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06-24 03:05:00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没有明确经济史学的性质。经济史学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什么是经济史学”或“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它一直是经济史学研究者不断讨论但又始终有不同说法的重要议题。如吴承明(1995)认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希克斯(1987)把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诺思(1992)认为，经济史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由此可见，关于什么是经济史这一问题，经济史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诸多不同解释，一是源于学者对于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认识。如，诺思(1992)认为，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及其实绩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希德认为，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中国学者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的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在横向方面，主要观点集中在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统一，以及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等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赵德馨(1999)指出，经济史学按学科研究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赵德馨(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赵德馨(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德馨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赵德馨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三、培养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在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的同时，多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吴承明指出，除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引入经济史研究。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体制不利于这种融合，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史思维方式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史思维方式，这需要老师在教学方面下功夫。比如，赵德馨在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一方面努力创造多种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转变思维方式的任务，引导学生按照以下目标补缺门:从经济学科来的，补上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从历史学科来的，补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504在经济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前辈都是实现经济学与历史学思维方式融合、具有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汤象龙、方显廷、傅筑夫、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谷霁光、傅衣凌、何兹全、张荫麟、李埏等。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决定思维方式，而学识素养则是养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故而经济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强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决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积累。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彭南生在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就做的比较成功。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硕学位后，又跟随赵德馨先生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相关知识。赵德馨希望他留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的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并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论文获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篇(2)
【英文摘要】Anewerandhigherdemandfor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isaddressedbothbyChina,whotakestheeconomicconstructionashercentraltask,andthecontemporaryworld,whosesocialeconomyhasundergonegreattransformationsafter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facessomegreattransformationssuchaswideningitsfield,deepeningitscontents,renewingitsmothedandsoon.ScholarsonChina''''s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shouldtrytocreateanewaspectinthestudy,enrichanddevelopMarxismbyimprovingtheirowncognitioninordertoproviderighttheoreticalprincipleandbeneficialhistoricalexperiencetochina''''smodernconstruction.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容/方法/提高认识Chinaeconomichistory/studyfield/contents/mothed/toimprovecognition
【正文】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应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中最根本、最深刻、最关键，也是最迫切需要的一环，然而却是最薄弱的一环。这很有必要提醒包括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注意，并给予重视。
一
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史学界立即抓住新时机，不仅很快恢复了原有的研究机构，还组织成立了中美合作企业史资料中心等新的研究机构开展工作，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期刊，组织成立全国的经济史研究会和省区经济史研究会，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招收经济史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和中央高级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分别编写出版了十几部质量较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经济通史等教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河北大学等高校联手合作编写九卷本的从先秦到清代的断代经济史专著，傅筑夫等老一辈中国经济史专家都有多部研究专著问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专著也有十余种出版，东北、山西等省区编写出版本省区的经济史专著，北京、上海合作编辑出版多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宁可主编了从远古到1998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还有其他专题性的经济史专著数以百计、论文数以万计；尤其是国家组织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更是意义重大。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派访问学者出国研究考察、召开有外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翻译出版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论著等）。在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中，经济史获奖比例很高，5部二等奖中占了2部，12部三等奖中也有3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活跃和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经济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向中国经济史研究提出的要求是远不适应的。尤其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日趋不振，近乎于有气无力。很多高等院校的中国经济史课程被热门的经济学新学科所挤掉，连经济学研究生也不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中国经济史专业出身的教师被迫改教其他课程；经济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也不愿从事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因经济史研究繁难，出成果不易，时间长，评职称极受影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出现危机。
形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本身。当今社会经济伴随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演变，内容愈来愈丰富，结构愈来愈复杂，给包括中国经济史在内的经济科学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新课题。这本来是中国经济史研究新的历史机遇，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没有抓住这个大好的新机遇，却远远落后于这样的新形势。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
1.研究领域不宽。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目前仍局限在传统的课题方面，无非还是历史上的所有制（包括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等），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业、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企业史，历史上重大经济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经济活动，历史上各种产品的产量与产值、人口、租税，历史上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生产力和技术史等等。对这些传统的中国经济史课题进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当代中国及其发展趋势，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各种取向和目标选择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要求，绝不是这些传统课题的研究所能满足和解决得了的。它要求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新时代的新视角开拓研究的新领域。比如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是现代社会经济的新概念，马克思《资本论》中尚未出现，但不等于古代和近代社会经济中没有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再如“三次产业结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新概念，在中国经济史上“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历史发展的研究，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课题。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应覆盖整个经济学。经济学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称，它的研究领域已扩展到技术、生产力、数理、环境、国土、生物、知识、信息等等领域，并出现了技术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等相应的学科。经济史的研究也应相应地跟进。研究领域狭窄，局限在传统的领域课题中，使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受限。
2.研究内容不深。研究领域的拓展当然也是研究内容的深入。若抛开研究范围说，内容的深入显得举步维艰。中国经济史传统的研究课题之所以必要、有意义，不仅在于还有相当多的内容有待去研究，更在于已经研究的内容还须要深入，不能停留在现有认识层面上。例如一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却总是在其性质问题上争论不休，相互观点歧异，且又在同一层面上认识。研究不深入恐怕是主要原因。中国原始氏族经济、小农经济、奴隶制经济、地主制经济、封建经济、官府手工业、土地制度等等，与发展成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古代经济，共性与个性各是什么？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走势能说明什么样的规律？等等。不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就难以走出低谷。
3.研究方法不新。研究领域拓宽、研究内容深化，既需要研究方法的更新去实现，又提供或包含有新的研究方法。当年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还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P108)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生产组织，比当年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更发达、更复杂得多，为经济史的研究不仅提出新领域、新内容，也指出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不研究现代经济结构和现状，不研究当代经济的所有理论问题，即“人体解剖”，难以更好地研究、理解古代和近代的社会经济，即“猴体解剖”。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风靡于70年代美欧的“新经济史学派”，就是这样。新经济史学派不同于传统经济史学派，根本之点在于研究方法之新：一是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二是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并借助于现代计算工具计算机研究经济史。他们自己说他们的方法“产生于历史问题和先进统计分析的结合。在这里，经济理论是女傧相，计算机是男傧相”[2](P492)。经济史作为经济学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仅仅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对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证分析、叙述史实、分期和定性等是不行的，必须有经济学及其各门分支学科的范畴、原理等理论分析和经济学的定量研究等各种经济学方法，才有别于政治史、军事史等，才称得上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更新当然不止这些。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新成果的展示和被运用，都会给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新方法。要善于选择和运用新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使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
二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其丰富的内涵，这里着重指出一点，这就是列宁非常正确、很有针对性指出的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3](P336)很清楚，经济史研究在通史研究、各专业史研究、现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规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乃至理论的发展中，处于根本性、基础性的地位，有着关键的意义。
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事业中，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课题的具体，就愈感到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发展他们的学说迫切需要经济史知识。为此，马克思仔细阅读了当时仅有的毛勒、摩尔根、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经济史著作，高度评价研究中世纪马尔克的毛勒著作，说“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4](P258)；疗养中听科瓦列夫斯基讲述俄国的村社，并对他们的著作都做了详细的摘要和评语，准备写这方面的经济史著作。遗憾的是，组织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论》写作的急切，他未能如愿以偿。后来恩格斯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5](P43)以作“稍稍补偿”[6](P1)。恩格斯到晚年更是深切地慨叹“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并郑重地提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他对当时那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的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的浅薄非常厌恶，对“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6](P476)的状况感到担忧。七十高龄的恩格斯对于经济史的研究这样谆谆相告、语重心长，是非常值得细细体味的！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是这样总结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7](P37)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经济史的研究，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这里同样地可以说，没有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遵循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历史趋势，依据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有效和成功。系统、全面、深刻、准确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进程中的特点和规律，探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趋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道路、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这就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同时，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使之在更高层次上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以更科学的理论武装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和快速成功。
三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研究任务、明确研究目的、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关方面也需要同心协力，真抓实干。
1.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糊涂认识，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实际上二者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长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事求是。同现在某些人怀疑、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思想指导（所谓“信仰危机”）相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风正派的非历史学者，在他们研究实践的深入中，愈来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承认“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912年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更说道：“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新史学派”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先师之一”，如果“建造先贤堂”，马克思“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这些非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愈来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反对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教条化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
2.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日学者不少，这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的外部条件，应主动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大胆地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方面经济史研究比经济学研究要落后得多。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产权、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车”等概念和理论，早已广为使用和运用。经济史研究中仅有计量经济、区域性经济、比较经济等几项。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趋势，这就更加需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3.扩大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量。这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远不如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新经济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蜚声史坛的新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另一新经济史学家提出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价值有5个方面：“(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9](P39)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10](P28-29)。国外经济学泰斗这些议论，都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果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者都能进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中，不仅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学也一定会步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发挥研究机构和学会团体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亟待领导重视和加强组织协调。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列在经济学中，但比重极小，2000年49个经济学选题中经济史仅有1个。这样少的课题项目，能申请上的人寥寥无几，研究者们只好自拟自选课题，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浪费人力。要振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国家课题规划应增加列入项目。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还应组织经济学、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学和外国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制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争取经费，组织和集中力量积极实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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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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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三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研究任务、明确研究目的、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关方面也需要同心协力，真抓实干。
1.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糊涂认识，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实际上二者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长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事求是。同现在某些人怀疑、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思想指导（所谓“信仰危机”）相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风正派的非历史学者，在他们研究实践的深入中，愈来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承认“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912年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更说道：“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新史学派”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先师之一”，如果“建造先贤堂”，马克思“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这些非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愈来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反对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教条化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
2.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日学者不少，这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的外部条件，应主动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大胆地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方面经济史研究比经济学研究要落后得多。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产权、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车”等概念和理论，早已广为使用和运用。经济史研究中仅有计量经济、区域性经济、比较经济等几项。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趋势，这就更加需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3.扩大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量。这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远不如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新经济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蜚声史坛的新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另一新经济史学家提出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价值有5个方面：“(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9](P39)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10](P28-29)。国外经济学泰斗这些议论，都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果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者都能进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中，不仅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学也一定会步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发挥研究机构和学会团体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亟待领导重视和加强组织协调。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列在经济学中，但比重极小，2000年49个经济学选题中经济史仅有1个。这样少的课题项目，能申请上的人寥寥无几，研究者们只好自拟自选课题，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浪费人力。要振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国家课题规划应增加列入项目。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还应组织经济学、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学和外国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制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争取经费，组织和集中力量积极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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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三
中国经济
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研究任务、明确研究目的、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关方面也需要同心协力，真抓实干。
1.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糊涂认识，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实际上二者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长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事求是。同现在某些人怀疑、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思想指导（所谓“信仰危机”）相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风正派的非历史学者，在他们研究实践的深入中，愈来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承认“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912年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更说道：“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新史学派”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先师之一”，如果“建造先贤堂”，马克思“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这些非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愈来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反对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教条化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
2.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日学者不少，这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的外部条件，应主动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大胆地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方面经济史研究比经济学研究要落后得多。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产权、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车”等概念和理论，早已广为使用和运用。经济史研究中仅有计量经济、区域性经济、比较经济等几项。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趋势，这就更加需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3.扩大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量。这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远不如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新经济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蜚声史坛的新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另一新经济史学家提出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价值有5个方面：“(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9](P39)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10](P28-29)。国外经济学泰斗这些议论，都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果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者都能进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中，不仅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学也一定会步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发挥研究机构和学会团体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亟待领导重视和加强组织协调。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列在经济学中，但比重极小，2000年49个经济学选题中经济史仅有1个。这样少的课题项目，能申请上的人寥寥无几，研究者们只好自拟自选课题，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浪费人力。要振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国家课题规划应增加列入项目。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还应组织经济学、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学和外国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制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争取经费，组织和集中力量积极实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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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篇(3)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篇(4)
近年来，日本举办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会常常呈现萧条景象，这次的展览会却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有很多绝品，绝品中的绝品就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参观者在寒冷天排着长队，有时候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看上几分钟。不少人是看完以后又去排队，就是为了多看一会儿。人们如此热衷于这次的展览会，但画卷真迹的展览时间却很短。很多日本人表示不能理解中国方面为何不能多展览一些日子，这涉及到公元900年以前的绘画保存，不能忽略这次展览会带来画卷老化的问题。在画卷展览期间，组织者还在1月7日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台湾地区的学者参加。这次研讨会同样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参会听众达到500人。由于报名者蜂拥而至，只好提前截止报名日期，并采用抽签方式决定参会听众，包括媒体工作者。日本、中国、美国的研究者会聚一堂，披露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去年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版了《清明上河图》研究论集，展示了自己的的成果，这次中日出版的《清明上河图》研究论集作者、编者齐聚研讨会，再加上美国方面的作者与会，使之成为一个非常适合探讨宋代画卷的华丽仪式。关于研讨会的报告人，中国方面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编著《〈清明上河图〉新论》（紫禁城出版，2011年）的编者余辉，日本方面是《清明上河图与徽宗时代———光辉的残照》的编者伊原弘③，加之《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石头出版，2011年）的作者曹星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总之，与2011年《清明上河图》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关的人员均会聚东京。此外，下列学者们分别作了报告：高村雅彦（《阅读清明上河图》撰稿人之一）从建筑史角度解析画卷、板仓圣哲立足于美术史角度，博物院的陈韵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余辉、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冢本麿充、日本美术史研究者的Matthew McKelway（马休•麦克凯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多样而独特的视角展开讨论，整个会议极有意义。这一时期有不少相关书籍出版，展览会说明书及报纸均有介绍。伊原弘编《清明上河图与徽宗时代———光辉的残照》值得注意。除了学者的论著之外，还有野岛刚的《神秘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勉诚出版，2011年）。作者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围绕画卷的诸种问题。① 如上所述，目前，《清明上河图》摹本日本所藏最多，作为此次展览会会场的国立东京博物馆也藏有一幅，但未曾展览过。笔者本人也仅看过仙台博物馆、大仓集古馆所藏的画卷，希望将来有机会看到更多的画卷。即便是单纯研究日本国内所藏画卷的文字，相信也会有很大收获。
《清明上河图》研究的开拓与事例
日本不仅藏有多种《清明上河图》的摹本，还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清明上河图》研究史上，就有加藤繁、古原宏伸等优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2012年1－3月，大仓集古馆展出了该馆收藏的仇英画作《清明上河图》。日本“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加藤繁先生对画中所描绘的招牌、文字进行研究，判明画作描绘的是明代苏州的场景。这幅画卷以及被认定为重点文物的林原美术馆所藏《清明上河图》都是日本国内收藏的、有代表性的《清明上河图》。②加藤先生的论文指出如何利用和解读绘画资料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他根据中国棉花生产扩大过程以及日中两国工艺的变化，考察画中的招牌、文字得出画卷描绘的是明代苏州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开辟了利用、解读画卷来研究历史的方向。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应该进一步放开眼界，利用其他的画卷来研究宋代都市、社会及其变迁，开创新的研究方法。作为两本画卷研究论集的编纂者，我就画卷研究的方法和趋势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有很多摹本。甚至今天也有被摹本制造和流布，诸如餐厅墙壁上的临摹。这些摹本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不断扩散到世界各地。按照野岛刚的说法，日本尚有不少《清明上河图》摹本，这些画卷如何输入日本，也是今后的一个课题。④日本有这样丰富的画卷，又有加藤繁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日本的研究者不应局限于考察画卷的真伪，而是要从整体上解析作品，并考虑怎样利用画卷来研究历史。笔者曾致力于画卷的解析，也尝试将画像资料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所以我对这次的展览和有关研究抱有极大兴趣。下面就来结合我自己编纂的两本书《阅读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图与徽宗时代———光辉的残照》，同时对历史研究与画像资料应用等问题进行探讨。近年来，日本的图像研究十分兴盛。⑤ 特别是中世史学家黑田日出男的日本画卷研究一直引领着学术界。黑田氏的著作很多，基本是利用日本画卷和绘画资料而完成的。伊原弘编《阅读清明上河图》中也收录了黑田日出男关于《清明上河图》的论文。⑥ 黑田日出男利用日本中世僧侣一遍上人传教的画卷，来解析日本中世社会。与《清明上河图》相比，一遍上人的传教画卷结构很简单。可是，透过这幅画卷可以获得有关当时社会形态的很多信息。在方法上，吸收社会史研究成果参与画卷分析，也很有参考价值。绘画解析后又延伸到肖像画，在积累丰富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对过去的绘画鉴定的怀疑。日本重新研讨肖像画，取得了很多成就，例如黑田日出男的研究等等。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开始重新探讨过去的绘画鉴定。⑦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涉及目前保存下来的图像资料的种类及其史料性。在西欧，图像史料的利用和解析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对壁毯织锦图像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中世纪研究的领域中，似乎还是东洋学更加活跃。加藤繁先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画像资料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范本，这种开拓性的研究值得大力提倡。日本保存有大量《清明上河图》的摹本，日本研究者应该可以沿袭、引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图像解析的基本要素是要了解时代的象征性，这与画卷的精细程度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研究者要有那种老老实实、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
图像研究的未来前景与方法
日本收藏有丰富多彩的画卷，其数量、种类可能比中国还多。在平安时代，《病草纸》描绘了那些忍受疾病折磨（如失眠、肥胖症等痛苦）的人们。根据这些11世纪的画卷，可以了解当时患病情况和社会状态。室町末期的战国时代，出现了描绘京都的《洛中洛外图》等屏风绘。在日本绘画史领域中，这些绘画受到高度重视，拥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 最近在荷兰再次发现了描绘江户时代城市的画卷，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同时，运用这些图画资料解析当时的都市、风俗以及景观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②对于图像学的解析来说，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感情移入。在日本史研究中有对视线的分析，《清明上河图》研究中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可以从画中看到人们从桥上眺望河面，其视线的目标是鱼，或者是呈现出一种绝望的眼神等等。在国际研讨会上，当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清明上河图》作于徽宗时代的情形下，曹星原使用“心的目光”这样的表达方式，提出画卷应是神宗时代的作品，他的发言特别引人注目。下面，我想介绍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外的其他图像史料。在宋代图像史料中，最有名的是白沙宋墓。③ 通过墓中壁画，可以真切地获悉宋代钱币的搬运方法。此外，在唐代史研究中也利用绘画来解析建筑物。中国建筑史专家田中淡就是通过墓室壁画复原和考察唐代建筑，研究观风行台等建筑。图像资料可以帮助人们考察那些仅凭文字资料而无法了解的东西。墓室壁画通常是以地主阶级生活为主体内容，有时也可以窥见普通民众生活的样态。《山西民俗》刊载的山西省河曲发掘的宋墓壁画，描绘有流传至今的农具和烹调法，这是探讨图像史料利用方法的最好材料。#p#分页标题#e#
此外，石棺上的雕像资料同样重要。有关宋墓发掘的介绍经常出现在杂志上，那些搬运钱币的绘画、家屋图像非常宝贵。《清明上河图》里描绘了钱币，白沙宋墓里的画像也很有名。这么多描绘钱币的绘画，说明了宋代已经进入货币经济社会。所以，解读画卷不是用感情和感觉，而是需要社会经济史的知识，解读画卷也必须积极使用经济史料。以上是日本画像资料研究的基本情况，相信今后这方面的研究还会不断增加。我们希望中国的研究者积极整理和公开所发掘的宋代画像资料。在日本，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收藏有描绘苏州的巨大版画，有时会公开展览，在美术馆的图录中也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些绘画汇集起来，一定会寻找到能够活生生地把握宋代以及其他时代的中国城市和社会的新方法。绝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促使日本的中国绘画迷狂热起来，那些对画卷感兴趣的人们还给我寄来画卷摹本和书信。这种对于画卷的狂热不应是一时的兴奋，我们要把触角延伸到更多的图像和画卷史料中去。因此，那些与社会史、经济史联动的研究非常重要。最后一个问题，涉及《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地点问题。如果画卷描绘的地方是开封附近的某个集落，那么类似的原型到处都有，正如像黄河边的滑县、卫南县的史料记载的那样。① 这一地区经常面临黄河泛 滥的威胁，所以 当地民众修建庙宇、祈愿治水。② 笔者曾对河南省卫南县出土的宋代地方行会资料进行了探讨。卫南县出土的石刻史料表明，那此，处存在着与东都开封一样的行会和庙宇。根据石刻史料的具体记载，可知那里有与《清明上河图》一样的景观。③ 根据此资料，可知开封郊外也存在具有商业设施的集落，也有记载推定画卷中的地点应在开封市内叫做“行”的地方。像这样详细记载开封近郊的县城和集落的资料并不多见。这一史料表明，当时在距离开封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大略相同的时期，还有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记述了那个曾经繁华无比的、而今不复存在的北宋都城———开封。在日本，也有很多针对该书的研究，如梅原郁的翻译及索引等。
篇(5)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史；过密化；方法论；黄宗智
中国作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一些专家和学者在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昨天给予剖析。其中，对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探讨，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美籍社会经济史学者黄宗智所阐发的“过密化”理论可谓独树一帜，这一理论的提出形成了对许多传统认识的挑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此起彼伏的争论中，虽然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很难达成统一认识，但在客观上却促使学界同仁们对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重新进行思考和评估，大大促进了国内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可谓受惠良多。本文拟在介绍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谈一谈从其方法论中受到的启示和有关思考。
一、“过密化”理论
“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概念的提出，并非黄宗智本人首创，据黄宗智说，在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Geertz)1936年的著作《农业过密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Involution：TheProcessofEcologicalChangeinIndonesia)中，已明确使用了“过密化”概念。吉尔茨在研究爪哇水稻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印尼，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是不断地重复和维系着简单再生产，一直未实现质的突破，亦即未曾导致人均产值的提高，从而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吉尔茨强调，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此来获得较高产量，这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增长的现象，被吉氏定义为农业的“过密化”，其理论精髓就是将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概念引入对殖民地农业的研究中去，这一概念的实质是农业的极端集约化经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吉尔茨对“过密化”概念的阐释和“过密化”现象的描述，为“过密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黄宗智(PhilipC．C．Huang)最早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并将吉氏的局限于水稻经济的“过密化”扩展到手工业、旱作农业及经济作物方面，将其置于综合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中去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解释中国前近代经济现象的理论模式。
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主要是通过他的两部研究中国小农经济的力作来构筑的。一部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斯坦福1985年版，中华书局中译本1986年)，一部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斯坦福1990年版，中华书局译本1992年版)。其后不久，他又依据两书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英文版《近代中国》(ModemChina)17卷3期，1991年7月；《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1期)，对两书的主要结论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黄氏“过密化”理论的主要结论是：①他认为农村经济的变迁有三种：“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
其次，过密化(以前译作“内卷”)，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在社会经济的历史过程中，可以不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或变革劳动组织形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来实现生产的增长，而是通过一种过密型的增长途径，即在人口压力下，生产产出的增长通过劳动力或劳动时间的超量投入来实现，但这种增长是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经济即属于此种类型，中国农村的商品化进程是“过密型”的商品化。②过密型增长不仅可以存在于以家庭劳动力为生产基础，以满足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的封闭型经济中，也可以在商品化乃至国际市场化及集体化的条件下延续和深化。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在近现代的中国，过密化可以成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倾向，过密型增长可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过密化不会促进社会经济发生质变。这三点的有机结合便构成黄宗智所倡导的“过密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过密化”理论是一种方法论模式
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提出为深入分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视角，是史料和理论结合取得重大突破的成功范例。该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模式，更在于黄宗智借助这一一理论的构建，从方法论的高度对原有的传统理论模式提出了挑战，使长期以来为学术界所忽视的“规范认识危机”得以凸现，其影响力不仅限于史学研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同样面临着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
据黄宗智说，“过密化”理论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在研究中也经常受到经典理论模式的影响，在他关于华北研究的著作中，曾提到了“过密化”问题，但只是将“过密化”作为小农家庭化生产中的一种现象，并未作深入的分析。当他的研究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地区时便发生了困难，依靠既有的理论体系无法解释这一地区诸多悖论现象的存在，如为什么高度的商品化没有带来相应的资本化和社会阶级的分化?
为什么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连接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农村家庭经济?为什么城市的发展没有带来乡村的同步发展?于是，他通过反思各种理论模式共有的前提(黄宗智称之为“规范认识”)，认为中国和西方目前的学术研究都存在着普遍的“规范认识危机”，“规范认识”回答不了实证研究提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另辟蹊径，试图通过“过密化”理论来解释没有发展的商品化现象的存在，以说明我们可以通过以对悖论现象的研究为突破口，来解释悖论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从而打破“规范认识”之普遍真理的神话，以实现对现有理论范式的突破。
“过密化”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将由于我们“规范认识”所造成的事实间的矛盾还原为理论和事实的矛盾。黄宗智认为，诸多悖论现象的存在，如高度的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同时并存，分散的自然经济和整合的市场并存，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共领域的扩张与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并存是客观的事实，它们的存在具有合理性，这些悖论只是与现有理论相悖。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必要对我们一直以来所贯彻的“规范认识”进行反思和检讨。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黄氏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所谓规范认识不仅是指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更是指“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
事实上，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之争。前者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封建社会，封建经济是一种前商品经济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最终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而后者认为，是西方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进程，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决不是停滞不前的，其商品经济是有高度发展的(用黄宗智本人的话说，是“过密型商品化”)。在西方学术界中也存在着与此相类似的观点，即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对立的模式，存在着“停滞的传统的中国”观念和“近代早期论”之争。黄宗智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尽管有所不同，但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这种“商品化导致近代化”的规范信念“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理论”。说到这里，黄氏从超越彼此对立的现有各学派之上的方法论高度指出了作为各派共同认识基础的一系列缺陷，也让我们意识到在学术研究中影响我们思维方式的相当关键的问题，即我们进行立论和思考所依靠的“规范认识”的可信度问题，正是那些长期以来被我们认为“再明白不过，乃至无须再加以讨论”的共同认识，往往会成为我们理论和思考的规范性前提，这些并没有经过中国历史实践检验的“规范认识”是否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我们却没有认真考虑过。
为了规避因这些“规范认识”所带来的一些认识陷阱，黄宗智推重进行微观的社会研究，包括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他说：“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的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过密化”理论就是黄宗智通过对江南和华北的微观研究，将其作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基本趋势的一种分析模式的尝试。这一有别于传统史学研究只重视宏观和整体考察的微观研究方法，确实促成了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研究对象逐渐下移，具有本土色彩的中层理论逐渐得到发展。伴随着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史学研究的领域较之以前的传统史学变得宽泛多了，这更有助于认识历史的真实面貌，史学研究也变得更加丰富。
黄氏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还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处理好史料和理论的问题，真正做到论从史出，以史带论，而不是用既有的理论模式去代替历史事实，让史实去符合理论模式。理论是我们进行思考、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作为从典型形态研究中抛开杂象而提炼出来的纯粹形态，它的产生有特定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改变，理论自身也需要不断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也就是说，不存在所谓的万能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在借用外来理论进行研究时，要将其作为我们还原史实的工具，当它与历史事实相违背时，要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从而构建适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理论模式。黄氏批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把中国的历史套人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历史实际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套用西方各种理论模式，这些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很有见地。他在两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出了自己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即“有意识地遵循着从史实到概念再回到史实的程序进行研究，避免西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为模式而模式的作风和国内期间的以论代史的倾向……试图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断回到史料中去检验，提炼自己的假设”。在研究当中，由于反映中国历史上有关小农和村庄的史料比较匮乏，黄氏融合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调查，获得了较为详尽和可靠的资料，为其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因此可以说，“过密化”理论就是黄氏从实际的悖论现象出发寻求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而不是凭借有悖事实的逻辑来否认历史现象的一次努力，这正是黄氏所坚持的“由史实到理论”这一学术公理，超越“规范认识危机”的一次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正如侯且岸认为的那样，过密化理论对深入分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是史料与理论结合取得重大突破的成功范例。
此外，黄宗智在构建“过密化”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经济学、人类学、法学和史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向我们展现了国外学者宽广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中国社会经济史实质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既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懂得史料的获取和甄别，同时还需要兼涉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数学学科的统计分析、人类社会学的社会调查，等等。在具备广阔的知识背景，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多样的研究方法之后，其研究结论才更具有说服力，研究的学术水准才能真正得到提升，才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真正做到与他人对话和交流。
三、“过密化”理论的启示
篇(6)
【关键词】新课标
新高考
中学历史教学
近年来，高中历史新课改已相继出炉，批评与认同之声随之而起。但在我看来，新课标至少彰显了如下值得肯定的“趋新”特征：其一，体例新：由通史体例转变为专史体例；其二，观点新，大胆引用了学术界的一些前沿研究成果；其三，史观新：改变了过去革命史观一统天下的局面，凸显了时下学界比较认可的四种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在新课标指引下，高考随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
一、社会史观与历史新课标及新高考
社会史观又称社会史范式，它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引领人们“眼光向下”，关注下层草根社会的历史演变，试图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去认识历史并揭示其发展规律，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于是有学者把社会史称之为视角说或范式说。那么，社会史观在新课标和新高考中又是如何彰显的，它的地位如何？
值得肯定的是，新课标一定程度地贯彻了社会史观的理念。以人教版为例，经济史专题（必修2）第五单元特设了涉及有关社会史内容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这一小专题，下设三个子目：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进步；大众传媒的变迁。这一单元的内容主要反映和揭示了在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冲击下，近代中国百姓的衣、食、住、用、行等日常生活的历史演变。从中学历史课程发展史来看，这一有关社会史内容的开设，给中学历史教学带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耳目一新，相当程度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当然，这是可喜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在欣慰之余又略表遗憾，就人教版新课标而言，社会史的内容只是经济史专题里的一个子目罢了，似乎是经济史的“附庸”，这与社会史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殊难相称。
二、中学历史教师的回应
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应如何回应新课标引领下的新高考呢？在我看来，务必做好如下两大转变：
首先，由“知识型”教师向“学术型”教师转变。一般而言，多数中学历史教师对于教材的内容早已熟记在心，不仅自己是这么做的，同时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但是，伴随新课标和新高考大量地引用学术界前沿研究成果，中学历史教师在掌握丰富的基础知识之余还应及时了解学术动态并适当地开展教研活动，使自己由“知识型”教师向“学术型”教师转变。具体途径：其一，适当地订阅相关中学历史教学刊物，如《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等，及时了解教改教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二，广泛阅读学术性较强的相关专著，如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陈寅恪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以及《剑桥中华民国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这些著作堪称史学的经典论著，在历史新高考中出现率极高。其三，登陆学术性较强的相关网站，及时了解学术动态，例如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学术、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权威性站，这些网站刊载了大量学术性较浓的论文，一定意义地代表了学界的前沿研究成果。其四，聆听名家讲座，领略史家风范，如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北大百年讲堂等名家的学术讲座，他们不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了历史知识，而且较好地实现了知识和学术的统一。通过以上途径，不仅可以了解和掌握相关史学理论和研究动态，而且可以拓宽学术视野，进而，使自己转变为一名具有一定学术素养的中学历史教师。
其次，由单一的旧革命史观向多元的新史观转变。因受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革命史观在史学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以致人们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推动革命进程的发展为准绳。因此，在以往的课标和高考中均较为彻底地贯彻了革命史观。但是，与传统不同的是：在新课标引领下的新高考彰显了时下学界比较认可的四种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上述史观应如何定义？现代化史观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包括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思想文化大众化和科学化；文明史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包括纵向的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横向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球史观是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社会史观引导人们“眼光向下”，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去认识历史并揭示其运动发展规律，其内容主要包括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习俗史、家庭史、婚姻史以及重大社会问题等历史。那么，面对新史观的冲击，中学历史教师该如何予以回应？首先，加强史观转变的意识。要适应新课标和新高考史观的变化，务必强化由以往单一的革命史观向多元的新史观转变的意识。其次，广泛阅读与新史观相关的经典著作。通过广泛阅读一些史学经典理论著作，使自己对新史学观念有相当程度地了解和认知，以便更好地适应新课改所引发的史学观念的巨大变化。
总之，要实现上述两大转变并非易事。然而，为了适应新课标与新高考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中学历史教师又不得不予以回应，否则就难以胜任新形势下的中学历史教学。
【参考文献】
［1］邵雍.中国近代社会史[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2］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J].历史研究，1987（1）.
［3］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篇(7)
一、研究路径的选择:从史料入手，重建历史数据
本课题组准备如何去做这项研究，我们攻关的重点、学术贡献的追求放在哪里?GDP研究，即某一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核算，无论现实的还是历史的，都是西方学者首先做起来的，已有相当成熟的方法和整套的指标体系。他们业已总结出来的那些核算方法和经济指标，是任何做此项研究的人都必须遵循的，除非你不去做这项研究。当然，由于中国传统经济有自己的特点，研究中国的历史GDP必然、也应当在某些具体的方法和指标上有所创新或者说突破，但依我看，根本性的创新或突破是不可能的。这个方向，不应该是我们课题攻关的重点;我们在学术上力争做出贡献的主要方面，不应放在这里。既然方法和指标不是重点，那么，完成此课题需要做的另一项工作即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自然而然就应该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了。
研究历史GDP离不开历史上的经济数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如何去获取数据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开始做课题前，我们考察了已经做过和正在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的论文或专著，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不做或很少做第一手原始数据的收集工作。他们在确定好估算方法和所需指标之后，就按图索骥，间接地从他人已有的成果中去到处摘取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自己方面，主要是就这些现成的资料、数据进行比较、选择及以某种假定为前提做一些修正和再加工的工作。如此做法，或许与这些研究者多为“学习经济学出身”，不熟悉、不习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背景有关，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可能有“尽快出成果”的功利因素在内。需要承认的是: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态度足够严肃、认真和审慎，在利用前人成果时不出现硬伤，其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有可能成为“一家之言”，对于推动学界就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不无意义。
虽然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我们不打算采用这种方法。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课题组的几个人均为“学习历史学出身”，习惯使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希望把课题做得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课题涉及到的研究范围内，我们认为，固然可供参考的前人成果已经比较丰富，有些已经比较深入，我们应当、也必须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我们的研究需要来说，这些前人成果还远不能说已经非常充分和足够。相反，在我们看来，目前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一些基础性的历史数据方面，还有不少欠缺;一些既有结论，也有必要再加讨论。试问，在诸如耕地数量、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农产品的价格等关系农业产值估算的基础数据方面，在手工业、国内商品流通、国际贸易以及其他需要有数据支持才能进行GDP估算的经济指标上，有哪一方面可以认为目前的成果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了?人们之所以不满意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对中国历史GDP的估计，认为有的结论不靠谱并纷纷继起修正，所质疑的，还不就是他用来估算中国历史GDP的那些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的数据吗?麦迪森是历史GDP估算和国际比较研究的先驱者，他的贡献不在于他的那些具体结论，而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无论他的估计结论的可靠性如何，其所做工作的意义和贡献都是不容否认的。可是，如果我们这些后来者继续走同样的路子而不肯在历史数据上下更大的功夫，那么，我们所做工作的意义和贡献又在哪里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的估计吗?我认为，如果只满足于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所做工作的意义和贡献与麦迪森的相比，其间的差距恐怕是“未可以道里计”的。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课题要从史料开始，在“重建历史数据”上花大力气，下大工夫。我们对课题的最终成果的设想，是不但要提出自己对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总量的估计，而且，还要在用来支持这个估计的历史数据上有所贡献，要在清代经济的主要计量指标方面提供超过前人的系统原始数据资料。这些资料，将来同我们的估计结果一起发表，以方便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我们最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个目标，目前还不敢放言吹牛，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一个至少说得过去的结果应该还是可以期望的。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我们“重建历史数据”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结果。例如在我本人直接负责的农业数据方面，主要是通过查阅地方志，已经总共收集了全国18个省及东北、新疆等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数据近3000个，超过前人提供的数据总数一倍有多(前人如郭松义、赵刚先生等收集的清代亩产量数据，也包括我本人过去贡献的，总数大概只有1000出头)。这里说的还只是在我们的数据表上录入的数字，由于有些数字是经过合并计算的，原始数据的实际数量至少应在1万个以上。在手工业及国内商品流通的数据方面，我们也已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自己的贡献。就我本人来说，对这批数据成果的看重，是更要超过最后的GDP估算结果的。我认为，这批数据成果对后人的用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的一个简单的GDP估算结果更大。
二、如何重建历史数据:中国传统文献中的数字史料问题
重建历史数据并不是简单的从历史文献中“抄数”，而是一个相当繁琐复杂的数据收集、研究、再加工的过程。清代没有定期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基本数据的“国家统计局”这样的机构，当时人也没有今天的经济学家满脑子都是的那些成套的经济学概念，因此从留下来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献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可供我们用来做GDP估算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基本数据。这些基本数据，需要首先从各种文献中收集大量的相关原始数据并对之进行鉴别、比对、选择即考证和研究，然后，在前一项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不同来源、不同口径、不同质量的或零散或系统的原始数据进行“再加工”，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利用近代的调查统计资料并且不能排除合理的“推断”和“估计”，才有可能得到。就是说，“重建历史数据”的过程实际是包含了前后相连的两个步骤的，即原始数据的采集和考证、研究，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原始数据的“再加工”(包括某种情况下合理的“推断”和“估计”)。由于目前我们重建历史数据的工作大部分还没有走到第二步，这里我只就第一步的问题说些想法。
从历史文献中采集原始数据，当然是指采集那些“数字形式”的史料。这个工作，说起来容易，其实并不简单。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的量化研究之所以很难深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传统史料对于经济现象的描述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形式的，用数字描述的十分有限，收集起来往往需要从海量文献中去“大海捞针”，颇为不易;二是即便数字形式的史料，也未必就一定是历史上那种经济现象在数量上的真实反映，往往需要下一番“考据”功夫，才能弄清楚其确切的含义。“实词虚意”与“虚词实意”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献的记载中是经常可见的。清人汪中在其《释三九》中曾说过，古代文献中的“三”和“九”两个数字在许多情况下其实并非实数，而只是用来表示“数个”或“许多”的意思，———此即所谓“实词虚意”。近人杨联陞《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一文指出，历史文献中的“数年”一词许多时候有“五年”、“七年”的确切含义，———这又是“虚词实意”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少“实词实意”的数字史料，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与历史的真实情况有很大偏差，———清官书中的人口数字(乾隆以前的编审人丁数)、耕地数字以及政府财税收支数字等，都是典型的例子。上述现象的存在，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的难度。麻烦还在于，对这些问题，并无什么可以到处通行的、标准化的统一解决方案。我们只能要求课题组的成员要时时、处处将上述种种复杂的情况牢记在心，一方面，对原始数据的收集要尽可能做到全面，不偏废，不遗漏;另一方面，在使用数据时要极其小心、谨慎，做足甄别、比对的考据功夫，而绝不能见数就用，尤其不能使用孤证及违背常识、可疑度极大的数据。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需要根据原始数据做出某种判断或估计的时候，引入数学的区间方法，即设定估计值的上、下限，也许比给定一个确定的数值要更好。另外，当需要在两个数值不同的数据间做出取舍时，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也是比较稳妥的。有关史料收集和处理的问题还有很多。特别是作为计量单位的度量衡问题，经常让我们非常头疼。不过，这个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深入研究，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我就不在这里饶舌了。
三、避免以西方或欧洲为中心:经济总量研究中的国际比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