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采用实地访谈和参与观察进行多案例比较,聚焦于“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为核心表征的形式主义悖论,探究其表现、路径、约束条件与策略,并以此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研究表明:形式主义悖论并非普遍现象,而是在治理对象不可见性的基础上特定的治理环境或制度条件下的产物,即国家治理双重异化机理,它反映了国家权力再生产并改造了乡村治理秩序。具体为:1)贫困现象的不可见性是其现实基础,“官僚(行为政治化、自治行为官僚化”的治理环境提供了制度性条件;2)不(同程度的政治化条件及其度量黑洞衍生出科层治理、运动型治理以及科层运动化与再运动的不同治理模式;3)不同的行为机制进入(不同程度官僚化的乡村自治后衍生出低反向适配、较高反向适配和高反向适配,后果表现为:非文书生产、半文书生产和反文书生产悖论。可能创新点在于:尝试性运用条件性解释发现了国家治理中的双重异化机理,挖掘了官僚技术问题中的治理环境和结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