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乡土纪实与诗意探析
时间：2023-05-09 17: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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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2007年到2022年，李睿珺导演共拍摄了六部长片和一部公益片，以其独特的乡村纪实风格在各大电影节斩获佳绩。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用平凡人物讲述极具人文关怀的浪漫故事，关注个体在时代发展中的无力坚守，书写不煽情而充满力量的悲剧结局。他选择乡村题材作为叙事对象，记录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期，西北乡村日趋式微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尚礼、崇节的传统道德秩序。
从2007年开始，青年导演李睿珺就开始对家乡这片沃土进行叙事，耗费近十年的时间，以甘肃省高台县为创作背景，完成了七部作品的拍摄，不断弥补西北农民在影像叙事中的普遍失语。在影片创作中，李睿珺导演将镜头对准西部乡村，用纪实主义的镜头语言呈现极具东方韵味的诗意美学；始终关注时代变迁下的个体生存境遇，借助对个体的关注，呈现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在他的作品中，蕴含着“土地”“生命”“童年”等充满生活气息的话题，叙事弱化戏剧性，以平缓的节奏诗意地还原原汁原味的西部乡村。
一、诗性主题：乡土凝望与文化寻根诗
电影是一种风格，不是根据诗歌体裁改编而成的电影，也不是用一行诗句作为片名的电影，它以情绪贯穿全剧，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写意性，具有诗一般的含蓄美、净化美和意境美。在李睿珺导演作品中，台词使用大量留白，音乐类似自然界流动的曲面，营造出一种克制而充满感情的情绪。在商业化电影大行其道的当下，李睿珺的大部分作品使用非职业演员来演绎，将镜头对准空巢老人、孩子、土地、乡村、大自然等，记录西北乡村的发展、变迁，为这片土地上的传统文化与老百姓内在的精神品质留下一抹记忆，作品主题有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在充满诗意化的银幕空间里默默地“寻根”。对“土地”回归的呼吁和浓厚的乡土凝望情结是李睿珺导演作品的常见主题。李睿珺导演最早接触电影时受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颇深，他一直秉承电影不只有宏大叙事，身边发生的故事也可以被拍成电影，值得被记录，因为它们离生活很近。李睿珺出生成长于甘肃省高台县花墙子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交通闭塞，也使得现代文明冲击较小，儒家文化的保存相对完整，而个人的经历与感受让他的影片中充斥着家乡元素。“土地三部曲”（《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的农村部分基本都是在花墙子村拍摄完成的，很多演员是当地的农村人，李睿珺用接近白描的手法刻画西北乡村的乡土之美。《老驴头》镜头中的驴是农耕文明中人类忠诚的伙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驴也自然被忽视。除了驴，逐渐被忽视的还有像驴一样倔的老驴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出现的骆驼、白马、羊群都是游牧民族裕固族的民族象征，在沙漠中寻不到的不只是水草丰茂的地方，还有裕固族的民族文化与记忆。孩子、老人、环境是李睿珺导演作品里不变的叙事主体，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乡，是承载着童年记忆与青春时光的故土，作品在呈现西北乡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背后，是他对于家乡与传统文明的深深眷恋。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伴生着城市的兴盛与乡村的凋敝，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之间的矛盾一时间难以弥合，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融入开放的城镇化的现代社会。传统社会记忆中的自然风景与人文关怀逐渐淡化在消费社会之中，物质上富足的背后是精神上的无根之痛，精神的无根之痛比肉身的漂泊无依更为可怕，“根”的缺席与失语支撑起了李睿珺“寻根”主题的电影景观构建。李睿珺导演的作品在守望故土的景观呈现之中有着浓重的“寻根”意味。《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的“根”是慢慢消逝的草原，原来打四五米就出水，现在打上几十米也没有水，失去了水源的这片土地早已不适合放牧。爷爷去世后，兄弟二人踏上了寻父之旅，可现实是离镇子越近的地方，土地沙漠化越严重，曾经的黄金牧场已成为巴特尔幻觉中的景象。影片最后，兄弟二人终于找到水源，水源上游却是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过度开垦，巨大的烟囱对自然文明的伤害并未停止，“水草丰茂的家园”消失不见，草原就像年迈的爷爷一样需要休养生息了。《路过未来》中的“根”是杨耀婷对于“家”的追寻。杨耀婷的父母作为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为城市建设奋斗了半辈子，到了中老年，城市却把他们“赶”走了，他们依旧无法在城市扎根。回老家后，没有土地加上农村地区的快速变迁，又做不了农民，他们无法适应乡村生活。看到在农村生活不如意的父母，杨耀婷拼了命地赚钱，想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由于同时做几份工作，甚至以身试药，她的身体出现预警，但房价水涨船高，两代人的努力依旧难以实现在城市买房的愿望。城市化进程中，打工者到哪里都是异乡人。世间百态，人生海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人情社会开始消解。李睿珺导演作品中充斥着亲情的冷漠、人际交往中的疏离。“寻根”在某种意义上是寻找记忆中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情怀，而这都随着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从自然景观到文化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于坚守传统观念的人来说，故土也成了回不去的理想家园。李睿珺大部分作品中用缓慢的叙事节奏去营造一种寻不到“根”的无力感。早期的寻根电影在“有根”的前提下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续根，进入“后寻根”时代，“根”早已无处可寻。《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让人唏嘘不已，电影所寻的“根”是对“土葬”的执念。影片中，老马有着入土为安、驾鹤西去的希望，在女儿的村庄寻找有没有“偷埋”的坟茔，女儿给出了现在流行火葬的态度，回到家后得知去世的老曹被偷偷埋在了槽子湖边儿子的苞谷地里，硬性的管理结果是挖坟将尸骨送去了西关火葬场火化。影片最后，老马在孙子、外孙女的帮助下被“活埋”，死去的“坑”只能埋下他蜷缩的身体。引人唏嘘的背后，坟茔上空诗意化地出现了西北地区不会存在的白鹤毛。传统的落叶归根思想在硬性的管理制度下已无立足之地，寻根电影走向“无根”，影片更多地探究时代发展进程中人将归于何处，体现小人物的无力与无助。李睿珺导演没有刻意去表现诗意化，而是多用长镜头和固定镜头展现乡村图景，不经意间表现出对西北乡村的凝望、对农耕文明的眷恋、对仁义礼智信传统价值观的呼唤。
二、乡村纪实：寻乡与失乡中的个体变迁
李睿珺导演多次表示，在他的影片中不去刻意追求情节起伏，而是力求淡化戏剧性，通过近乎白描的手法将现实生活呈现在观众眼前，讲述时代变迁中个体的成长经历，用现实本身揭示时代巨变下个体的迷失，影片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从具体的技术角度看，他的影片采用呈现型摄影方式，多用长镜头、固定镜头与远景镜头，多采用封闭式构图，同时影片中的大量镜头对平衡与对称极其考究，实现了现实主义与风格化的有机统一，影片的总体气质亦接近法国诗意现实主义。李睿珺导演说：“我的作品主要关注的还是人的命运。对我来说，拍电影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人，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呈现我对他的遭遇和故事的不一样的感知。”如《老驴头》关注空巢老人，在土地开发的大背景下，失去了土地；在工业化进程中，失去了子女对他的亲情；随着土地荒漠化，连自己的祖坟都要面临失去的危险。倔强的老驴头试图用一生完成自己作为儿子、父亲、爷爷的责任，同时竭力治理祖坟边的荒漠化，而自己的晚年却是老无所依。影片记录的是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其渺小的个体，记录个体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后的落寞之感。老驴头所代表的是老无所养的一代，他们劳作了一辈子，现代化社会不该也不能遗忘他们，老有所养依然是社会转型期值得被关注的话题。《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关注社会转型期的殡葬制度，在入土为安的执念与“火葬”之间，老马丧失了自己对后事选择的权利。从影片开头老马帮助朋友在棺材上画仙鹤，到在女儿的村落里发现有坟茔，再到女儿将老马送回家，最终，孙子和外孙女帮他实现了“愿望”。影片没有直接表达老马对于火葬的抗拒，而是用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情节展现老马对于肉身与灵魂完整的希冀。影片最后，一根飘在上空的鹤毛是否实现了老马驾鹤西去的愿望？影片把反思留给了受众。殡葬制度的变化只是社会变迁的冰山一角，故乡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却又完全变了个样。影片通过老马个体的诉求，表达老人不愿火葬的传统观念，同时给人留有思考：制度是为人服务的，制度之下是否有一种更为温情的过渡？《路过未来》通过杨耀婷在大城市打拼的不易，观照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农民工子女们在大城市中的生存境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不容易，杨耀婷的父母退休后无法留在城市，也难以融入乡村。她想把父母接到城市，为此拼命攒钱，想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却依然无法凑齐首付。这是杨耀婷的不易，也是农民工群体的集中体现，打拼半辈子却依然难以在城市扎根，打工者进退两难。《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关注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消亡的不仅是水草丰茂的故乡，还有日益消亡的民族史。影片中，教师使用普通话教学提问，阿迪克尔用方言回答，方言作为文化的一角也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弱化。自然环境恶化伴随着一种文明的衰落，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血肉。全球化时代，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更显珍贵。李睿珺导演的每部作品都在关注个体，他们保留着农耕文明的善良、质朴，在现代换转型的环境中面对着诸多生存窘迫，这一个个的个体困境也揭示了当今社会转型中遇到的矛盾与困境。李睿珺导演的多数影片中关注的都是普通人的命运与社会转型期个体的变迁。他对自己生长过的乡土有着深厚的感情，看着乡村文化逐渐消逝甚至被遗忘，他选择用影片去记录这片土地。他在作品中一直弱化戏剧性，更多地将生活的这片土地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呈现自然的更迭、社会的变迁与变迁中个体无处安放的灵魂。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寻乡过程中会发现故乡在不断消逝，这也更显示出记录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弥足珍贵。
三、诗意哲思：此岸与彼岸间的多重指涉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现代化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社会、文化和精神层面给传统带来的冲击，李睿珺导演通过个体的迷惘与苦闷隐喻时代阵痛，展现个体的挣扎、反抗与无力，作品中蕴含着大量的象征与隐喻，在影片整体情绪氛围中唤起与现代性、城市化、民族文化相关的诗意哲思。现代性，是洪水猛兽，还是天降洪福？许多观影者表示影片将现代性比作洪水猛兽，极具攻击性。作品中个体在时代下显得极其渺小，好像现代性的来临使民族地区、民族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一般，造成人的失语，或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或是环境的恶化。诚然，李睿珺导演作品中个体的矛盾纠结隐喻的是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但需要明确的是，他并未一味排斥和抵牾现代化。他的作品备受争议的一点是观众认为“这已经不是当下的中国乡村了”，仿佛那是导演刻意创造出来的西北乡村。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前现代时空好像已经遥远。改革开放至今，不过四十余年的时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影片中的前现代时空也在四十余年间逐渐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正因如此，李睿珺导演关注乡村，关注农耕文明，其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寻乡”母题，这是他对曾经文化的记录与向往，影片背后折射的是对于传统文化自信的呼唤。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精神品质，如孝道、真诚、亲情、家族向心力等，这些精神品质在现代化进程中依旧值得传承。城市化，是非此即彼，还是和谐共存？城市空间和草原空间仿佛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但作品背后的哲思是城市与乡村（草原）如何共存的问题。《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阿迪克尔与巴特尔在爷爷去世后不得不踏上寻父之旅，而草原、家乡、民族史就像影片开头褪色的古老壁画一样，逐渐消逝。由爷爷奶奶养大的巴特尔和由爸爸妈妈养大的阿迪克尔就是分别在城市与乡村中生活的两个人，兄弟俩都觉得彼此是被偏爱的那个。在寻亲的过程中，两人有矛盾、有争吵，甚至有一次大打出手，最后两人互相羁绊，踽踽独行。正如城市和乡村在前行道路上不是非此即彼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和谐共存才是未来城镇化发展之路。《路过未来》中，杨耀婷的父母其实就是《老驴头》中第一批外出务工者的代表，城市拒绝了他们，老年想回到农村生活，却无法融入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的乡村，也失去了土地对于人的治愈以及基于土地的生活方式。土地除了用来建造城市，还需要归还给田园，耕地对于人民的滋养是世世代代不可或缺的。最穷的老四身上体现的诚信、对生命的尊重，有着强烈的前农业文明特征。曾经的乡村世代生活在一起，营造的是宗族式的人情社会，就像自己的“熊猫血”一样，可以在被需要时无偿捐献。而村里最富有的张永福家，拖欠全村人的粮钱，习惯用钱解决问题，不断在老四们身上“吸血”。老驴头固守民族传统，杨耀婷一味接受城市文明，最终都被城市文明折磨得遍体鳞伤。在李睿珺看来，城乡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让人接受的过渡。城市与乡村如何和谐共存，是当下城市化进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我们应当去探索城市和草原并行不悖的现代问题。民族文化，是故步自封，还是与时俱进？“乡土中国”逐渐走向瓦解，大众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充满向往。李睿珺导演作品中呈现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冲击下，人际关系开始走向疏离，社会洪流裹挟着个体不断前进。传统文化的根需要延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黏合剂需要弘扬。千百年来，我们各个民族的文化一直在不断传承与革新，从古至今，正是由于开放、包容的品格才造就了民族文化的迭代和更替。民族文化何以创新、何以重生，是李睿珺导演作品探讨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只关注传承的问题，而忽略了发展的问题。过于守旧必定不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办法，在各种文化此消彼长、势均力敌的流通之下，当下民族文化的交融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来得更加强烈。李睿珺导演作品中呈现了社会转型的不可抗力与个体的无法选择，用最真实的个体生存境遇、最普通的方式展现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为影片注入了更强大的能量，带给受众更多的反思。在共同的时代大背景下，每个人乃至每个民族都有如何选择未来生活方式以及自身价值观的权利。通过电影使普通人的普通事获得关注，这是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探索，也能为中国电影提供更多可能。
四、结语
李睿珺导演一直关注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话题，他的作品从情节设置到演员选取再到镜头语言都有着浓厚的纪实主义诗意美学。他用清醒的视角真实展现迷惘个体的生存困境，同时带有浓厚的“如何诗意栖居”的哲学命题。他的作品对城市化、工业化、民族文化的思考从未缺席，也思考着时代的“出路”。他的作品多以悲剧结尾，其中蕴含的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又有着无限温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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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睿珺,武瑶,刘晓东.构建西北乡村银幕话语空间的一种可能——电影《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访谈[J].当代电影,2022(05):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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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锐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