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发展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06-14 23:12:48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档案学发展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体系进行的研讨，代表性的观点把档案学分为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三个部分：
理论档案学是从整体上把握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应用档案学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自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提供一般性理论依据。
应用档案学是档案事业管理、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保护技术学、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
应用档案学的特点：一是实践性强，它所阐明的理论、制度、原则与方法，直接应用于档案事业管理实践和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具体原则和方法在学科知识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术性强，它研究现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解决档案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复制缩微化、档案信息传递网络化等问题。
当代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因此要求档案学也必须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档案学是应用档案学的高层次理论概括，对应用档案学起直到作用；应用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问题将推动理论档案学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整体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档案工作是管理档案和提供档案信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档案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们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总之，由于档案、图书、情报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决定了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密切关系，这三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吸取适合本学科需要的知识。
篇(2)
关键词：《档案管理》；核心作者群；文献计量学
由河南省档案局主办的《档案管理》是北大核心来源期刊，从1996年～2014年连续6届入选我国档案学档案事业类核心期刊，在国内档案学领域的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越来越大。作者是决定期刊质量的关键要素，而核心作者是期刊质量保证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对核心作者进行研究，可反映刊物的用稿、学术风格与研究特色，也可窥视档案学研究的区域性发展水平、研究趋势、关注热点等总体现状。
1 核心作者及发文量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统计来源，选取《档案管理》2006年～2015年共2699篇论文（除去未标注作者论文），共统计出第一作者1334人。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发文篇数最低值可由公式M≈0.749*（Nmax）1/2计算[1]，将Nmax =51代入可得出M≈5.35；李文以1995-2005年的M≈5.07。按照取整原则及便于与李文以一文作比较，取值5作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标准，共得到69位核心作者，限于篇幅，本文只将发文量排名前20的作者列于表1。
表1可见，20年间排名前20的作者一直处于核心作者群的有7人，一直排名前20的有胡绍华、刘东斌、吴雁平、管先海。1995年～2005年20位核心作者全部来自河南，其中4位来自高校，其他均来自档案局馆；2006年～2015年20位核心作者有15位来自河南，5位来自外省市，其中12位来自档案局馆，5位来自高校，3位来自企事业单位。该刊经过20年的发展，一是核心作者队伍已相当稳定，既有档案学界的中坚力量、基层档案部门的实力干将，也有高校、企事业单位的后起之秀，他们对刊物的支持和信赖，对刊物质量、学术特色打造、刊物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二是核心作者群知识结构更合理，既有理论性强的档案学基础研究，也有实践性强的业务工作论述，显示刊物的学术价值不断提高，业务更加接地气。三是核心作者的来源更开阔，已突破河南省作者独霸刊物的情势，说明《档案管理》社会知名度越来越高，在立足区域、面向全国的容纳性上做得越来越好。
核心作者2006年～2015年在该刊发文793篇，占此时期总发文的29.4%，高于10年前的23.2%。说明刊物在培养学术带头人、发现和提携新人，提升稿件质量、培养高产作者群体方面做出了持续努力。
2 核心作者系统及单位分布
表2可见，核心作者主要来自档案局馆和高校。从作者数看，高校占比已超档案局馆，其他单位已有作者挤身核心作者群。从发文量看，档案局馆发文占比44.8%，人均发文量16.9篇，远超高校与其他系统人均发文量8.4篇、10.9篇。与10年前比，作者系统分布更为合理，系统间作者发文量均大幅度提升。
69名核心作者分布在河南、安徽、湖北、广西、江西、江苏、浙江、陕西、北京、上海10个省市39家单位，地域更广泛，分布更分散，期刊开放性更强。表3可见，河南省档案局，濮阳、开封、南阳市的档案局和郑州大学、郑州航院是发文重地，汇聚了众多档案学研究人才，科研实力雄厚。10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发文量剧增，说明高校正成为档案学界科研的重要支撑，中国铁物等单位作者挤身核心作者群，一方面说明该刊对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研究的关注不断增多；另一方面说明企事业单位档案学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在逐步增强。
3 核心作者合著度分析
论文合著率及平均合作强度是衡量作者合作程度的重要指标，合著率指合著论文量占论文总量的比率；平均合作强度=总合作人次/合著论文量+1 [2]。有40位核心作者存在合著情况，总合作数153篇（档案部门、高校、其他合作篇数各为60、82、11），总合著人次405（档案部门、高校、其他合作人次各为150、173、82），平均合作强度3.65（档案部门、高校、其他平均合作强度各为3.5、3.1、8.5）。为便于比较，表4列举了10位高产作者合作研究的总体状况。10位高产作者的总合著量60篇，总合著人次200，平均合作强度4.33，高于平均合作强度3.65。从总体来看，10位高产作者的平均合作强度较之10年前均有提高，由1.17升为4.33；从系统分布来看，10位高产作者所属档案部门、高校、其他的平均合作强度分别为2.94、3.29和5.15，明显高于1995年～2005年平均合作强度，即1.46、1.33和0。说明作者间合作越来越密切，有部门间、同行业不同单位间的合作[3]，跨行业、跨地区、跨学科间的交流，师生间的互助合作，还有“档案界”网站针对档案基础问题或业务展开的讨论集锦。可看出刊物在推动档案学研究的互补性和合作度方面做出了明显的努力，但目前机构内部合作与导师挂名带学生的居多，提高研究合作度、挖掘群体潜力和智慧仍是档案学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4 核心作者发文被引情况
69位核心作者的793篇论文中，有49位发表的文章不同程度地被引用，占核心作者数的71%，总被引篇数为198，总被引频次为674，人均被引频次13.76 次，篇均被引频次3.4次，均高于1995年～2005年15位核心作者论文被引用、人均被引频次7.47次和篇均被引频次1.78次，其中刘东斌、海、傅荣校、丁华东的文章被引频次均在50次以上，被引14次及以上的数据详见表5。说明10年来《档案管理》的影响程度和社会知名度明显提高，所刊稿件质量明显提升，作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明显增强。
4.1 作者自引分析。刘东斌、吴雁平、李兴利、程训方、王茂跃、倪代川和王新才7位核心作者存在自引现象，共30次，作者自引率为4.5%，高于比邦兹和斯奈德统计的社会科学文献自引率3.4%，低于1995年～2005年该刊作者自引率8.9%[4]，其中刘东斌自引频次为19，位居第一。说明7位作者研究实力深厚，在该刊发文具有研究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4.2 期刊自引分析。17位作者进行了期刊自引，共130次，期刊自引率19.3%，略低于1995年～2005年15位作者的期刊自引24次，自引率21.4%。虽然19.3%的自引率高于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7.5%的自引率，但与自然科学主要期刊30.44%的自引率仍有较大差距[5]。其中，刘东斌、海、王茂跃和刘子芳期刊自引次数分别为46、15、15和10，位居前列，反映出该刊在用稿和选材方面较稳定，载文具有一定关联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特点。
5 核心作者发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情况
2016年5月通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数据库获取2006年～2015年间该刊被转载的文章68篇，69位核心作者中有22位作者34篇论文被转载，分别占核心作者人数的31.9%，发文总篇数的4.3%；而1995年-2005年有10位核心作者18篇论文被转载，占核心作者人数的20%和发文总篇数的3%，说明10年来核心作者论文转载率已有较大提升。其中，1995年～2005年10年间，刘东斌、刘永和海转载篇数分别为5、3、1，占发文量百分比分别为17.8%、13.6%、10%，除刘永外，其余两人的转载占发文比均高于2006年～2015年的数据，详见表6。
6 结论与探讨
20年来，《档案管理》作为档案学档案事业类核心期刊，一直在我国档案事业中发挥着引导和核心作用，将来也肯定会创造出新辉煌。
《档案管理》作为立足河南、面向全国的档案学档案事业类核心期刊，在保证向河南省作者适度倾斜前提下，可打造“大区域”研究特色带，成为国内其他区域特色研究融入度不断提高的更加开放的期刊。
《档案管理》形成了以胡绍华、刘东斌、吴雁平、管先海、海、李兴利、程训方等核心作者群中的最核心圈，刊物可围绕这些最核心的作者构建档案学的研究“主题圈”。大家围绕最前沿的研究主题，在合作中可能会碰撞出思想火花，产生档案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观点，有利于该刊精准打造学术特色，进一步提升刊物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篇(3)
关键词：电子文件 元数据 综述
“元数据”一词，由来已久，其最早出现于计算机信息领域。自1996年美国著名电子文件专家戴尔·比尔曼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元数据”以来，元数据开始进入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视野，并逐渐发展成为档案学界新的研究热点，尤其是对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文献分析法，对2000——2011年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研究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
1．数据统计分析
笔者选取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使用高级检索，在“题名”检索项中填入检索词“元数据”，同时在逻辑“且”条件中选择“关键词”检索项并填入检索词“电子文件”，选择2000至2011作为检索时间，最终共获取有关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论文134篇，其中中国期刊原文数据库搜索出132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篇。
通过对年度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研究进展情况。依据本文所使用的检索方法获取的134篇论文，其年度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从2000年到2011年，有关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论文数量明显呈上升趋势，并且自2002年开始，论文数量一直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这说明现阶段，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问题仍是我国档案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也仍在持续进行中。
2．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研究的主要内容
2.1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概念与功能研究
2.1.1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概念
元数据最早出现于计算机技术领域，此后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自戴维·比尔曼将其引入电子文件管理领域以来，档案学者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而有关元数据概念的研究自然首当其冲。目前为止，我国档案学者对电子文件领域内元数据的概念研究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初始定义阶段、著录元数据阶段以及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阶段。①
初始定义阶段，即直接引入计算机领域元数据的定义：元数据即关于数据的数据（data about data）。但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领域，并不专门针对电子文件，无法作为电子文件领域的专业术语或概念，不具备专指性和唯一性。同时这个概念也过于抽象，档案工作人员无法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它，更不知道在实践工作中如何具体的运用它。因此，档案学界继续对元数据的概念进行探索，进而进入元数据概念研究的第二阶段：著录元数据阶段。
著录元数据阶段。所谓著录元数据，即元数据是关于单一电子文件和文件组合的背景及相互关系的结构化著录数据。②其实这里的著录元数据也就是指著录信息，这一阶段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董永昌、何嘉荪、刘越男等。董永昌、何嘉荪就明确提出“元数据是著录信息”。著录元数据概念的提出赋予了元数据有关档案学的特定意义，同时由于著录这一概念对广大的档案工作者而言并不陌生，因而也大大提高了整个档案界对元数据的认识，有利于在实践工作中更好的操作和运用元数据。但这一观点也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些档案学者认为，元数据与著录信息在作用、获取方式、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单纯的将元数据定义为著录信息。为此，刘越男提出“在电子环境中可以将文件管理元数据理解为著录信息”③的论点，并从现代著录定义的拓展、国际元数据标准与档案著录标准的关联以及电子环境中两者的本质等方面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论证。
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档案研究者们引入了国际档案界提出的“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概念，即“在对电子文件及其与文件创建和管理有关的人、过程和系统进行确认以及为其提供凭证和背景信息的过程中，有关文件的管理、利用和文件可理解性的元数据。” 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是专门设计用于满足电子文件管理需求，有关保证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完整性、可理解性与可利用性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两个元数据的概念是从作用的角度对电子文件领域的元数据加以定义的，体现了元数据在电子文件管理中的作用。同时通过赋予电子元数据不同的作用和用途，将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与其他领域的元数据区分开来，使其具备档案学的专业内涵。
2.1.2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功能
我国档案学界对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的功能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多。目前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
（1）用系统论观点，将元数据的功能分为总体功能和局部功能。代表人物为徐维，他指出“元数据的功能就是指元数据系统在电子文件管理计算机系统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和能力。电子文件管理的目的就是通过元数据的功能来实现的。元数据的功能可以分为总体功能与局部功能。”④同时系统的阐述了元数据功能在文件阶段的不同体现以及总体功能与局部功能的关系。
（2）用比较研究法，建立新的元数据功能认识模型和联系模型。档案学者张正强通过对国际档案学者、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元数据项目以及国际标准等提出的元数据功能系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行为、能力和功效这三个方面对这些功能加以重新认识和理解，最终建立起基于行为功能、能力功能和功效功能的元数据功能模型及其联系模型。
篇(4)
关键词：档案学高等教育；中国；加拿大；比较研究；武汉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引言
档案学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的重要责任，同时，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国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笔者选取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作为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两个典型机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加在档案学高等教育方面的异同与优劣，使我国档案高校明确自身优缺点，进行调整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前身可追溯到1934年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的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为我国档案学教育之滥觞。目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在教学水平、科研实力、教育层次等方面，均走在全国档案学教育的前列，是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极佳典型。196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院；1981年，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开始招收档案专业硕士研究生，开了整个北美地区档案专业硕士教育的先河。1984年，图书馆学院正式更名为“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种类丰富的档案学研究生培养项目，包括档案学硕士、档案学硕士(原住民研究方向)、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哲学博士(档案学方向)等，且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进修教育，成为北美地区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典范。此外，2009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为ischools联盟第31位成员，这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机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因此，二者在档案专业成立的背景、现实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具可比性。
2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现状比较
2.1培养层次。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培养层次分为博士、硕士、本科教育三个层次。2003年，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招收档案学博士后高级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完整的教育体系有利于学生形成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也可能由于教学内容较为集中，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范围相对狭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的档案学人才培养层次起点较高，从培养硕士研究生开始，向上延伸至博士层次。学院招收所有正规大学任意学科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入档案专业学习，但学生成绩在本科期间至少在“b+”以上，同时，还招收外籍学生，为国外培养档案人才。
通过比较，我们可发现，两个学院在培养层次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三个层次的培养模式，其中，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体，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级档案机构数量众多，且社会整体档案意识不断增强，人才需求量大。而加拿大的档案学高等教育起点高，且可为国外培养专业人才，与加拿大总体教育水平高密不可分。
2.2培养目标。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在不同培养层次其培养目标亦不相同：在本科阶段的教育中，要求学生“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信息机构从事档案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技能”：在研究生阶段，则要求学生“具有独立从事研究、敦学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注重学生“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硕士阶段，则主要培养学生“能够高效地计划、实施和提升档案馆保存、组织和有效利用社会记录信息的能力”，注重对档案从业人员工作技能的培训；在博士培养阶段，主要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能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丰富档案专业核心知识，通过研究创新贡献于信息学领域及其学科的发展”，意在提升档案学教育的发展水平。
通过培养目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两国虽然都认为档案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加拿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因而，直到博士层次才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而我国则始终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设置了不同的培养层次来贯彻这一专业教育理念。
2.3课程设置。课程设置是反映档案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指标。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选取了两个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进行分析，课程设置详情见下表。
武汉大学根据时展的要求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例如，设置了《电子政务原理与应用》、《数字档案馆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学院设置了4个研究方向，包括：档案学理论与应用；电子文件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补修课三类，应修学分不少于28学分，学科通开课不少于8—10学分，研究方向必修课不少于4学分(至少2门)，其余为选修学分。
自1981年设置档案学课程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紧密结合本国档案工作发展的现状，不断调整课程的设置。学院要求学生应完成48学分的课程，其中，24分为核心课程，24分为选修课程，以及一些0学分的课程和实践活动(例如参观)等，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写毕业论文。在毕业论文的要求上，中加两国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而加拿大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选择是否写毕业论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设置
通过两个学院硕士课程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学院课程设置，均具有浓厚的院系背景色彩，武汉大学设置了许多与政务信息相关的课程，而哥伦比亚大学则设置了图书馆学相关课程。
2.4师资队伍。根据相关统计结果，近年来，我国档案学专业教师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较大改善：从职称结构上来看，2000年至2008年，全国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档案学专业教师数量逐年增加，由52人增至84人，增长约61.5％；从学历结构上看，2000年至2008年，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档案学教师数量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人增至2008年的129人，增长近4倍。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经调研，目前，档案系共有教师10名，拥有“正高”、“副高”职称的教师占整个师资队伍的80％，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60％。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拥有12名档案专职教师外，还拥有26位兼职教师，共29人拥有蹲士学位，占师资队伍的76％以上。兼职教师来自当地一些信息机构或大学图书馆、城市档案馆，拥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师资队伍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
色——教师的国籍构成多样化，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多国文化与档案信息资源的沟通与交流。
3启示
我国档案学教育具有多层次的培养模式，有利于系统地培养档案人才，这是我国的优势。同时，也存在问题与不足，应进行一定的改革。
3.1在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化的前提下，分类型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在1982年和2004年，分别开展了对档案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根据得出的结果指导档案研究生教育和档案就业工作的开展，使美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取得r良好的教育效果，成为世界范围内档案学教育的典范。而我国与加拿大都没有档案工作机构为高校档案学教育进行类似的实际调研，并指导其制定培养目标，这是两国档案学教育的共同缺陷。
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硕、博三个层次，其中，本科教育是整个培养体系的基础，硕士、博士阶段均以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为主。在本科教育阶段，教师就应指导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对本科毕业后希望直接从事档案工作的学生，增加其专业技能性课程的比重，并为学生积极提供实习机会；而对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在本科教育的后期，就要注重他们研究能力的培养，为他们开设基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生大都处于导师助手的位置，在导师确定的研究课题下，负责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具备“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显然，不符合硕士、博士阶段的培养目标，这也是制约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的瓶颈。
3.2课程设置在坚持特色化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内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学课程体系中，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体现了浓厚的“档案”特色，如，设置了《档案古文书学》、《档案文献管理与著录》等课程。由于其档案学专业是由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建立而成，因此，课程和培养项目的设置还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该校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项目中，要求学生完成档案、图书馆学两个学科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适应文档一体化、图书与档案管理一体化工作需要的能力，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
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指导委员会提出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档案学高等教育要真正达到此目标，必须在保证学生学到专业核心知识的同时，打通与其他相关学科的隔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也大都依托历史学或图书馆学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为了保证学科发展的独立性，我们过多地关注削弱甚至消除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有关课程，今后，我们应该适当增加这些相关课程的内容，达到“厚基础”的人才要求。此外，为了适应学科、职业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应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如英语、计算机能力。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强以计算机网络设备和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信息化基础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在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特别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时，要着重加强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培养。
篇(5)
一、全面规划专业发展，提升上海师大办学层次
1994年在上海市档案局的帮助下，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办起了档案管理专科，上海市高校又多了一所培养档案专科的学校。1995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我开始讲授《中国档案事业史》，与档案结缘。1998年，历史系任命我担任档案教研室主任，负责规划上海师范大学档案专业的发展。
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写下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上海档案高等教育建设》一文，对建立一支高素质、高学历的师资队伍和构建高素质、高层次的档案人才队伍大胆地做了规划和设想。
随后我们在历史系副主任周春生带领下，前往苏州大学、南京大学和安徽大学的档案系学习取经。拜访了三所档案名校，取到了“真经”后，2001年5月，我就开始动手起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设置档案学本科的论证报告。论证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五易其稿，直接送往上海市教委审批。原历史系主任苏智良教授和我还前往上海市教委汇报。由于我们论证充分，在上海师范大学增设档案学本科，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2001年10月上海市教委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同意我们从2002年7月开始招收本科。
二、增强科教兴档的意识，转变观念迎接学科的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在档案领域中的应用，我国档案工作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档案已成为一种信息资源，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实现现代化中起着与其他任何事物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社会各界和各级档案部门对档案专业人才的需求的新变化，2003年上海师范大学建立了档案学系(我任系主任)，加快了档案专业的学科建设。
为上海档案事业服务是我们档案学系教师的心愿，多少年来，只要是上海市档案局需要和要求的，我们都会精心准备，全力以赴。即便是新课题、新课程，我们会拓展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做好为上海市档案事业的服务。这些年来，我们服务于上海市档案事业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为上海市各区县档案局培训兼职教师。自2003年以来，上海师范大学档案学系承担起上海各区县兼职教师的进修培训工作。由我们牵头，联合市档案局科教处和上海师范大学高师培训中心，对来自上海市各区县和市局的兼职教师进行每期两个月的培训。最后，由上海市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发给结业证书。像这样的培训已举办六期之多，受训人数超过200。
二是与上海市档案局联合，创办“‘3+1’档案论坛”。2007年初，由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倡议和上海市档案局(馆)联合创办“‘3+1’档案论坛”，四个单位轮流，每年承办一次，论坛围绕档案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
上海市档案局吴辰局长给予论坛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举办“‘3+1’档案论坛”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大学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学科研究和建设的基地。教研相长，容易出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本市几所高校的档案专业教师在档案科研上成果累累，主持科研项目30余项，获得上海市档案局及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8项，为本市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第二，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本市档案学术水平。他认为，创办“‘3+1’档案论坛”的根本出发点，是强强联手、资源整合。“3+1”论坛把我们之间的力量、优势和资源整合在一起，发挥出单一作战无法替代的能量。
第三，树立精品意识，打造优质品牌，体现出了上海档案工作的特点和学术研究水平。
三是我们与上海市档案局共建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于2005年1月成立，中心主任由我担任。中心主要整合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及上海市档案局的研究力量，还聘请了上海市委办公厅“公务网”网管中心、上海市政府信息技术处、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电子政务处等单位的研究人员。
目前，我们在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服务系统》、《基于多技术的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基于MobileAgent技术的信息网络管理》、《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构成和编研利用》、《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等。
在创办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的同时，我们还成功地向上海市自学考试委员会申报举办《电子政务自学考试》专科、本科段的学历教育。2005年开始招生，这样，既为上海地区培养了电子政务管理的人才，又缓解了青年教师初到上海带来的经济压力。
三、我的档案教学与学术研究
我从1978年走上讲台，至今已有30多年的教龄了。虽然我不是一位名师，但我一直努力当一名好老师。我认为：一名好的教师，要具有渊博的学识知识、高尚的师德风范、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的教学艺术和良好的课堂教学规范；一位好的老师，要以学生为本，成为受学生欢迎的学者和长者。
在我执教的30多年中，遵循的原则是：首先，上课要钻研教材和教学大纲，确定教学目标。其次，要拟订课时教学目的。第三，要确定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第四，要选用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好的教学方法有多种，你不能让所有的学生都选择一种方法，应根据各班学生的特点选择教学方法。
我在上海师范大学执教30多年中，很荣幸，搞了两个专业，即历史学和档案学。我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是他们教会了我治学的方法，使我受益匪浅。我撰写了《历史与档案》、《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再开发》著作两本，主编了《信息时代档案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数字时代档案学理论建设与功能研究》论文集两本；另外，还主编和参加编写了《中国古代史教程》、《电子文件与档案管理》等教材多本。还先后在《学术月刊》、《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图书情报知识》、《档案管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书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档案学论文20多篇，内容涉及档案高等教育、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公共档案馆建设、民生档案建设、政务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简牍档案研究等等，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在与档案教育结缘的这些日子里，我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遇事不成的困惑。令人高兴的是：当我们“专升本”成功的时候(在2004～2006年。我们还办了三届独立本科段的招生，使59位同学获得了档案本科的文凭)、当我们本科专业评估获得教育部通过的时候、当一期又一期兼职教师培训结业的时候、当“‘3+1’档案论坛”取得成功的时候，等等。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投入到档案学系的工作中去，什么辛苦和劳累都抛至九霄云外去了，唯一的感觉就是为档案事业工作是快乐的。
记得在我当系主任之初，曾经想要做三件事：一是专升本，提高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学层次；二是创办自学考试专业，为档案学系带来经济效益，减轻青年教师生活上的压力；三是引进高职称的学科带头人，建立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完成档案硕士点的建设。前面两件事我们做成功了，第三件事经过2005年、2007年、2009年三次申报硕士点都没有成功，这也成为我最大的困惑和遗憾。
篇(6)
一、档案学界的的“覃兆刿现象”
覃兆刿，湖北荆州人。当年，他报考四川大学档案学系未果，被湖北大学历史学系录取。1987年，覃兆刿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留校参与创建档案专业的教师，开始圆自己的档案梦。1988年，覃兆刿被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进修，2001年，又被派往北京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而早在1996年，考虑到学科建设的需要，幼小的档案学科也成立了教育部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初出茅庐，当时还只是讲师的覃兆刿名列其中。从那时起，年轻的覃兆刿进入了档案学的最高境界，为同行侧目，被誉为“国内档案学界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事实上，覃兆刿也不是徒有其名。他曾主持国家级项目3项、国家档案局项目4项，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和档案学期刊70余篇，10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2篇文章被全文收录进“国家大清史纂修”网站。他的多项成果获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学会、湖北省政府奖。其代表作《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更被鉴定为“优秀”等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他主编的《企业档案的价值与管理规范》是21世纪我国高校第一本关于企业档案管理的教材。覃兆刿还在全国各地党校和企事业机构进行“档案与管理”系列近百场专题讲座，为数十家企事业机构提供档案管理咨询。他的研究成果和讲座甚至在台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热捧。2005年，覃兆刿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2004年，作为档案界唯一教师代表，覃兆刿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庆祝第20个教师节庆典暨全国优秀教师表彰大会”。2010年，覃兆刿高票当选“中国知识管理年度人物”。
如今的覃兆刿为湖北大学档案学科带头人、全国首家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人及主持者，主要从事档案与管理文化、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在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业务实践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学人。按照学科分类，图书、情报和档案学一级学科属管理学范畴。覃兆刿实际上是以档案学人的身份，成就了管理学界的“覃兆刿现象”，成为档案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覃兆刿对档案事业的三大贡献
一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建树。覃兆刿不仅以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赢得了尊重，更以“双元价值观”原创者的身份备受关注。在对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进行认真、反复思考之后，覃兆刿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在这本著作里，覃兆刿用“双元价值观”作为主线，用“双元情”表达档案工作要体现对社会的两个关怀向度：社会管理工具与社会信息资源，也就是“档案双元价值观”。他认为，“工具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对文献的合目的控制和结构化手段，“信息价值”反映为文献记录的内容或数据。光有工具价值的档案是不存在的，光有信息价值的档案也是不存在的，档案是“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双元价值结合体[2]。他更强调，档案事业现代化应以体现档案社会责任感也就是工具价值的实现和档案公众服务意识也就是信息价值的实现为观念要件。历时三载，他的专著以其“原创性”、体系建设和资料贡献受到档案学界和档案管理实践部门的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在实践中备受重视。覃兆刿曾应邀在全国档案学高层论坛等各种场合举行专题报告，中华档案学会会刊（台北）也载文评价其“双元价值观”为“档案的哲学之道”。 覃兆刿甚至还应邀出任了2003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学术评论人。不仅如此，任越、张会超等档案学人在自己的研究中直接援引了“档案双元价值”概念，黄存勋、张丽及蒋卫荣等则撰文，支持“双元价值观”[3]，甚至关于人事档案、企业档案的研究和实践中也广泛应用了“双元价值”概念。
二是创立“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为档案学人如何学以致用，如为企业管理做出贡献，树立了榜样。覃兆刿强调档案界学人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实看到了制约学科之关键，看到了档案教育之根柢。而他对档案事业的贡献，也贵在不唯学术，贵在倡导并践行学术与实践的结合，倡导“知识管理”理念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运用。他认为，档案学作为应用学科，脱离实践谈理论是意义不大的。通过对部分企业的调研，覃兆刿率先提出了“档案方式”概念。他认为，“档案方式”也可以叫做“档案习惯”，是从人类行为和文明化生的，区别于记录与文献的消极产生和存在状态，可以理解为对文献的结构化和合目的控制。懂不懂得“档案方式”或者有没有“档案习惯”，其中的差别就是人类的优势。覃兆刿主张，在企业档案管理的推进过程中，就是要将该管的管起来（工具价值），将可用的用起来（信息价值）。2007年，覃兆刿创建了国内首家专注于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的“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希望通过中心这个平台能够使研究和实践走得更近，希望将“档案方式”的一些想法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2009年起，覃兆刿在全国率先招收“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方向硕士生，并应邀在国家档案局主持、国务院国资委及工信部参与的“全国企业档案信息化推进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倡导“知识管理”理念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运用。2010年，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聘请的专家，覃兆刿还审读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知识管理”的成果。覃兆刿还积极推动知识管理问题研讨的跨区域合作，参与起草了中国档案学会企业档案工作报告。他在苏、浙、鄂、沪等地的中外企业（如上海造船厂、中国银行湖北分行、丝宝集团、东风汽车、工信部下属高科技公司等）调研、评审过程中，宣传知识管理的意义，引导企业档案管理走知识化管理道路，得到积极回应。基于上述贡献和影响，2010年，覃兆刿甚至高票当选了“中国知识管理年度人物”。
三是关于档案事业的宣传。覃兆刿积极在高端媒体发出档案人的声音，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他的五篇文章。在学术期刊网上搜索“覃兆刿”，可得43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内容都定位于实践领域，旨在倡导档案宣传，传播档案文化，与档案实践直接相关。其中，《档案事业“三字经”》实则就是他为找到一个较好的档案宣传文本而进行的“仿古”探索，企图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档案事业的重要性。结果也正如其所料，该文广为传诵，深受好评，甚至有企业还以该文内容为核心制作了纪念品。难能可贵的是，覃兆刿不仅将档案是什么，为什么重要讲给业内人士听，也讲给非档案系统的管理者听，受众逾千。他还注重发挥档案信息优势，在研究和讲座中注意将档案与文化和历史结合起来，将大量公众感兴趣的档案话题披露到人民网、凤凰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等众多权威网媒。覃兆刿曾经笑称，我做了一件看似平淡但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将“档案与管理”这个话题渗透到了不少党校，在党政领导干部中拥有了若干粉丝。覃兆刿是这样解释他为什么特别注重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的。他认为，秘不示人的档案已超越了“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意义，从宗庙、神庙和神位上走向社会公众，广泛地服务于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如果有更多人懂得“档案方式”，具有档案意识，这种优势就能转化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档案工作的价值实现和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首先取决于档案意识水平。他认为，由古代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模式向近代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档案馆”模式的转变，有其丰厚的社会土壤作基础[4]；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兴起是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5]；档案馆功能实现的最终途经有两条，即加强档案馆向文化事业的转型、强化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6]。所以，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在情理之中。覃兆刿认为，要改造社会对档案事业的刻板印象，促进档案意识提高，没有热情不行；投身档案社会实践，体察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落差，没有热情也不行。因而，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档案宣传，致力于档案文化的传播。
三、“覃兆刿现象”对档案学人的启示
覃兆刿的学术思想广为档案学界认同，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堪称整个档案学界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成就最为丰硕的代表人物之一，更在整个管理学领域为档案学赢得了尊严和地位。身处内地一所省属大学，覃兆刿何以能在资源较少的背景下，在一个看似冷僻的专业领域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值得档案学人思考。
首先是覃兆刿对档案学的钟情和自信。覃兆刿曾以元人毛元庆语“兼是任，何重如之”勉励自己，认为，没有平庸的岗位，只有平庸的表现。覃兆刿认为，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作为责任教授，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外，深入实践，加强专业领域的社会联系，对于开展学术研究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覃兆刿具有独特的实践魅力，而实践也给予了他相应的回报。无论是参加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项目成果评审、国家档案局项目成果评审，还是应邀为全国各地政府档案部门献计献策，为企事业单位开办档案与知识管理讲座、申报国家管理质量奖，都让覃兆刿接触到真实的档案工作，为理论研究积累了原始素材。他发表了《档案学：与社会实践相伴互动的学科——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分析》[7]等文章，极力呼吁重视档案学的实践性，强调“档案价值实现是离不开利用活动的”[8]。为了做好“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的工作，覃兆刿在QQ个性签名上长期写着“忠恕”两个字，意味“中心如心”，既作为自己处事的信念，又暗示所有的研究要将“中心”，将实践放在重要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研究总是能够得到档案界认同的重要原因。
再次，难能可贵的还有覃兆刿的学术和实践视野。他立足档案，但不唯档案，主动出击学科交叉领域，将档案全部放到整个管理学范畴去考察，去研究，去实践；他也不排斥档案学的历史学研究。谈到档案专业有些学生不愿上史学课时，覃兆刿说：读史可以使人变得丰富、深刻。一个学科要得到认可和发展，就必须有严肃的学科发展史认知和基础理论研究。所以我们的时间观要革新，要在“过去”与“将来”之间强调现在， 要在“传”与“承”中加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理念——“用”。在实践方面，覃兆刿强调馆（室）与广域之间的联系，主张“空间观”。他认为，档案工作者的角色重塑要以“三变”作支持：一由消极的库房管理员向积极的档案文化塑造者和档案功能的监督者转变；二由职能管理主体的代表向重要的合作参与伙伴转变；三由档案行政、官员的身份向档案管理技术专家和档案信息服务商转变[9]。覃兆刿希望，我们的档案学研究，不仅要受到历史学家的尊重，还要施惠于现实社会生活。他表示，这种观念的确立必然为我们带来立足于现实工作的创新意识，变消极被动的守候为积极的档案信息服务，使我们的作用受到同时代人的尊重。从中可以看出，渴望“有用”，渴望得到尊重，是覃兆刿积极主动地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动力。毫无疑义，这种看似平常的治学逻辑对档案界学人如何治档案学这门实践性较强的学问不无启迪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在国家档案局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中，明确注明具有档案学专业背景的无1人，明确注明具有历史学专业背景的有2人。
[2]月光.档案事业的“缘”与“情”——访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覃兆刿教授.档案管理2009（6）.
[3]黄存勋 张丽.对中国档案事业的全新双元审视——读覃兆刿著〈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兼论过渡时期的档案思想札记〉.档案学研究2004（2）.
[4]蒋卫荣.创新，档案学发展的源泉——读覃兆刿〈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档案与建设2004（5）.
[5]覃兆刿.从“档房”到“档案馆”——关于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的文化反思.档案学研究2004（3）.
[6]覃兆刿.价值目标与伦理重构——关于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与效能研究.档案学研究2003（5）.
[7]覃兆刿.档案事业“三字经”.档案管理2009（1）.
[8]覃兆刿.档案学：与社会实践相伴互动的学科——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分析.档案与建设2004（1）.
[9]覃兆刿.椭圆现象：关于档案价值实现的一个发现.档案学研究2009（5）.
篇(7)
关键词：The American archivist ；研究内容；研究特点
1 引言
1.1 研究对象。The American archivist，以下简称“AA”，是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的会刊，该刊为季刊，创办于1938年。AA在档案学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它的结构样式对以后的档案学刊物Archives（1949年）， Georgia Archive（1972年），Archivaria（1975年）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本次研究的主要数据源为PROQUEST数据库，该数据库对AA杂志从1971年到2011年的总共75期刊都作了可检索的收录，并对一些基本的原始数据有了初步的统计，是数据库收录最全的之一；同时，参考JSTOR数据库，该数据收录了AA的全文（截至2011年），对相关内容进行对照补充。本文的主要方法为主题统计和词频分析。
1.3 研究的意义和局限。AA作为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的会刊，也是国际公认的档案学领域核心期刊，有相当的影响力。将AA作为一个研究案例，无疑具有示范意义。通过对AA的研究内容和特点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帮我们对于外国档案研究历程形成一个直观的认识；一方面也可以吸取其研究方面的精华，能够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借鉴。
研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目前能够获取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数据库，数据库对相关期刊论文的收录可能并不完备；另一方面是关于主题的具体划分，可能“见仁见智”。所以，本次研究主要是起到一个参考作用。
2 研究主题分布统计
分阶段研究。可以十年为单位将AA分为1971年～1979年、1980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2011年四个阶段。下面，分别对四个阶段的主题加以研究，并作简要的分析。
2.1 1971年～1979年阶段。1970年代由于可获得的数据较少，样本数量比较小，主题分布如下：
通过主题分布的展示，虽然样本不多，但1970年代档案学研究的很多特点可以抽象出来。首先，档案学很多研究内容还和图书馆学和历史学息息相关，受这两个学科的影响比较大。其次，计算机存储技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关于档案的信息化内容开始被研究。最后，关于官方机构的研究有一定的分量，比如，对national archives的研究和对presidential papers?的研究。
2.2 1980年～1989年阶段。1980年代可以获得的数据较多，是档案学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多，而且主题相对比较集中。其主题分布如下：
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关于“information（信息）”的研究急剧增多。这是1980年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档案学领域的反映；同时，商务档案/企业档案的研究开始初现端倪，档案学研究领域得到一定拓展；关于服务的研究被更多研究者注意。
2.3 1990年～1999年阶段。1990年代也是档案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其主题分布如下：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1990年代的相关研究与1980年代相比内容变化不大，都是成果比较丰富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需要注意的是“internet”开始出现，第一批关于档案和互联网的研究就是诞生于此时。
2.4 2000年～2011年阶段
主题分布如下：
这一时期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互联网相关内容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和传统研究领域相提并论的大主题，不能不说互联网与档案管理发生了紧密融合，档案学研究也因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这个关键词，在当今的档案学研究中依然有着很大的分量；而对于个人档案和手稿的研究，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对于数字化、电子档案、电子文件的管理，也已形成研究的主流。
3 研究特点
3.1 发展的、开阔的研究视野。AA的研究注重与时俱进，这在主题研究中已经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证。从1970年代数字化研究的出现，到1980年代商务档案的研究，到1990年代和新世纪关于网络内容方面研究，都可看出。
同时，AA有开辟专栏专门刊登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档案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档案研究者就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AA开阔的研究视野也可以从它关注邻近学科的研究得到验证。对于图书馆（library）和历史（history）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档案学研究的主题，而且，在一个时期内，对于博物馆（museum）的研究也十分活跃。
3.2 研究结合实践，个案专题研究与个人研究结合。AA非常注重对于实践的研究，这与其是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的会刊不无联系。从创刊初期开始，AA的宗旨就在于有用（To be useful），它把自身定位为一本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刊物，能够给档案工作者的工作提供帮助的杂志。AA有专门的栏目让档案工作者对自身实践中的观点进行分享和交流。
在前文的主题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关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内容总是占据很大的篇幅，很多研究主题都是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
专题研究和个人研究的结合是AA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每一期，除了刊登来自个人作者的独立研究成果以外，还会对某一个特定的项目进行研究和分析。
3.3 注重交流和影响。AA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评价栏目。评价栏目中，主要收录对当前档案实践中所使用的工具和产品，以及图书和其他档案文献所进行评估的文章，同时包括对于一些其他形式的档案成果的评价，此栏目由专门编辑负责。这个栏目对于提升期刊的影响力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同时也对档案的实践工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AA的研究，我们可以对于国际档案学研究的内容有一个抽象的认识，这对我们的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研究期刊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RJ.Cox .An Analysis of Archival Research， 1970-92， and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American Archivist[J].American Archivist， 1994（Spring）.
[2]MS. Stephenson . The American Archivist， 1971 to 1990： A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J].American Archivist，1992（F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