗灾保畜、接羔保育、驱虫剪毛、打草贮草时会有所增大。这与农作物只在暖季生长、农民有忙有闲的农业劳动以及林业劳动、渔业劳动、工副业劳动等是显著不同的。

篇(3)

文化是各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新疆文化的先进性，表现在它鲜明的民族特色上。那些标注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印记的新疆文化瑰宝，几千年来不曾褪色。在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指引下，首先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珍惜我们的文化瑰宝，尊重多元文化，凝聚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精神动力。让我们踏上新疆厚重的历史长河，感受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灿烂文化。

他们本想给自己留下一部历史，但石头太过坚硬和沉默了；他们搅动了人类繁衍进化的历史，但却消逝融合了自己。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他们顶礼膜拜，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都有他们的潮涌……

“武士石人”

茫茫草原，风吹草低。他们选择了水草最为丰美的地方，凡向阳草坡，开阔山岗或者湖河纵横之处，都会有他们黑的身影。他们几乎一律脸向东方，等待着地平线跃升的第一缕阳光的照耀。他们沉默不语，但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用他们的目光，用他们身姿。

对于分布于新疆北到阿尔泰山、西到伊犁河谷、东到天山东部的几百尊草原石人，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最早提出判断：他们是突厥人留下的石人。这个判断几乎无可置疑。

他们凛然地站立在草原上，佩戴耳环，披发于肩，八字胡须，表情严肃。一手执杯于胸前，一手于腰部握住佩剑的剑柄。

新疆博物馆研究员王博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对草原石人的研究。在他找到的草原石人中，这种一手执杯一手握剑的最多，他称之为“武士石人”。“武士石人的特点，是个体肖像化非常明显。他们很可能是为某个人立的雕像。”王博认出，一些武士腰部雕刻的腰带带扣是唐代的样式；腰上挂的刀也和唐代的铁刀相似。

唐代北方草原活跃的正是突厥族。《北史・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骑兵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死后就在墓前立一石；杀人成百上千，死后墓前便有成百上千的石头――史书上叫“杀人石”。

草原上那些石人，会不会就是杀人石？他们一手握的饮器，会不会就是用敌人头颅制成的酒杯？

小洪那海石人

疑云重重的时刻，新疆小洪那海石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

小洪那海位于伊犁昭苏县东5公里。小洪那海石人高2.3米，用花岗石雕刻而成。其头部着冠，冠下梳着50多条发辫，披于腰际，右臂屈于胸，手中执杯，左手握刀。其不同之处在于，左侧及腰部以下赫然刻着一些“符号”。遗憾的是，国内无人能够识读。

1996年，日本学者吉田丰、森安孝夫特来考察，一年以后，两人给中国学者来信说他们识读出了用拓片带回日本的神秘符号。

吉田丰在论文里指出，这些符号是流行于丝绸之路的粟特文，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第六行，译成汉文是“木杆可汗之孙，像神一样的泥利可汗。”铭文的第三行至第四行是“持有王国二十一年”。这个发现震惊了世界考古界，学者们立即复原了一段西突厥时代的历史。木杆可汗是突厥汗国时期的君主，而泥利可汗是他的孙子，从“持有王国21年”推测，这个石人可能就是泥利可汗的雕像。

从这一点推断，武士石人是突厥人为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要的历史事件留下的纪念。

但是突厥人有自己的文字，为什么要使用外来文字呢？考古学家很快就发现，石人铭文的粟特文展示了一幅辽阔的欧亚草原文明交流史。这些粟特铭文是极为罕见的公元六七世纪的粟特文，那时突厥人还没有发明自己的文字，所以这尊雕像借用西来的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时的突厥人显然和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克尔木齐石人

阿尔泰克尔木齐石人的发现，几乎颠覆了人们对于石人是突厥人文化遗存的全部认识。

这是一些非常奇怪的黑色石人，表面光滑坚硬，通体只雕刻出人的脸和五官，其余全无雕饰。石人形象极其奇怪，圆圆的头、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所有的圆都如用圆规画过一样。它没有个人化的特征，更多的是符号，也就是说它刻画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某种人，而所有的石人几乎都面部向东。当地哈萨克族牧人传说：它们是天人在地上做的记号。

考古学家的调查总能打破荒诞不经的猜想。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呈现出来：每一个石人身后都有一个用石板砌成的长方形矮墙，墙里中间位置是用四块石头砌起来的石棺，石棺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种，还有一种石砌墙中间是用石块堆起的石堆墓。每一个面向东方的石人，仿佛是这些石制墓的守卫者，又像是墓葬的标志。对于墓葬的考古发现道出了一个事实：这些石人所属的年代至少比突厥石人早一千多年，那时候突厥民族还没有在草原上形成。

欧亚草原近两千年葬俗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但墓前立石人却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那么，草原石人的传统始于什么样的民族，又被什么样的民族传承？草原上剧烈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又对人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见证文明交融

没有史籍、没有完整的考古资料，欧亚草原的史前历史只能拼凑。其中阿尔泰山是一个联结欧亚文明的纽结。西方崇尚黄金的部族向往这座金山，一条早于丝绸之路上千年的黄金之路就在马蹄之下开通出来。

公元前10至前7世纪，塞人席卷而来，考古实物证明，他们在从西方向亚洲草原的漫游迁徙中完成了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但是，到公元前一世纪这种文化却突然绝迹。

中国人将这个新到来的民族称为匈奴。

考古学家认为，在白色和黄色之间有一个间歇期，一个民族显然征服并占据了这里，他们很可能就是匈奴人的先祖。

匈奴人的第一次胜利是打败了月氏人，月氏人败走西方。大夏帝国被月氏人占领，帝国崩溃，希腊文明如冰山雪崩一般流散到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而汉与匈奴的冲突致使匈奴人分裂，一支归顺汉朝，另一支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悲歌向西而去，他们打败了伊犁草原的乌孙人，征服了咸海草原上的坚昆人，最终定居在楚河畔，追击而至的汉将砍下了匈奴王的头颅，这支匈奴人从此销声匿迹。直到公元4世纪末突然渡过顿河和伏尔加河入侵欧洲……

篇(4)

关键词：群众文化；民俗文化；关系

民俗文化一直都是群众文化重要的组成，其创造了民族性格，提高了民族精神，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当创建谐和群众文化的时候，民族文化也是很有重要意义的。民俗文化与群众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融通的，如果在纵向看，现在的民俗文化就似从前的文化；如果在横向看，那么现在的群众文化也就包括着民俗文化。

一、群众文化与民俗文化关系

人们的情感、生活、信仰、习惯所产生的文化就是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具有传承性、大众性、历史性的，比如说我国传统的重阳节、腊八节、中秋节、春季等。而人们在职业以外，所自我开发、娱乐、参与所产生的就是群众文化，是有集体性的。在我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民俗文化就是群众文化所长时间沉淀出来的一种的文化，也是就是群众文化包括着民俗文化，二者之间是有天然联系的，也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的关系。人民大众是群众文化、民俗文化的需求者、创造者，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的，同时也是有民族特色、区域特色的。其次群众文化与民俗文化都是有同样社会功能的，都是利用文化活动来提高群体凝聚的，同时形成相同的民族感情、价值观。在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民俗文化和群众文化都起着相同作用，人们通过这两者不但可以改造、认识世界，还能不断的改造、认识自己。民俗文化和群众文化都是有社会整合作用的，都是利用文化活动来提高群体内聚力的。在群众文化、民俗文化自我满足、自娱自乐的同时，也发挥着充分的启迪心智、道德教化、调节人际关系这些功能，因此二者的社会性、群体性特点都是很突出的。根据表现形式来说，群众文化重要的组成就是民俗文化，在开展群众文化的过程里，是离不开利用当地民俗资源、文化资源的，所有群众文化的发展一定要和民俗文化资源密切相连的，在继承民族文化的时候创新群众文化。

发展群众文化就要利用到文化资源，这是和其他的资源有所不同的，其要求文化资源要有精神、物质双重属性。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地区，文化面貌发展前途除了要有经济要素，同时也要有高质量的民族文化，特别是要有较高的开发利用水平、能力。比如说，这是一个汉学文化和草原文化想交融的地区，在这里人们创造出了繁多的民族文化，从而让内蒙古地区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民俗文化遗产，而这样特有文化资源在世界上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也是群众文化发展的珍贵财富。这几年很多地区都利用了民俗文化资源来开展出了很多群众文化，将群众文化和民俗文化充分结合在了一起，而这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群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捷径。

二、民俗文化在群众文化中的作用、功能

1.民俗文化在群众文化中体现的功能

（1）社会认知功能：群众文化也很有社会性、大众性的，民俗文化则是长时间所形成的文化，其本是就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因此也就被群众所利用，是有社会认知功能的，比如说春节年画都是将蛟龙、鲤鱼、彩凤、莲花来作为素材的，这也是符合人们祈求富裕昌盛、吉祥如意心理的。（2）道德规范功能：群众文化的产生是因为其符合人们的需要，是有道德规范功能的，像是我国民俗文化极力追求真善美，而反对假丑恶，如邻里和睦、诚实守信、父慈子孝、知恩图报、富且爱这都是群众文化精髓。

2.民俗文化在群众文化中体现的作用

民俗文化自身的属性决定着其功能如何，作用在在群众文化中所体现的，而发展群众重要的途径就是传承民俗文化。不管什么样的文化都不是自然天成的，群众文化的产生是来源过去、现在的，是有时代烙印的，民俗文化则是源于本民族的祖先，是有明显民族色彩的。现在如果我们想创新、发展群众文化，那么就一定要展现民俗文化，比如说民间传唱、生活习俗、古典诗文、民族服饰等。像是丹东地区没年前的正月十五就会举行“灯谜擂台赛”；在农历二月二的时候，壮族人民会开展对个活动的等，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群众文化，究其根本也就是展示了民俗文化。

总结：

民俗文化与群众文化是密切相连的，也是人们需求的体现，比如说团体文化、广场文化、馆类文化这些都属于群众文化，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群众文化也就渐渐形成民俗文化。因此就要充分的将民俗文化、群众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李艳锋 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探析[期刊论文]-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6（1）

篇(5)

新疆卫拉特蒙古族马鞍具图案的来源背景

蒙古族是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蒙古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光辉的文化，曾经建立了横跨欧洲、亚洲的大帝国。元朝以前蒙古诸部，分为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前者称为“毡帐百姓”后者称为“林木中百姓”。

在古代，蒙古有较发达的工业。据史籍记载，蒙古地方多铜、铁、金、银，铜铁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蒙古民族本是以狩猎为主，后来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影响，继承了“马背文化”，并且丰富和完善了马背文化。蒙古族文化的特点：第一是开放性。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并将其融合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去。第二，是刚毅性。第三，是崇德性。蒙古民族的这些文化特性产生并且受影响于北方民族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与萨满教。

新疆卫拉特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也是骑马民族，他们把自己的武器，如弓、矛、剑、盾、箭筒等都加以装饰，其别注重装饰自己的马鞍具。马是蒙古人得心应手的工具，也是战争中生死与共的战友，日常生活中的伙伴。对马的这种感情完全体现在装饰美化自己的马鞍具上。对成吉思汗时的鞍具，史书上也有记载。一般马鞍的前后鞍鞒喜欢作各种装饰，有绘制艳丽图案的，也有骨雕和贝雕镶嵌的。除鞍鞒之外和鞍软垫、鞍鞒边、鞍、鞍花套不用等等都要用边饰、角混、适合纹饰进行装饰。1988年秋在内蒙古镶黄旗乌兰沟出土一批蒙元时金器。主要是金马鞍饰件。

金马鞍饰件，1组计6件，质地全为纯金。通体用锤法锤满了精致的图案。主体图案为八曲海棠形框内半浮雕卧鹿纹。大角卧鹿体太丰满，神态安详。卧鹿前后间以花草纹，海棠形框之外饰缠枝牡丹花纹。饰件下部双连弧纹为框，内饰忍冬纹。

这组金马鞍饰件纹饰精美、华丽，工艺精湛。蒙古族民间金属工艺精湛及其具有精湛的美艳的装饰。马鞍具在装饰和制作方面在卫拉特蒙古族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新疆卫拉特蒙古族马鞍具的图案装饰形式

马鞍具工艺：马在卫拉特蒙古族中是最神圣的牲畜。他们平时把“玛尼宏”旗帜上的九正神马图虔诚的供奉着，并且把马看作他们最亲密友好的伙伴。而马褂、马靴也是蒙古族人民最看重的服饰，在蒙古族民众心目中，认为最纯洁的食品是马奶酒，演奏好听的音乐用马头琴。

古代匈奴时，马的种类就很多，“公元前二零零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之时，曾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西方尽是白马，东方尽是青龙马，北方尽是乌骊（黑色）马，南方尽是骈（赤黄色）马。”

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有爱马的习俗，对自己的马不惜耗资配备一个讲究的鞍。爱马如子，民间精雕细刻马鞍具。

在卫拉特蒙古族的生活中，会看到各种合体的马鞍，是出自于卫拉特蒙古族匠人们灵巧的双手和熟练的技巧。主人骑上这些合体的马鞍会感到舒服，马感到也精神。一般而言，前后鞍鞒作各种精美的抓没那个是都是比较讲究的马鞍。装饰马鞍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绘制图象，骨雕，贝雕镶嵌。像鞍、鞍花、鞍软垫、鞍鞯等都是马鞍上必不可少的配件，作为马鞍的配件，也是需要装饰。在重大节日，蒙古人还会用刺绣的工艺来装饰马的头部。马鞭的编制和马镫的制作都有传统和讲究的方法。有人试验过，一件上好的马鞍在下面垫上一张纸，骑过后纸张没有任何的损失，这样的马鞍算得上是上品，其式样美观，马也感觉到舒适。牧区多讲究，一般用银制鞍与花和鞍，在蒙元时期内蒙古镶黄旗的一批金器中最突出的就是金马鞍，通体用锤法锤满了精致的缠枝牡丹花、浮雕卧鹿纹等，纹饰华丽、精致，工艺精湛，具有突出的草原式风格。在古代具有“天下第一”之称的“契丹鞍”，蒙古族马鞍也享有盛名，闻名于天下。元朝时有金鞍，北元阿勒坦汗时也有“镂刻的金鞍”。蒙古人自古以来十分重视鞍具工艺。

新疆卫拉特蒙古族银器最能吸引人的部分，是它古雅的图案装饰。在银器上錾刻出精致的传统的云纹、特纹、龙凤、卷草、八宝纹，以及各种几何形图象。其图案的装饰意向是极其丰富的，既有形式种类上的变化，如额布尔（犄纹）、“哈木尔”（鼻纹）、“乌力吉江嘎”（盘肠纹）等；又有纹饰组合布局上的不同，如圆形、方形、菱形等；也有纹饰构成方式上的差别，如勾连、对称、正反互置等。然而在及其丰富多变的装饰意象中，圆弧意象不但非常普遍，而且是全方位的，在构成方法、纹饰图案、样式风格等方面均有深刻表现；其独特的形式特征表明，圆弧形装饰意象在蒙古族的图案中的意义非同一般。

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图案内容及其装饰意向的本质特点

图案，是具有装饰意味的花纹纹理或图形形状，是讲究结构、追求视觉冲击效果的。“图案”一词中的“案”字是方案、布局之意思，已确定了其内涵设计主体的主观意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当这一“设计主体”逐渐成为一种“民族表现”时，“图案”的民族审美特征便显示出来了。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民族语言中，图案统称为“贺乌嘎拉吉”，它源于蒙古民族生活中审美追求的艺术化体会，以“羊”为例，以游牧生活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蒙古族，“羊”是这个民族维持生存的食物之源；同时，羊也是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最难以脱离视线的精神伙伴，这个民族因为羊能满足衣食、能带来丰收之悦而感激它，而欣赏它，在天地一线连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欣赏它弯曲好看的犄角，在蒙古民族，一般类似犄角形的卷曲纹样统称为“乌嘎拉吉”，而其它的类型纹样则称为“贺”。随着图案艺术的发展，人们把一切器物的各种纹样和造型设计都称之为图案。图案是一切器物的造型和一切器物上装饰的平面设计图。正确阐释、理解这些图案，是深入理解民族美学、草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图案元素有云纹、盘肠纹、卷草纹、犄纹等，这些图案大多用于蒙古族的家具上。不仅如此，还用于召庙建筑中的宝相花纹样，用于刺绣、马鞍具上的葫芦图案，用于衣服帽子上的兰萨图案等都被蒙古民族广泛地用在了家具的装饰上，处处透现出民族审美之气息。

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图案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线性特质。所谓的图形意象，譬如“额布尔”、“哈木尔”抑或者其他，可以说都是一种折现出的元素，它们虽然和形象世界保持着某种联系，但是显现的形式元素的价值却是在纹饰图案的整体性中，且主要是以线性的韵律和节奏为内蕴来参与纹饰图案的组合与变化中，以此来消除和减少形象对于韵律和节奏的表达形成的阻力。

卫拉特蒙古族风格的图案多数取材于民众日常生活中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动植物，如牧草、花树、牲畜、勒勒车等。在表现手法上，基本属于线描中的白描手法，充分体现出了长生天注视下的人与生灵万物、人与天地的和谐共存，从物质到精神的互相依赖，这样的一种生存信仰与自然状态。其图案种类仅从内容上归纳分为民间吉祥图案、民族图腾图案、故事情节图案以及宗教图案。

植物题材的图案纹样，对于生活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的蒙古族来说，草，是人们生存和生活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它也是草原生物链上最基础的一环，也是孕育游牧民族纯朴奔放性情的客观环境的构成要素。以花草为基础构成的波曲状的花草纹样是“卷草纹”，细叶弯曲相互穿插。卷草图案婉转多姿，富有连续感和流动感，优美而生动，具有绵绵不断的韵律感，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的乾隆年间蒙古族錾花银匣正面的卷草纹，便可见其精美而别致。卷草纹经常与有盘曲连接特点的其他纹样穿插并使用，以突出千古不绝、生生不息、万代绵长的意义。

花卉果实类的纹样，一类是宗教气息比较浓的，如宝相花（朱赤花）、莲花、佛手等；一类是非游牧地区的蒙古族生活环境气息比较浓的，如杏花、桃花、石榴、葫芦等。

“莲纹”据说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家乡盛行种植莲花。莲有多种，颜色有青色、黄色、红色、白色等。佛教主要取于白莲花，赋予莲花以神圣的意义，莲花图案成为佛教里的一种标志。莲纹是以相接的带状莲花瓣为题材。随着蒙古草原上藏传佛教的盛行，莲纹也渐渐的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民族木器的装饰形式，一般在蒙古包的门、箱、柜、桌面及其蒙古包内柱子上随其它纹样间绘制，藏传佛教的装饰艺术中常见的佛手、宝莲等图案，色彩层次丰富而且谐调。富有宗教色彩纹样的还有宝相花纹样，宝相花纹样在蒙古族召庙建筑、家具上比较多见的。“宝相”原来本为佛教词汇，佛家称庄严的佛像为宝相。宝相花是取集众花之美升级而成，在图案的海洋里彰显出其繁华似锦的光彩。一般以莲花、牡丹为主体，中间镶嵌大小粗细有别、形状不同的其他花叶，尤其是以花瓣和花蕊为基部，用圆珠作其规则排列，恰恰相似闪闪发光的宝珠，色彩上又有多层次的退晕色，珠光宝气中透露出富丽华贵，所以此种纹样统称为“宝相花”。这种纹样色彩饱满富丽，线条清晰流畅，整体庄重大方。这些宗教艺术之美被置于生活化的家具之上，可以让生活于无际草原之上的民族坚守内心中的信仰，能够心有所依踏实的生活在旷野之中，家具图案中的美在草原游牧民族而言也便有了神圣感。

动物题材的图案纹样，在自然万物中任何民族的人们都属有有创造能力、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以自我生存为本位的都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在所有条件中满足自我生存的，其它动物是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人类以外的），对于蒙古族而言，与其接触关系最密切、最频繁的当然属牛、羊、马等牲畜，除此之外，生存于沙漠骆驼、草原上的狼等较大的动物以及一些飞行类别的小动物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蒙古族牧民的生活中，某些动物会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如马、牛、羊等，因而产生依赖、甚至爱的情感特点，而对某些动物因为难以征服或者害怕，如狮子、狼等野生动物，因此产生敬畏心理，无论是依赖、喜爱，还是敬畏，都成为了美感生成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动物普遍存在于蒙古民族生活中被艺术化为的各种装饰图案，当然也包括家具上的各种类别的动物图案。

在卫拉特蒙古族家具图案中，较为常见的为家畜类图案，尤其是五畜图案（马、牛、绵羊、山羊、骆驼），其线条造型上多使用圆曲的线，使得牛羊显得样态饱满、形体肥硕，作为主要的牧民生产生活资源，这种设计正是牧民对于守护之情的体现和生活富足的向往。而在人们的生活中骆驼的精神层面的内涵逐渐被突出出来，在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养殖骆驼的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成为运输和征战的得力工具，骆驼耐饥渴，耐寒暑，体大力壮，行走稳健，持久力强，因此在神圣的祭祀礼仪上，往往骆驼是上乘的礼牲，特别是白驼，更是吉祥之物）战胜诸多的困难必须崇尚并具备骆驼的精神。

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图案装饰文化深层的形式价值

作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新疆卫拉特蒙古民族在游于原野之时，他们与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关系，他们会依赖动物生活的规律来判断天时、四时，如狼和鹿；蒙古民族还会受到所信仰的宗教影响，对狮子等产生期待吉祥瑞福的崇拜。所以，蒙古民族生活中也普遍存在野兽类的图案纹样。鹿鸣春开，这是原始先民认识物候节令的开始。在原始的初期文明，人们观草木鸟兽而辨别春秋，而在三月的时候，雄鹿头部岁岁更新的菌状角应时而生，在这个时候恰好有一个角状星宿形成于天空，人们称之为“大角”。研究者认为，这只“大角”的命名在东方七星中。

在几何图案纹样，蒙古族常用的几何图案纹样有盘肠纹、如云纹、哈敦绥格、回纹、兰萨图案等，多是几何形体与实物形态完美结合而形成的，它是内心规则与自然状态相融而产生的美的体现。以盘肠纹为例，盘肠本来为佛教中的“八宝”之一（佛教的八宝图案是指盖、轮、花、螺、伞、瓶、肠、鱼等八种图形和器形），按照佛家解释，盘肠为回环贯彻，一切通明，本身含有路路通、事事顺的意思。同时，其中的图案本身为无头无尾，无休无止，盘曲连接，显示出绵延不断的连续感，称为吉祥结，作为长寿和连绵不断的象征。在蒙古族生活中盘肠纹饰的实用性很强，各种变形卷草纹与盘肠纹的结合形成变化多种多样的图案，或为二方连续纹样，或为单独纹样，在家具、蒙古包、召庙建筑上使用比较多。从结构上来说，盘肠纹饰的结构自然有序，既有几何形体的严谨和节奏感，又有原始肠衣的自然形态，再加上盘肠“骨架”灵动装饰在上的花蕾植物和枝叶等，用在家具装饰上，会增加家具稳重、平衡而不失灵动的美感，正如飞鸟飞翔在草原，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相生，这是一种和谐美丽的草原生态观的体现。孕育游牧人的巨大摇篮是辽阔的蒙古高原，也是游牧人借以创造人类文明的自然依据。作为光辉灿烂的蒙古族图案历史文化传统内容，通过考古学、民俗学和历史文献互相印证、相互结合的方法，深入到草原文化中的本源哲学里的深层领域。蒙古族的民间图案的民俗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是体现蒙古族文化的活化石。草原文化的传统从没有发生过断裂，在原始生态文化中保存了下来，其中的民间图案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化艺术，是蒙古族文化艺术的母乳，是原始社会到至今的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篇(6)

一、明晰比赛模式，确定拍摄原则

我省近三年中考语文呈现出“以稳为主，稳中有变”的特点，考虑到中考命题本身的连贯性及其对当前语文教学的导向作用，今年中考试题的内容和结构将会延续现有模式和风格。考生备考中，要做到以下几点：（1）夯实基础，针对训练。识记考纲中规定的记忆性内容，适当训练，温习巩固；（2）把握规律，掌握技巧。熟悉各种题型的特点，积累必要的语文知识和应试策略，总结和掌握规范的答题格式，适应考场作文要求；（3）模拟考试，及时总结。复习的最后阶段，依照中考时间，模拟测试，总结得失。

二、基础秀场：拆分保养玩爱机，熟练摄影基本功

1.名句名篇默写

律诗、乐府诗、中长调等重点掌握名句；绝句、小令能默写全文。出现默写错误，及时圈注订正，强化记忆，理解诗词大意，了解必要的语法知识和诗词格律知识，避免理解偏差和知识盲点带来的默写错误。例如，明白律诗颔联和颈联上下句对仗，便可由下句中“浅草才能没马蹄”中的“才”字推断“乱花溅欲迷人眼”中“溅”应写为“渐”。对于一些易混字词，亦可采取更为灵活的记忆策略，例如，用短语“生身父母”辨析“赢得生前身后名”中“生”“身”二字的次序。建议适当倒背诗歌，同学间相互倒序提问，以应对出示下句、补写上句类型的试题。另外，古诗文要时时温习，避免遗忘。

2.病句的辨析与修改、语序的调整、句式的变化、句子的仿写

首先要了解基本的语法知识，按照词性、短语、单句、复句、语病的顺序参阅课本附表附录中的语法知识，裁剪装订，方便随时查看。了解常见的语病类型，加强针对性训练，形成良性条件反射，如看到“通过……”“在……下“由于……”等句式，立即联想到“介词滥用成分残缺”这一类型病句；互改习作，提高病句辨识和修改能力。对待句子的仿写类题目，要明确仿写要求（句式统一、修辞统一、意境统一、中心统一），结合参考书和网上资源积累一定的优美例句，还要有意培养发散思维能力，例如能由高山自然联想到大海、沙漠、草原、湖泊，由音乐立即联想到电影、舞蹈、雕塑、绘画、书法等。

3.综合性实践活动与专题探究、口语交际

了解社会持续热点话题及主流态度，对低碳环保、传统文化、文明礼仪、网络发展、慈善事业等话题有一定的认知；分别积累一定数目的宣传语，平时加强训练。明确口语交际中的准确、简明、连贯、得体等基本要求，课余可适当参阅《演讲与口才》等杂志。撰写开幕词、串台词、结束语等题型经常出现，可通过电视、网络等平台熟悉整体风格和用语要求。另外，应用文写作在中考命题中渐受青睐，考生首先掌握书信格式，然后比较识记请假条、通知、申请、请柬、倡议书等应用文的写作格式。

4.名著阅读

此类题目考查内容越来越细，要求熟悉名著情节，把握名著写作特点。除了完成教师布置的常规任务外，还要了解细节性内容，建议未读过八部名著的学生通过缩写版、练习试题、影视剧作等途径了解名著的重要情节。如，针对《水浒传》，考生可观看新版电视剧涉及主要人物的重要剧情。

三、阅读胜地：语文知识做胶卷，答题格式谋构图

除了阅读视野和思维水平外，应试阅读还依赖语文知识、阅读方法、答题技巧。

1.要明确考点，掌握基本的文体知识和常见的写作手法

以议论文为例，必须掌握论点论据的概念、常见的论证方法及其作用、通常的论证思路和议论文的整体语言特点。针对提取概括论点类题型，考生应知道论点出现的通常位置（标题、开头），还要意识到论点是作者针对某一问题（论题）的明确观点和主张，是一完整判断句。文学类文本阅读主要涉及小说和散文。小说阅读主要围绕三要素设置题型。如，情节的梳理概括（按照“开端―发展――结局”的顺序，可借鉴记叙文概括事件的方法），人物形象概括（结合环境和人物描写、其他侧面信息，多角度立体式概括，忌刻板单一化），环境描写的作用（交代背景，推动情节发展，烘托人物心情，衬托人物形象等）。此外，还需掌握表达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方式、各种人称、伏笔、呼应、衬托、欲扬先抑等写作手法的特点及表达效果。建议将这些知识归类整理，构建语文知识树。

2.能从文中寻找关键信息，掌握规范的答题格式

现代文阅读类试题的答案通常隐藏散落于原文中，应培养从原文中寻找答案的习惯。答题格式和语言要规范、完整、明确，避免遗漏得分点。如，回答某一段议论的作用时，应首先明确论证方法，指出具体论据和所论证的观点，最后指出表达效果。又如，语言赏析与评价类题目，通常题目会提示赏析角度，一般从修辞、描法、句式特点、动词、形容词等角度入手。答题时必须先指出表现手法，然后结合例句具体分析表达效果。

从往年考题来看，文言文字词解释考察范围并不限于页下注释，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四、文苑采风：美词佳句润画面，分镜浓情感评委

1.积累素材，活学活用

首先，利用他山之石，就地取材，课本附录中的名言名句、现代文优美语段、经典古诗词等均可在作文中适当引用。另外《飞鸟集》《繁星》《春水》等诗集当中的名篇、《隐形的翅膀》《蜗牛》《怒放的生命》等青春励志歌曲、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事迹等均可成为作文的新鲜调料。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关注更多的历史和当代文化名人，不能一创作便邀请司马迁、李时珍、爱迪生加盟，像凡・高、梭罗、王国维、海子、周国平、史铁生等名人也应常来光顾。

2.阅读美文，渐成文风

闲暇时可阅读美文，研读中考佳作，选择与自己文风贴近的文章模仿创作，强化训练某一体裁的作文。各地中考现代文阅读的选文意丰文美，早读课上不妨细读品味，濡染气韵，培养文风。

3.品味生活，收藏感动

在备考的这段日子，留心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细节点滴，将生活当中的每一件新鲜事，每一次心灵触动留诸记忆，化成文字。

4.掌握技巧，事半功倍

篇(7)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逐鹿中原”，意思是说，谁占据了中原谁就能统治中国。这个成语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既是一个政治活动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是文化核心地区的历史趋势。作为一种趋势，它有时强劲突显，有时也软弱黯然。但在周、秦、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最强盛的历史朝代里，这个趋势表现得尤为醒目。因此，它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主流现象。 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现象，无论通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可以明确地在商代辨认出来，进而可上溯到夏代。二里头文化的种种表现以及传说中有关夏人对东方的胜利，都意味着中原在当时已经很成气候了。所以，这个历史趋势的出现应该是更早的事情，而近十几年的考古学发现，提供了这段史前过程的资料。

一、公元前5000年的文化形势

近些年在南方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初步揭示了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约始于距今12000年前后。以后，有彭头山、皂市下层、马家浜等文化与新石器晚期的大溪文化、崧泽文化联系起来，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个稻作文化区的形成过程。但是，与之同时的华北地区的情况却不分明。 目前，我们对华北地区较早时期情况的了解，是通过公元前7000～前5000年间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后李等几个文化得到它。它们已进入旱作农业经济时期，从而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旱作农业文化区。照此看来，华北旱作农业文化区的形成应当是更早一些的事。但由于目前极少有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我们只能使用这个过程之两端的材料构成一个假说，来推测华北旱作农业文化的形成。

旧石器晚期的华北地区普遍发现了细石器遗存，这些细石器遗存的年代下限可能已进入全新世。到公元前7000年前后，在前面所说的几个文化里，细石器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中型磨制石器群。而同时，在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以及稍晚的赵宝沟文化中，细石器还在石器群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更晚的文化里。所以，这些地处北方地区的文化虽然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同，其文化面貌却更像联系华北旧石器晚期与磁山等文化的中间环节。这样便可以构筑一个假说，即自全新世以来，气候逐渐变暖，气候带也逐渐向北推移，原本适应华北地区干凉气候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其南限也就随之向北退缩；停留在当地的人群则逐渐发展起适应温凉气候的以大中型打制及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并最终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带。这个过程可能初步完成于磁山、裴李岗文化之前，但以后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北进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滞。在这个过程中，对气候环境变迁最敏感的也许首先是人们文化中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部分，即旧有的包括打制石镞在内的细石器及其制造技术被新体系所替代，而带有习惯势力色彩的陶器，其变化过程可能滞后了一段时间。例如，在老官台、磁山、裴李岗等黄河流域早期文化中，皆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深腹罐形器，它们和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筒形罐应当有渊源关系，甚至流行于北方的之字纹在裴李岗等文化中也有发现。与其说这是受北方文化因素影响所致，倒不如说它们是大北方文化普遍因素的孑遗（注：赵辉《中国北方的史前石镞》，《国学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这样，最迟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两个经济文化区。而在它们的外围，生产经济至多还在起步阶段（图一）。 附图{略}

在这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中，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了一些联系。以地理上毗邻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为例，两者的石器群种类形态相似颇多，陶器群也有其相似的一面，但磁山文化最有特色的倒靴形支座和陶盂在裴李岗文化中基本不见。这表明，两者虽然在技术层面有一定的联系，但饮食生活习惯还存在巨大差异，而风俗习惯也许更能表达人们群体心理的认同程度。 不过，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尽管松散，却也有疏密之分，如都有不少三足钵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之间的联系，要比它们和以厚胎深腹釜为特征的后李文化的关系密切一些。下游江淮地区尚未发现与后李同时代的文化，但在稍晚的马家浜、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大量厚胎陶釜。故是否可以说，后李文化时期就已经为它和江淮文化建立联系打下了基础？这种文化关系在后续时代的文化格局中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转贴于 二、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

这一时期各地文化均有空前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以陶器和石器为首的制造业有了长足进步。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

农业在一些文化中已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目前虽然很难得出农业经济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环壕聚落，它意味着安定持久的生活以及氏族社会的稳定。而前述聚落面积扩大、聚落分布密度增加等现象，又意味着人口的大幅度增殖和集团规模的扩大。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有关联的文化倾向。

首先是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扩大了，内部联系加强了。汇合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而来的仰韶文化，在分布范围上远远超过了前三个文化的总和；从公元前5000年起，仰韶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内部统一性不断增强，到庙底沟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之后，经北辛文化过渡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在将胶东半岛土著文化混一的同时，也逐渐把地域拓展到西至豫东、南越淮河的广大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 其次是考古学文化之间交流的繁荣。文化的扩展使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也使得文化与文化变成了近邻，这时，彼此间的联系也就变得密切起来。与此同时，在前一阶段文化之间联系上的微妙不平衡也持续加大，一些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形成了几个大的文化群，如严文明概括的彩陶文化圈、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注：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兼论赤峰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吉德伟对前两个文化圈的特征与区别有过很好的描述（注：吉德伟《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只不过他把它们称作“东、西方文化”。吉德伟在文章里没有涉及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圈。其实那里的情况也是类似，而且它形成的时间比其他两个还要早（图二）。 附图{略}

这种文化群的形成与它们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有关。但是，以物质文化面貌为标准划分出来的集团格局与经济类型的分布不完全一致。对此，也许可以借用苏联考古学的两个概念来表达这种关系，那就是“共同经济类型”和“历史文化区”。这种现象意味着人们之间的联系不仅建立在相同的经济生活上，还应当有思想的乃至政治方面的内容。

文化交流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化群之间。如具有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也出现于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中，类似大溪文化的白陶普遍出于南中国的广大地域。不过，仔细比较三个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情况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似乎更为主动和强有力。一方面是它的彩陶风格影响甚广，另一方面，鼎文化圈中的封窑烧陶技术和产品、发达的磨制石器技术和玉器都还没有影响到仰韶文化中来。至于仰韶文化和筒形罐文化圈的关系，就更像是一边倒了。

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最近，笔者有机会在河南灵宝进行调查。当地已发现史前遗址120多处，据初步统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而且一些迹象表明，灵宝还不是仰韶文化最中心的地区，由此不难理解仰韶文化何以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优势了。 如果不能全部归功于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话，它至少也是导致下个时期文化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

经过前面那场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后，涌现出一批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如具有大型宗教遗址和贵族墓地的红山文化，以大型聚落遗址、贵族墓地和发达的攻玉技术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的宫殿式建筑等。为了强调这些文化的成就，我们用“文明”一词来称呼它们。由于它们所处的时代，可以把它们叫做“史前文明”；又由于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地方文明”。

时间上的前承后续使我们相信，那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地方文明的崛起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这一点在有关红山文化的讨论中已被指出（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良渚文化的崛起也是建立在用鼎文化区内部广泛交流的基础之上。只是要彻底搞清这种文化交流在哪种机制上发挥作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较这些地方文明不难发现，它们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但在文化表现上却各有千秋，暗示其各自的社会发展方式有一定差别。以良渚文化为例，它的成长迅速而短暂，很快便达到高峰。在这个突起阶段，良渚文化似乎主要是自我封闭式的发展，与此前阶段开放式的对外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到了文化的峰值期，它开始对外扩张，同时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特点，如它是一个组织化程序颇高的社会，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社会中存在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支出，享乐型的社会生活等等。良渚文化的衰落也同样突兀，我曾经推测，这主要是由于良渚社会内部的调节机制彻底失效所致（注：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中国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1996年[待刊]）。

良渚文化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在这一点上，与之最相似的非红山文化莫属。然而两者的经济生活全然不同，前者的稻作农业显然不适合后者所在的东北地区，遗迹遗物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思想内容也有很大差别。若将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宗教在后者的社会生活中明显没有前者那样煊赫。良渚文化有小规模墓地和分散居住的聚落，又和大汶口文化中带有大规模公共墓地的村落不同，这意味着两者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差异。这些高度发达的文化其命运也不尽相同。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得比较早，身后留下了一段时间颇长的苍白；屈家岭文化过渡为石家河文化之后，也在与中原文化的折冲中改变了方向；只有大汶口文化的后续者有能力与中原文化对峙较长时间。

这些地方文明在发展、强大的同时均不同程度地对外扩张，这一点在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此时，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北进到今河南南阳一带，而这里曾经是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的范围；东面的大汶口文化比较早就已占据了豫东平原；良渚文化在它的繁盛期曾一度北上，直抵苏北连云港一带。但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一方面，在前一个时期里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了，各地区的地方特色突出起来，至少就文化面貌而言，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另一方面，即便是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也开始出现来自其他文化的因素。此外，在仰韶文化除最西部的地区以外，也始终没有发现能和良渚、石家河等文化相媲美的遗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由于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文化之间的交流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早先主要是仰韶文化对外施加影响，这时则变成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图三）。 附图{略}

从更大范围的观察可以看出，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并在有个性地发展的同时，彼此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注：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所以，严文明在描述这种现象时，认为中国文明的发生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简称“多元一体”（注：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在这个文化丛体的更外围地区，例如东北、蒙古草原到西北戈壁、华南地区，其文化发展显然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这些地区要么不便发展农业，要么就是没有主动发展农业的必要。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些地方文明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对外方向是中原地区，所以，这些更外围地区的文化在当时处在一种缺少刺激、发展停滞的状态。以岭南地区为例，大溪文化时期，由于北面的仰韶文化十分强大，不但遏制大溪文化向北发展，也间接促成它掉转方向而对岭南渗透。结果，我们在深圳、香港地区都能看到具有大溪风格的白陶和彩陶。而进入屈家岭文化以后，长江中游的文化势力大幅度向北扩张。恰值这个时期，岭南地区文化是最说不清楚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的考古工作尚不到家，还没有发现；更大的可能是，这时的岭南由于缺少外来刺激，文化发展停滞，所以文化面貌也进入极其缓慢变化的阶段，以至于我们很难在已有的发现中把它们识别出来。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新石器文化清楚地呈现出三重结构。

四、公元前2500年以来的文化形势

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就已开始，这个趋势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一反单纯的样态，混合进来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如下：

第一，中原文化新出现的陶器种类不下十几种之多，如鼎、豆、单把杯、高柄杯、觚、鬲、yǎn＠①、hé＠②、guī＠③、jiǎ④和彩绘陶器等。其中有的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有的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还有的可以追溯到长城地带的北方。另如前述，快轮制陶和闭窑烧制陶器技术的发明也显然在用鼎文化区中先行了一步。

第二，石器制作技术有了飞跃性发展，其中不少是来自东、南方的因素。例如，石镞的镞体从扁平到立体的变化，至今在中原地区没有发现其中间环节，而长江流域的文化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此外尚不清楚玉器是怎么传入中原的，但良渚文化中的琮、璧、璜之类既然见于西北边陲的陕西神木遗存和齐家文化中，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当时的中原也会有这类东西，何况尧伐三苗的一个主要口实就是“苗民弗用灵”。

第三，中原地区出现连间区建筑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见于大河村遗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便已流行这种建筑了。我还推测，这种建筑样式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干栏式建筑有关。

第四，在中原地区，目前仅在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见到厚葬的习俗，以及用随葬品和葬具、墓葬规模、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等来表现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岭文化、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和红山文化这一连串的周边文化里，它们已经很明确地存在着了。其中，对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大汶口文化。

第五，在周缘文化中发现的刻划字符，极有可能对日后中原文字系统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龙和其他动物造型，以及琮、璧之类玉器所体现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原文化及其后续者所继承。

伴随文化面貌的复杂和繁荣，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可以从考古学角度与其他地区分别开的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而且，在和周围文化的折冲中，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增强，渐得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中原龙山文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反映出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时已经衰亡。曾经被石家河文化占据的豫南地区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势力范围；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败，城址上却出现了以瓮棺墓地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东面的龙山文化依然强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现了一个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类型——造律台类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发生在中央地区的变化也波及到外层。在江浙地区，在良渚文化衰落的同时，浙南山地却出现了良渚风格的较大规模墓地，墓地中还发现类似闽中昙石山文化的拍印纹陶器。耐人寻味的是，类似昙石山文化的遗存在粤东地区有广泛分布，甚而达到珠江三角洲口岸，而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广东海丰发现了良渚式玉琮。在另外一个方向，粤北出现了石峡文化。从各方面来看，石峡文化在粤北都是一支外来文化，与它面貌最接近的是赣江平原的樊城堆文化。我以为，与其把它们视为两个考古学文化，不如看作一个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更恰当一些。而在石峡遗址中也出土了良渚式玉琮。如果将昙石山和樊城堆两个文化向岭南的扩张联系起来，进而把这一现象置于更大的背景环境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与整个文化格局的变化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吸收周邻文化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来因素分出层次的话，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显赫。前者如玉器、象牙器、宝贝等，一进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层社会的专用品；后者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鼎，这种原产于东方的陶器滥觞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并成为龙山时代中原居民最主要的炊器，而同时，在它的原产地山东和长江流域，鼎却趋向末路，它反而被中原地区保存下来。到了二里头文化，鼎在诸器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左传》宣公三年记：“昔夏之方有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史记·孝武本纪》也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指的就是这件事。在二里岗文化中，一方面，鼎作为大众炊器的功能几乎完全被鬲所替代，另一方面却成为青铜器中最主要的种类。其实，标示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礼器，其绝大部分并非中原土产。关于这一点，李济早在60年代初就指出，殷墟青铜器的形制皆脱胎于陶器，而它们“绝非重复当时陶器的形制。它们显然是主要位于沿海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品”（注：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62年；《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1968年。以上两篇皆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可见，中原的上层统治者对于远方的和传统的东西持有尊重态度，并把它们看成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

这种“礼失而求诸中国”的现象意味着，文化交流不仅仅在技术、贸易等经济层面上展开，它更主要是在思想、制度、政治以及统治权术的层次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