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现代文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与古代诗歌相对应的是现代文学，大致是从“”开始产生，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得到广泛的推崇。虽然在形式上，现代文学在很多角度都延续了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和类型结构，然而纠其本体来看，现代文学与古代诗歌是大不相同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现代文学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更多的时代特征，如小说、新诗杂文、散文诗歌，新的文学题材不断产生，并加强了抒情、议论、描写、叙事等多种方式的完善，在叙述手段方面也是更加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大量普及，并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通讯工具迅速产生，使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我国的现代文学正在以一定的发展速度向世界范围内融合，通过体现现代思想的白话文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带动和支持，现代文学正在积极地“走出去”，向更广阔的舞台发展。纵观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其风格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国外的先进文化传播，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也都为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经验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学作品已经从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传承内涵，在作品的情感坐标和价值取向上都让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一些现代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发表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我国的现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是多么的不可估量。

二、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

（一）古诗的思想发祥性代表

古诗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无论人们追求的或憎恶的是什么，总是可以通过某篇章或某一类型的诗歌得到恰当的体现，如《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结，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在诗歌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记录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人的审美欣赏，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经典语句，无一不显示出作者所处社会的和平与美好。而《离骚》诗中却形象阐释了作者对小人的厌恶，对社会恶劣环境的不满，比如在看到秋天花落之时会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生命的脆弱。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八月里秋深，屋外狂风怒号，狂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茅草，这首诗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当时杜甫已经处于晚年，报国无门的那种悲凉的心境通过诗中进行流露彰显，表现除了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通过他的诗，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深思，吸引人们探究杜甫的生活现状，也进一步现实出了古诗的思想发祥性，这一点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创作有很大的作用，当前有大量的人都将屈原、杜甫或其他的古代著名诗人作为论点进行分析，融入现代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让人们领悟到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及其发祥地。现代文学作品的很多境界都是从古代诗歌中的诗境和思想中吸收进来的，由于古代诗歌层次鲜明、内容大方，且作者在写作时大多善于结合自身的处境和经历，能将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让现代学者不断领悟不断当时的思想和文化发源，也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写作方法的运用

在古代诗歌的写作中，十分注重虚实结合，无论是对人或事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情感的表达，都是本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原则，给人以无限遐想，且这种写作方式融入了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如拟人、排比、形象比较等，有时还会采用留白的方式让读者自行理解，这些写作方式都沿用到了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古代诗人注重寓情于景，经常是在欣赏到优美的景象或饮酒之后有感而发，如“诗仙”李白，他一生创作990多首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酒后所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自由奔放，不受诗歌格律形式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内心，灵活采用乐府诗和古风体的形式创作了大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如我们熟知的《将进酒》，李白借酒消愁，并通过诗歌发泄出了自己的愤懑不平，对功名利禄的不屑一顾和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显示出了他奇特的想象力，善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将人间的事物、天上的星辰自由发挥并淋漓尽致地运用到了诗歌中，形象鲜明，引人深思。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大量的诗歌创作者都注重写作方法的运用，不同的诗人有着自身独特的写作特点，但是大体都是采用特定的修辞手法，如比喻、通感等，为诗句本身赋予了形象化的表达，让诗歌渗透到生活中，让大自然为之敞开怀抱。古代诗歌大多强调对仗工整，而现代诗歌也是在这一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线索并立，让议论文的写作更加注重起承转合，通过古代诗歌想象力的指导为现代文学作品增添了新的韵味，也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打开了大门。

（三）主题思想上的应用

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来源于个人的思想主体，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文学，在创作上都是为了体现一定的主题、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在古代诗歌当中，诗人大多善于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问题所在，通过诗歌主题展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现实社会中不良现象的抨击、对英雄事迹的歌颂之情等，通过这些主题思想，读者很容易了解到作者的写作目的，即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诗歌或作品？他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主题？通过作品可以显示出作者对生活怎样的期待等等，这也是古代诗歌对现代文学的应用方式之一，现如今，众多散文家家、小说家、畅销书作家络绎不绝，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如鲁迅、老舍、沈从文、余光中、莫言等，都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璀璨的光芒。拿鲁迅、闻一多这类爱国主义作家来说，他们的主题思想很多时候就来源于杜甫、陆游、屈原等爱国诗人的灵感和创作方式，汪曾祺、林清玄等近代文学家笔下的传统民俗特征也都是借鉴了陶渊明、欧阳修等人的主题形式。以现代诗歌为例，虽然在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相比古代诗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都是对作者真情实感的形象刻画，显示出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通过现实主义的内容主体显示出了劳苦百姓生活的贫困，以及对统治者滥征苛捐杂税的不满，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力是十分显著的，鲁迅的大量作品都采用了这种语言风格，成为一种主流的现代文学代表。总结本文针对我国的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首先介绍了古代诗歌的特点，其次分析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最后结合二者进行了统一的结合，总结出了我国古代诗歌对现代文学作品产生的深远影响。现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古代诗歌的创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并将现代文学家的思想和对社会世界的客观反映融合进了现代文学作品中，使得现代文学具备了更广阔更形象的内涵，这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一脉相承的必要条件。

三、结语

篇(2)

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应该能够“授之以渔”，将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与能力作为自己最终的任务。使用合适的阅读方法与方式，能够正确理解所阅读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可以有效的增加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是学生进行阅读的指导者，所以他有义务让学生在大量的阅读训练中掌握阅读要领，找寻出适合自己的阅读方法，从而可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在阅读中根据读物的性质选择略读或中学语文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指导研究吉林师范大学王春阳是精读的方式。所谓的略读是指教师只给出文章的提纲挈领，由学生自己去体会。而精读则是指教师进行精细的指导。在指导学生进行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时应该懂得因材施教，依据两种阅读方式的原则，因人灵活运用。教师在给学生灌输先进的阅读原理时，比如向学生讲授“阅读主体”在“接受美学”原理中的概念和功能时，要提倡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不能阻碍学生自生的发展。而是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经历有个性的发展，对所阅读的文章获得不同的感悟与理解，最终令学生懂得阅读也是一个十分有个性的可再创造的活动。

2.积极进行小结评价，扩大中学生语文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面

在这一环节中，运用各种检查奖励的方法来准确衡量学生掌握阅读的情况，从而达到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目的。中学生在进行阅读时，不但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有较丰富的读书心得，并且希望得到老师与同学的赞许和认可，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这一特点组织学生在阅读后进行互相交流并评议从中获得知识，学会正确的阅读方式并巩固自己的阅读兴趣。例如：教师在教授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一文，可以先向学生提出一系列的思考问题，比方说作者在文章开头为什么会“心里颇不平静”，为什么在到了家门口又“突然吓了一跳”等。然后给学生预留出自己思考的时间进行自学，并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答这些问题。然后教师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最后让学生自己总结各个同学的发言并评议，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所学，又可以给学生提供向其他同学学习阅读方法的机会。

另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互相交流所读的现代文学作品。学生可以将自己喜欢的某篇文章介绍给大家，并将自己的感受及见解与同学们一起交流与分享。或者学生可以组成小组，根据文章内容来把文中故事改编成剧本，并表演给大家看。还可以通过举行讲故事竞赛、朗诵比赛、读书经验交流会等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这些活动当中，运用竞赛的方式进行评价，并使得学生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全程都有评价。通过评价使得学生更加重视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最终提升学生的全面的语文素质。

3.结论

篇(3)

进入城市后，乡村女性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憧憬城市到走进城市，再到逐渐熟悉城市，乡村女性忽然发现，其实城市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城市对她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城市里有她们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还有不熟悉的生活规则。在城市中，因为性别因素，在谋生和报酬等方面，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依然处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境地，女性农民工力图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优势，掌握进入城市的捷径。然而，最终她们只发现自己的性别和身体的优势。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是最早写女性农民工悲剧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被称呼为“伊”。她“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她完全是被当做动物的，可以自由买卖。15岁被父亲卖到了夫家，成为劳动力，倍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痛失爱子后逃进城里做佣人，但最终在丈夫死后，又被卖掉。她在城里的命运和乡下一样，都是被奴役的。鲁迅《祝福》的得祥林嫂也是一个不幸的进城者形象。她逃婚隐瞒身份来到城市做女佣，她的第二任丈夫病逝，她的儿子被狼吃掉，接二连三的厄运是她很无助。本以为在城市能找到一点做人起码的安慰，但是城里只给祥林嫂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城里的文化禁忌使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城里其实也容不下祥林嫂。在城市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的。城市永远是城里人的城市，乡村妇女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乡进城的乡下广大妇女于孤独、无助的漂泊感之外，还要经历着种种在城的不能承受之重。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乡村女性历经千辛万苦，想要在城市里谋得一个生存空间，我们却很难发现一个成功的案例，看到的都是只能各种的不幸。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三、困惑

篇(4)

1．1现代文学教学方式生硬

当前现代文学的教学方式仍以老师传授、学生听为主，老师生硬和晦涩难懂的言辞严重影响现代文学教学质量。我国高校现代文学老师在进行授课时应该避免炫耀深厚的文学功底，应该用朴实易懂的讲述引导学生进入广阔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于一个刚刚进入高校的学生，其认知能力和社会阅历是有限的，所以老师需要给予很好的引导。另外就是有的高校现代文学老师没有全面、深刻领会到现代教学的实质，过多强调“认识论”，忽略了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强调说教，淡化了现代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和学生的想象力，说教式的授课使得课程变得没有生气，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想象力，长此以往，学生对现代文学的热情自然会降低。

1．2学生缺乏对现代文学的兴趣

当前社会十分浮躁，学生急功近利。高校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大多以就业为导向，其判断一个专业好坏并不是处于自己爱好，而是为了毕业后谋取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市场对中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需求较少，中文学科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巨大，这样的学科就成为了冷门学科。即使是就读于中文学科的高校学生，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热衷于考取计算机、英语或者其他专业技能证书，对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兴趣不大，在课余时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即使专业课程也是为了应付考试。

2我国现代文学教学对策

2．1提升学生处世能力

教育的本质是对人进行教育，使其在精神上得到充实，我国现代文学教学亦是如此，然而现在的教育体制却忽视了对人的教育，重视专业知识的教授。现代文学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教育来培养什么样的人，让学生通过这门课程学会做人处事。文学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包括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等，它是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情感经验、艺术经验、生活经验的结晶。

2．2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审美教育是提升在校大学生审美能力的最佳途径，它通过对美的鉴赏来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培养和锻炼学生鉴别、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现代文学是语言美、形象美、意境美等的结晶，教师可以通过现代文学的讲授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不等于专业知识的灌水，而是需要培养学生的文学感觉，让你徜徉于文学作品中，自己去领会其中的美，老师需要做的是通过合理授课方式积极引导。为了达到好的效果，老师不仅仅需要对文字和字句进行透彻的分析，还需要引领学生挖掘文章中深层次意味，即对“言外之意”、“景外之景”的感悟。把审美教育与我国现代文学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挖掘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培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在现代文学教学中融入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无疑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老师有着良好的文学基础，把个人对文学的兴趣、感觉、热情等尽情发挥、展现出来，通过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领悟去感染学生。

2．3提升学生写作能力

为了提高现代文学教学质量，应该让该课程与写作结合起来，通过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来提升教学质量。现代文学教学不仅仅需要学生理解文学作品思想，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还应该要求学生从写作学视角阐释现代文学作品的内容，要求学生把自己的观点通过写作表达出来。

篇(5)

现代文学课程是高等院校中文系大学本科的基础核心课程，开设时间是一学年，3个学分。现代文学通常被界定为现代中国人用现代语言表现在现代过程中产生的思想、感受的文学。现代文学在思想表现、审美感受、语言形式上都区别于传统的古典文学，这门课主要担负的是培养学生对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语言新质的了解和掌握能力。笔者以自己所承担的现代文学课程为例，浅谈一下在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性培养的相关策略与步骤。

(1)首先注重课程教学中创建问题意识，引导学生回应、质疑、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如在现代文学教学中讲到上世纪20年代新文学初创时期的话剧发展，可以抛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问题。新文学以西方为标尺，以西方强调“写实”的戏剧取代中国讲究唱腔、做念、写意的传统戏曲，但是话剧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其中国化都是极不成功的，传统戏曲在不断的批判下又一蹶不振。这种批判给今天的文化建设留下了怎样的经验教训?可以说，具有问题意识的启发式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的意识，促成学生主体性的形成。

(2)阅读原著、文献查阅及相关理论的学习。主体性培养需要发展学生个体独立、能动、自主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现代文学教学而言，提倡学生作为主体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力和深度解读的能力，原著阅读获得基本的感性体验是第一步，相应地，文献资料查询及方法要领的运用是外在条件，却是基本的学术训练的重要过程，学生通过文献的掌握可以了解最新的学术进展，进而进入学术创新的可行性。相关理论背景的学习可以提供观照的视角和深度，有利于学生的能力提升和创新意识的形成。

(3)专题讨论。现代文学教学既要照顾到“史”的线索，又要兼顾作家作品的解读。在当前现代文学课程极度压缩的情况下，教学过程中就必须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其中，专题讨论是其中最为可行的方法。专题讨论的形式有助于培养学生合作性学习意识，也有利于培养一种探究式的学习态度。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例，学生对小说中的“三仙姑”、“二诸葛”的形象给出了创造性的看法。他们认为赵树理塑造的这两个人物非常具有喜感，批判中蕴含了有感情的认同，是用了民间文学、戏曲中诙谐、戏谑的手法去表现这两个啼笑皆非的人物的，有着脸谱化的痕迹，与戏曲中的人物塑造相似。学生多角度多层面的创造性解读从不同层面进入到文学经典丰富世界的领悟，这种有探究式的学习态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性。

(4)鼓励学生的社会调研和科研参与。主体性、创新性能力不仅在课堂中，更需要在延伸性的社会实践中获得不断提升，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在课程进行中鼓励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科研参与意识。在上述讲到的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中，鼓励学生利用寒假在各自家乡做传统戏曲发展现状的相关调查。同学给出的结果是让人相当惊喜的。一些同学表示传统戏曲在其家乡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但这种需求当前却不能给予相应的满足，传统戏曲亟待发展振兴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要。一些学生还提供了当地复兴传统戏曲的成功案例。这次实地调查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加强了他们的现实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也进行了一次科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培养了学生的主体性。

(5)小论文写作。小论文的写作基本上呈现了一次完整的学术训练过程，从最初提出观点到搜集资料、查阅文献，反复思考，锤炼观点，寻求论证，到写作成文，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初试“做学问”的感觉和路子。小论文写作不仅能够深化对课程知识的领悟，还能有效地引导学生对知识与规范的内化，这个过程也是一次探究性、创新性学习的训练，对大学学生主体性的培养至关重要。

2．主体生成与前瞻目标

2．1主体生成

现代文学相比古典文学，具有内容和审美的异质性和陌生性。学生接触现代文学往往缺乏古典文学的熟稔感和亲切感，学习热情不高，学习缺乏主动性;再加上传统教学方式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缺乏兴趣，因而整个课堂显得死气沉沉，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开展主体性教学后，主要围绕学生展开教学活动，强调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教师扮演好在其中的引导者、协调者的角色，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学生的个体成长。主体性教学的实施为学生的创新性学习奠定了初步基础。学生意识到学习是一件“学生去做的事，而不是为他们做好的事”，这种实践性的学习方式不仅可以激励学生对自我潜能的开发，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性能力，同时能够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体会到一种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快乐。教育能够促进个体的完善与自我生成，这应该是教育应有的本质规定性。

2．2前瞻目标

(1)研究型教学。现代高等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深度变革，根源上是与人才创新性的深度需求直接相关，研究性教学主要侧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能力。美国高等教育半个世纪以来执行“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的创办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研究意识和创新潜力，促进了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遥遥领先。党的十提出了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重要性，提出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力之争主要演变为人才之争。研究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创新性，进而满足新时代对创新性人才的迫切要求。

篇(6)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篇(7)

论文摘要：郭沫若西方戏剧译介中“翻译诗学”的价值，是通过借鉴并民族的优秀文学文化，或通过舞台特定的语言化手段，传送拯救人性心灵上的方法信息，使得作者与观众的心灵相通与共鸣，让作者的良好愿望渗透到观众的心灵世界加以教化和感知。这抓住了戏剧中神奇的想象力和内在的灵感效应，把它运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可以促进本民族新文学文化的再生。这种戏剧译介的“翻译诗学”思想的创建，滋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文化的思维方式，丰富中国几千年延续承传的文化精神。

引言

20世纪初，中国现代主义一些作家眼光开阔，除了极好地继承我们已有的戏剧创作成就，并加以改造创新之外，还把西方戏剧通过文字翻译介绍到中国，使得中国的文学爱好者的戏剧欣赏视野大开。郭沫若的西方戏剧翻译，涉及到了较为深入的人生意义价值理解，并让我们借鉴真正的艺术表现方式，开展救国救民的光辉大业。同时，郭沫若把西方戏剧文学的精髓通过深刻的感悟，加以改造以适合中国国情，使得中国人对西方戏剧的理解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他们不再认为西方戏剧只是在舞台上靠着肢体语言展示人生价值和社会问题，而是通过舞台特定的语言化手段，传送拯救人性心灵上的方法信息，从而使得作者与观众的心灵相通与共鸣，让作者的良好愿望渗透到观众的心灵世界加以教化和感知，这挖掘出了现代派戏剧中神奇的想象力和内在的灵感效应。郭沫若力图以此完善的“翻译诗学”创作风格和方式，从戏剧形式上去展示一种新的译介表现方式，让“象征”性元素和理念在他的作品中肆意彰显和张扬，并把这种象征主义色彩大量地运用到他的戏剧创作意识和想象当中，这在当时显得独树一帜，极具代表性，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译介风格。

一、郭沫若戏剧“翻译诗学”与信仰诞生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于西方戏剧文学译介最有成就的是郭沫若，其立足点则基于拯救中华民族于火热，其译介精神和手法也让当时中国一些戏剧作家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他的“翻译策略”或“翻译诗学”主要是体现在对西方戏剧文学的感知和感悟，着力挖掘以往任何译介者未曾发现的、全新的戏剧文学的理解视角，尤其是他对于戏剧人物的特征性感悟。郭沫若在译介过程中最为青睐的作品是德国歌德的表现主义戏剧《浮士德》，他的翻译把浮士德博士一生的传奇经历，按照表现主义的基本方式予以了概括性的总结，·带有明显的西方现代哲学和思想的合理化诠释。其表现的“浮士德精神”象征着中国文学精神和信仰由“右翼”变成了“左翼”思想主题。

在20年代末，郭沫若西方戏剧译介除了本身保留着中国现代话剧的基本元素之外，还显现着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某些元素。郭沫若曾经在创作他的历史剧时，就表现出了他那西方表现主义的神奇想象，他的思维方式和那些躲在书斋里抒发怀古的幽思、弹奏个人哀愁的资产阶级历史剧家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他创作的历史剧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游戏之笔和侃侃而谈，也不是去单纯追求情节神秘、古怪的猎奇之作。而是为了激发起“更多的志士仁人”的革命斗志和反叛热情。可见，他对《浮士德》等戏剧作品的译介，把人性灵魂的深刻探索领悟得淋漓尽致，他甚至能够把它们提到一个较高的高度加以审视和考察，力图在这样的高度把人性特有价值予以反醒和质疑，以期进入他理想中的“真正把人当成人”的时代，或者是以自己的鲜血，“献给现实的蟠桃”①；为正在为新生活而奋斗的人们多争得一些有效的利益和“得到一些好处”。②显然，郭沫若的这种对于历史剧的理解和创作方式，是受到译介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的《约翰·沁孤戏剧集》影响的。约翰·沁孤生于西方现代主义时期，所推崇的戏剧基本主题就是“人本”和“人性”观念，尤其是极为崇尚“人性”价值的最终实现和完善。他期待把众多的社会地层的人们的生活疾苦提到社会的关注上来，被更多的人所瞩目和感受，以便可以为解脱疾苦而呐喊、斗争。受此影响。郭沫若从来就是提倡戏剧文学创作能够“为民众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③这表明，郭沫若在思考历史真实性再现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关系时，强调任何作家都不能局限于历史细节的真实描写，过分地去注重历史的真切而忽略文学本身所要求的艺术化特质，从而他强调“以虚代实”，用艺术的虚化去取代历史的真实。

其实，在约翰·沁孤的戏剧剧本《骑马下海的人》中，所表现的浓重悲剧气氛就是西方戏剧家充满想象里的特殊创作手法。这部作品在当时被西方人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独幕悲剧。因为它在构思和结构上有着古希腊悲剧的想象性和虚构性成分，它一方面歌颂人与大自然的坚忍不拔的顽强斗争，另一方面又在表现生存的残酷性和人对命运的不可把握性。郭沫若的翻译目的是要以此给中国的人们以感奋力量和拯救精神，虽然时常可能面对一些自然灾害，但是每一个人应该坚忍不拔、不屈不挠。这说明，郭沫若在翻译这部作品时，较好地抓住了这部悲观主义海洋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内在感召性实质和精神支撑，那就使得我们看到爱尔兰象征主义剧作的《骑马下海的人》中有典型的世纪末情绪，那就是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的迷茫心理。同时。作者还让剧本平淡的风格中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战胜自然的震撼力，这和中国现代时期要求人们起来扫除面对的各种艰难险阻联系起来。

二、郭沫若“翻译诗学”的社会功能价值

郭沫若通过戏剧文学的译介，展示了中国新文学时期翻译文学的历史功绩的存在必要性，这与八十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脉相传。自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翻译文学却一直被排除在现代文学的叙事研究和考察的范围之外，解放后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无一例外地把翻译文学拒之门外。不承认翻译文学的社会价值功能和意义，翻译文学也成了文学史上不受宠爱的“弃儿”。其实，综观历史资料，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改变的，它的作用是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创作思维和文化视野，并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发生过巨大的冲击。事实上，它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曾经担负过中国现代时期的启蒙、救亡、文化建构等文学使命，无时无刻不在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变轨迹。

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谢天振先生有着先见之明，曾极力呼吁，要恢复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应有的历史地位，即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寻找归宿。然而，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翻译文学并没有得到编撰者的真正重视而进入现代文学史，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还是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不正常的，这在于人们对翻译文学自身特质的认识偏差、理解偏离和历史描述错位等方面因素造成的。虽然我们也知道，世界文豪们是随着他们著作的汉译本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领地的，“有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傅雷的译本，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有了汝龙的译本，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但是，由于译本不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文学，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来自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就效果而论，翻译就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必须承认，郭沫若对于西方戏剧文学的译介，体现了当时中国的新兴知识分子和革命的新文学主义者力图探索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趋向，以及寻求有效的革命理想实现的途径的人生追求。这表明。西方的一些优秀的戏剧文学作品完全能够与中国的时代社会思想价值观有效地结合起来，并与之产生深刻的共鸣。歌德的《浮士德》和席勒的《华伦斯坦》就是最好的应证，它们的译介不仅体现了他们两人在西方社会语境中的人生追求，也深刻体现出大批的中国社会有志之士的时代精神追求。虽然《浮士德》是一部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改变的诗剧，它是结合当时整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德国和欧洲的社会现实为背景而创作的政论性诗剧，刻画了一个热衷于政治和人生追求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这一形象也展示了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不满现实和无法改变现实的矛盾心理，他们苦于对于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生活道路的努力探索。郭沫若在译介中，切实把握住了文学作品译介的基本要领，把主人公浮土德，这位文艺复兴时代德国的一个充满政治和理想追求的巨人形象，归纳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产生的人生追求精神，这无疑体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有的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风貌。《浮士德》本身刻画了一个永不满足的、个性化的、执著于追求政治和美学目标的浮士德博士的艺术形象，郭沫若在1919年最初翻译时，就感其内容实际上体现了我国“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郭沫若当时的思想状况也是厌倦那些枯燥无味的无庸知识，对自己选择的学医道路倍感失望，内心充满苦闷，对科学产生了反感，认为“学枷智梏”。可见，郭沫若是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没有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⑥而且，“化境”的翻译是永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