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分析3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一篇当代文学分析3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当代文学分析1

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1]，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取得“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当代文学课是文学专业课程，在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挖掘该类课程的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考核机制，让学生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维度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多重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持续进行探索。

一、中国故事：注重价值引导

（一）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当代文学课的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明确目标要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课程提出的要求是“要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具体到当代文学课程，应如何确定课程思政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文学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一部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在讲述中国故事，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书写中国经验，表达中国情感。因此，结合专业特点，讲好中国故事，注重价值引导，可以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切入点。当代文学课教师应通过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结合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引导学生领悟文学作品所传递的时代理念，进而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达到“如盐在水”[2]的效果。当代文学课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明确讲述哪些中国故事。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规定了革命文艺的性质、方向和任务，标志着文艺新时期的开始。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一直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涌现出一大批深刻书写历史、反映现实、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学作品。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红色故事、改革故事和传统故事。

（二）红色故事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在“十七年文学”阶段，涌现出大量革命历史叙事小说，文学界用八个字将其概括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这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书写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从而获得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的。当代文学课在讲解“十七年文学”的时候，要充分挖掘红色经典文学中所蕴含的思政资源，选择典型人物、典型事件进行细致生动的讲解，弘扬革命精神，将家国情怀厚植入心。以《青春之歌》为例，这是作家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小说。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为背景，讲述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是革命历史叙事的经典作品。教师在讲解这部作品的时候，应重点分析林道静是如何实现成长的。她先是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启蒙，产生了对个人自由的向往追求，与有着骑士风度的大学生余永泽相爱；后来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指导下，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选择与庸俗自私的余永泽决裂，投身革命；卢嘉川牺牲后，她在共产党员江华的引导下，将全部身心献给革命事业，从此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揭示出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一个人只有将自己的选择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讲好红色故事，要用一个个像林道静这般鲜活的典型人物，选择凸显革命精神的典型情节，让学生在不知不觉间对知识分子命运的选择产生认同，进而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正确的认识。对于回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可通过《青春之歌》这样的红色故事，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过去是林道静这样投身革命的人，今天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讲好红色故事，还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林道静在人生每一次关键点的选择，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为历史中的个体，她唯有选择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终的自由解放。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林道静式的人物选择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3]。认识和肯定英雄的价值，理性公正地评价革命英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历史，这是讲好红色故事的题中之意。总而言之，当代文学课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讲好红色故事。要深入挖掘红色故事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义，找到红色故事与现代思想的契合点，重新激活红色故事的教育使命，让红色故事能够既入脑又入心，切实发挥它的教育功效。

（三）改革故事改革故事：坚定伟大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在“新时期文学”阶段，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中国自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此同时，改革文学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它及时捕捉了改革给社会带来的进步，强调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塑造了一大批叱咤风云、大刀阔斧的开拓者形象。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是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其在文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的作者蒋子龙在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被颁授改革先锋奖章，是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例，这部作品讲述了老干部乔光朴是如何让历经动乱的重型电机厂起死回生、恢复生产的。这篇发表于1979年的小说敏锐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塑造出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乔光朴在危难之际立下军令状，前往重型电机厂任职。乔厂长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这部作品在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锐意改革的电机厂“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反映了时代的呼声。讲好改革故事，要引导学生理解改革的必要性。这些改革文学作品用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去表现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敢于正视矛盾，展现出改革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乔厂长是开辟道路、打破坚冰的先行者，是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他的“闯将”形象，给改革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今天，国内外对中国改革的评价出现了一些杂音，有消极、负面的声音存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们要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4]。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好改革故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等改革文学作品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讲好改革故事，要及时肯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坚定道路自信。与此同时，改革故事也能让学生深刻体悟中国改革的艰难历程，增强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鼓励学生像乔厂长那样勇担时代使命。

（四）传统故事传统故事：传承文化脉络，坚定文化自信在当下，当代文学作品创作越来越重视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向中国古典文化致敬，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文学课在讲授新近发表的文学作品时，也要注重讲好传统故事。以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为例，他在作品中灵活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对中国经验进行了有力的表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2012年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也对莫言的这一创作特点进行了肯定：“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自我定位为“说书人”，对中国古老的“说书人”传统进行现代演绎，用“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为普通老百姓写作，把故事讲给普通老百姓听。他还发现民间的力量，从民间汲取丰富驳杂而具有生命力的创作资源，将传统民间故事中的魔幻元素都灵活运用到创作中。莫言的作品生机勃勃，充满了宝贵的生命力，重新接通了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精神脉络。除了莫言，格非、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也呈现出回归古典、致敬传统的倾向。他们在遭遇精神困境时，返回到传统文化寻找解决方案、寻找精神慰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文明的源头与动力，是我们的精神源泉，至今仍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建设提供能量。讲好传统故事，更重要的是实现传统与现实的有机融合。有人会质疑，传承传统文化是不是意味着必须原封不动地遵照传统执行？其实并非如此。具体到文学作品中，并不是要照搬照抄古典作品，完全用古人讲故事的方式去创作，而是要灵活运用现代方式去演绎古典元素，比如对古典叙事方法的借鉴等。总而言之，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在传承传统文化时，也要注重创新发展。一些传统故事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精神，是古代优秀文明精华的浓缩。讲好传统故事，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5]。在当代文学课上讲好传统故事，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并不过时，反而能够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精神滋养，进而坚定文化自信。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红色故事、改革故事和传统故事，充分肯定中国革命的价值，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体悟中国改革的艰难，珍惜改革取得的成就；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勇担时代使命，引导大学生理性、客观、辩证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把握好中国的未来。

二、全面育人：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

（一）技术助力技术助力：用现代信息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雨课堂等技术的运用可以调动学生的上课积极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在当代文学课中有效地使用这些现代信息技术？以上文提及的红色经典《青春之歌》为例，教师在讲授林道静面临该走哪一条路的人生选择时，可以利用雨课堂。首先，将其设计为选择题，在雨课堂上发布作业，让学生为林道静选择走哪一条路；然后，请学生用发送弹幕的方式，提供选择的理由。不同的选择，最后通往不同的人生道路。学生可以将自己代入林道静的角色，想象假如自己是林道静，面对两条道路，自己会如何选择。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进行深入思考。只有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学习才会真正地发生。

（二）实践育人实践育人：打通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在立足第一课堂的同时，还要善用实践活动，打通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通过课外实践活动，让课程思政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以上文提到的改革文学《乔厂长上任记》为例，作品创作的背景是改革初期。如何引导学生去深刻理解改革的艰辛探索、珍惜改革取得的伟大成绩？仅仅依赖课堂讲授是不够的，还要带领学生亲眼见到历史的证物。因此，在第一课堂之外，可以组织学生去国家博物馆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通过观看展览，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真切地了解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这样的课外实践活动，能将课堂内的教学和课堂外的教育相结合，不断拓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和途径，让思政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

三、多元评价：完善课程考核机制

（一）过程评价过程评价：重视每一个教学环节教育发生在每一个教学环节，要重视每一个教学环节，将课堂教学、课外实践与课程考核密切联系起来。当代文学课要讲好中国故事，应怎样在考核环节了解学生的接受情况呢？课程思政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与之相应，课程考核也要注重过程评价，多维度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在当代文学课的考核中，应纳入小组讨论、主题研讨、学生互评、课外阅读、撰写读书报告等内容，以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尊重规则、踏实求学、思辨创新的价值品性。与此同时，要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及时进行课程总结和反馈；鼓励学生向教师提问，将遇到的困惑大胆地表达出来，不回避矛盾，教师则要主动去思考和回应问题。教师只有真正回答了学生的问题，才能让学生相信教育的力量；只有不回避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才能不断促进学习的发生。

（二）长远效果长远效果：让教育真正影响一生一门课程会结束，但是教育仍产生着长远影响，好的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让人不断求真向善。因而，在进行课程考核时，教师要注重收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不断调整教学，让教学更具有针对性，更能符合学生的学习实际需要。在课程之外，教师也要及时了解学生的动态，知晓学生的兴趣爱好，掌握学生的话语方式，以便进行更顺畅的沟通与交流。唯有了解学生，主动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才能找到与学生对话的有效方式。在课堂内外关心学生的成长，这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课程思政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我们要结合课程特点，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考核制度等方面持续探索，寻找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路径。当代文学课应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注重价值引导，讲好红色故事、改革故事、传统故事，让学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去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教学研究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取得更好的育人效果。

作者:彭超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

当代文学分析2

崔庆蕾是文坛涌现出的一位新锐青年批评家。我们认识有十几年时间了。从年龄上讲，崔庆蕾是一名85后批评家，他有着山东人的朴实厚重，也有着很多青年学者身上没有的沉稳细腻。他的批评眼光独到却又温厚宽和，对作者多有“同情式理解”，兼顾多种批评方法，又能坚持自己的审美原则。他的批评文字以审美性为先却文风平实清晰，避免了一般学院批评家的晦涩缠绕。他以先锋批评为基础又视野开阔，融汇百家，顺应时代呼声，传承“现实主义”研究的优良成果，不沽名钓誉，不浮躁冒进，能在广阔的领域，对不同类型作品作家发声，体现出了新一代批评家扎实肯干的良好风貌，及其时代担当和责任意识。

近十年来，随着“逆全球化”出现及民族国家维度下的激烈竞争与意识形态对抗，全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态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国内，文本细读、形式分析等先锋研究方法，似乎已成为某种“过去式”。与之相对的则是批评价值取向中立性的“再历史化”等思潮的兴起。青年批评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语境和趣味的变化。崔庆蕾和很多同辈批评家相比，既有效地回应了时代的很多命题，又没有受到太多流行批评风潮影响，不仅研究先锋批评产生背景，还原先锋批评生产机制，总结其特征与传承流变，且在“历史化”基础上，在精神上有效传承并发展了先锋批评，并正确看待先锋批评的问题，既丰富了当下文坛批评维度，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创新”的问题，提供了一定启示。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希腊语中“批评家”有“法官或陪审团成员”与“做判断”两重意思，布莱斯勒曾将批评分为“理论批评”和“实用批评”①，这里的“理论批评”，其实就是文艺理论研究，意在研究艺术的性质和价值的理论、原则和宗旨。“实用批评”则是针对具体文本的阐释。

对“批评方法”的研究属于理论批评范畴，也涉及理论史研究。先锋文学作为思潮运动，已经过去很多年，但先锋文学的影响，却已深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血脉，不仅是60后作家，70后与80后作家身上也依然有挥之不去的“先锋情结”。对先锋文学的研究，已从作家作品论、思潮论及叙事形式等相关讨论，进入文学史总结、历史哲学呈现等更深层与更抽象层面。“先锋文学批评”独特研究价值在于，它既是先锋文学一部分，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发展轨迹的“转折点”，特别是从政治化的“社会学批评”到新时期以后“多元化批评”的转型，“先锋批评”非常重要且关键，也是“批评本体意识觉醒”的表征。从文学史角度来说，“先锋批评”当时看来，恰如先锋文学一样，似乎是域外影响的结果，也似是对抗文学体制的结果，但正是从崔庆蕾的细致梳理和分析，我们看出，“先锋批评”恰是当时文学体制推动的，由体制内作家，体制内文学刊物、编辑、批评家（主要是学院批评家和作协体制批评家），体制内文学出版共同打造的一个“体制内的先锋”，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区别，也与苏联文学体制情况不同②。尽管围绕由左翼文学发展而来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学批评，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先锋批评与之也产生了对抗和碰撞，但不可否认，先锋批评的异质性和对抗性，存在更多想象成分，虽然它充满了断裂性审美哗变，也深受欧美文化影响，但也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人现实观、历史观、审美观的巨变。

它对于形式的迷恋及现实感的淡漠，恰在某种程度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反向补充面——恰如硬币的正反面。它既接续了李健吾等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审美探索，也拓展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表现领域，呈现出当代中国文艺多维复杂的发展空间。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去政治化”的先锋文学，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体制与新启蒙之间的裂痕：“前者在对‘文革’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的新秩序，后者凭借援西入中，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西学话语来重新阐释人，开创新的讨论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知识。”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别是站在21世纪中国语境来看，“先锋文学”，包括“先锋批评”实践，“去政治化”既是一种“规避性动作”，也成为某种探索过程，即现代性物质层面如何被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吸纳的问题：“政治无意识在当时并不需明确化，因为它同新时期中国一系列国策并不冲突，同时也满足了‘文革’后逐渐形成的大众社会对种种物质丰富性和社会自由的追求。这两种力量的结合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解的全面非政治化。”④这一过程虽然并不能说完全成功，但也并非是简单的“去现实的原罪”，而是表现出20世纪80年代在冷战后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格局趋于解体情况下，探索主体性发展道路的某种灵活性与可能性。而这一点，也恰是今天中国在融合再造、兼容并包情况下，形成真正“中国批评”美学的基础之一。

崔庆蕾的专著《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作家出版社），是他这些年理论批评的结晶。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他对“当代文学历史化”“重返80年代”等学界研究热点的呼应，也有他对“先锋批评”的很多真知灼见。正如胡平对此书的评价：“在他之前，我国尚未出版过关于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的研究专著，这是第一部，也使我看到它时眼前一亮。”⑤这本著作对于批评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建设，有着积极意义。比如，他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钩沉，特别是四次文代会上有关“两个自由”（创作与评论）口号，指出“从根本上说，是1980年代政治语境的调整催生和带来了新的文学语境，而文学语境的变化又进一步带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大转变”⑥。这种避免将先锋批评“异质化”的处理方式，避免了将先锋批评“起源”归于译介西方理论的窠臼，将“先锋批评”真正放在“以中国文学为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为本位”的位置，这既是一种“再历史化”评估，也是对历史语境的真实还原。该书的第二章，崔庆蕾分析“文学论争”“文学会议”如何成为先锋批评的发展路径和推动模式。他对“三个崛起”历史化还原，特别是对杭州会议、厦门会议、扬州会议、武汉会议、海南会议等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研究，清晰梳理了先锋批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知识”背景下，具体“批评生产”的差异性、共识性与内部危机。先锋批评的启动，培养新人，探索方法论，对批评观的论争，都能清晰看到“先锋批评去政治化”运行轨迹。这种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性认知先锋批评的生产机制，即这种作协、杂志、出版社、高校等多方权力场域碰撞、融合，甚至是冲突抵牾的“文学会议场域”，依然是经解放区文艺机制发轫，到共和国成立后逐渐成熟的当代文学体制的产物。

该书第三章对文学期刊与先锋批评的研究，延续了第二章的思路，主要对《当代文艺思潮》《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与《文学评论》进行分析。《当代文艺思潮》的先驱者盗火精神，《上海文学》在培养新人和打造先锋批评圈子上的煞费苦心，《当代作家评论》对先锋批评的推动和实践，《文学评论》处理意识形态主流与先锋批评之间关系的进退维谷，甚至是矛盾重重的心态，都从文学传媒角度，生动为我们再现了先锋批评“浮出历史地表”的艰难。崔庆蕾的分析准确而冷静，也有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第四章从批评家队伍建设的角度，重点分析“第五代批评家”群体特征，并对吴亮、李陀、程德培等批评家进行了个案解读。崔庆蕾很精准地总结了先锋批评家的艺术个性，语言平实，但不乏智慧的火花，也能由此窥见他自己的批评风采，例如他对李陀的认知：“李陀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宏阔的气象，跨界的实践经验让他有了一种开放的视野和整体性的眼光，让他在观察文学和进行文学批评时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整体视角，具有一种历史意识。”⑦由此，崔庆蕾进入了批评史的理论主体构建，从“本体”“主体”等几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先锋批评的批评理论与话语方式。并对先锋批评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崔庆蕾对先锋批评的研究，饱含着他对先锋批评的“历史尊重”，也蕴含着他的基本美学原则，即以“文学本体”研究为基础，对文学进行阐释。他的这种颇有些“复古”的方法论意识，渗透到了他的“实用批评”（布莱斯勒语）实践之中，却并没有成为狭隘的“绊脚石”。

他以宽广的批评视野，将不同批评方法熔铸一炉，共同打造新时代批评家的风采，展现了他们的时代担当，尤其是他对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的吸收和借鉴。从身份上讲，崔庆蕾兼有作协系统内批评家与编辑家的双重身份，这也让他的批评实践变得更具特点。学者吴俊认为：“以往的学院专业文学批评的影响力事实上已经极度萎缩，基本上仅作用于狭隘的文学专业圈和高等院校，虽然掌握着学术话语权，俨然文学精英阶层，但脱不了自娱自乐的学术自嗨。维护这种学术专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等级，倒还不能不依赖于传统的人文和文化观念。相较而言真正能够发挥文学批评影响力的，更多是作协系统和媒体系统的声音。”⑧当下学院批评家的一大问题，即理论话语生产的焦虑，化成了不断建立“场域区隔”的努力。他们的批评越来越晦涩难懂，术语越来越缠绕繁杂，甚至试图借助批评，完成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跨界雄心”，而通达晓畅地讲道理，明白地对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做判断，这些基本的文学批评的功能，却在不断弱化。学院派批评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性”，也变得越来越差。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段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作协系统内的青年批评家，则在新世纪后开始逐渐成长为重要批评力量。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大多有学院派的学术训练，又多了份对现实层面的关注，以及沉甸甸的“国家文学”的责任感。而且他们不再追求批评形式本身的激进，而更强调融汇各种批评方法于一体。

例如，崔庆蕾的批评文章《“人及其时代意志”——艾伟小说简论》，既有对艾伟小说的叙述形式、结构意识的细致阐释，也有对艾伟小说主题“人性与时代意志”的概括分析，呈现出了方法论上的综合。他对陈彦的《喜剧》、迟子建的《烟火漫卷》等长篇小说的阐释，也很有意义。而《“革命女性”的内面及其叙事的难度与限度——评刘庆邦〈女工绘〉》，更是一篇非常精彩扎实的文章。崔庆蕾对于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女工绘》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重述革命女性”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积极意义，也清醒客观地认为，“个体/时代，女性/男性等多组关系的平衡关系，要解决的正是革命女性主体的复杂伦理问题。而这种平衡性也带来了内在的限度和难度”⑨。崔庆蕾还很年轻，他的批评之路才刚刚开始，有巨大潜力，也充满各种可能性。他的批评风格和态度，却是我非常赞赏的。对作家抱有理解的同情，批评语言既有温度又平实严谨，不故作惊人之语，故作批判或故作吹捧，而是能“平视”作家和人生，能将艺术追求与批评家的使命担当结合，能在扎实的理论论证与敏锐的艺术感受之间找到批评位置，这样一种“绿色批评”，才是青年批评家应该有的品格。真正的文学批评，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心与献身的激情，期待崔庆蕾在文学批评的道路披荆斩棘，大放光芒。

作者:房伟 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当代文学分析3

“重述神话”是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的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国际小说创作项目，倡导当代小说创作在各国原有神话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个人化、风格化、现代化的重述，以此增强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提升文学创作的责任意识。关于神话，广义神话论认为上古时期的神话仅占一小部分，其包容性较大，“神话作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一种概念工具，它具有贯通文史哲，宗教、道德、法律诸学科的多边际整合性视野”。[1]袁珂先生认为神话应跳出原始社会的局限，神话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神话包括神话、仙话、传说等九个部分。[2]在这种解释下，民间传说作为神话的重要部分，具有集体共享性。白蛇传说作为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在历代相传中不断变化，更为丰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重新阐释体现了民族生存问题的动态变化。白蛇传说的故事内涵囊括了人类生命历程中的普遍的困惑和逆境。在新世纪背景下，李锐、蒋韵创作的《人间———重述白蛇传》站在传统继承和现代叙述的融合立场上，对白蛇传说进行了独特的重构。从文化价值、思想高度、责任意识等角度分析，《人间》体现了当代作家在溯源传统，寻觅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有意识地用现代性的手法创新故事的内容和叙述方式。这种强烈的寻根溯源意识体现在多重文化的交互，对人性本源的挖掘中，作者在反思历史中建立起了广博的人文关怀。从溯源思维的视角出发，研究文本，旨在启发文学活动过程中保持文化自信。

一.多重文化的交互当代创作文化在形式和内涵

上要求创新，在突进的现代化的影响下，强劲的反传统的张力是显见的。而李锐“拒绝合唱”，“拒绝宏大叙事，关注民间苦难，消解历史的神圣性，消除人物的英雄化”[3]，在冷静追问中进行文化的溯源。佛教文化的“因缘”轮回构成了故事的框架，李锐借白蛇之口，提出“众生皆有佛性，何谓人，何谓妖”[4]的疑问，颇具佛教意味。“故事的悲剧结局更是会引发人们反思中国人在以‘禁欲’为基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中的生存困境”[5]，同时中国古代群体愚昧的现象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人物细腻的心理，以不同人物为代表的文化价值观念，都有深刻的文化来源。佛教思想中有天运轮回的观念，“生命存在于种种因缘会合中，生命动机本身隐藏着烦恼和痛苦，生即是苦”[6]。秋白和白素贞有相似的悲剧命运，文革时期的“引蛇出洞”和人间的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佛教思想的轮回宿命观。秋白（“我”）的出生时间恰好与雷峰塔倒塌重合，按照“因缘”论，这代表“我”就是白蛇的转世。“前尘未断，今生再续”，这句戏词暗示了命运悲剧的延续。白素贞和秋白在群体舆论和压迫下被驱逐，这种轮回的矛头实质指向了亘古不变的人性的冥顽不灵。粉孩儿的经历由禁欲入世到醒悟出世，受到了儒家和佛家两种文化的影响。人蛇的结晶粉孩儿生下来就是一个非蛇非人的“异类”，虽然他外表与人无异，但闻笛而舞、捕食虫鸟的行为却难以隐藏。欲望是本能的，粉孩儿在感到无奈痛苦的同时，他只好克制自己的本性，符合“规矩”，最终金榜题名。这似乎是极大的荣誉，但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讲，是受到束缚的孤独与苦难，世俗的冷漠尽显无遗。佛教典籍《法华经》认为:“诸苦所因，贪欲为本，若取贪欲，无所依止。”[7]苦难源于欲望，欲望产生于本性，粉孩儿的悲苦人生实质上揭露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作为佛家子弟，法海从前本中铁面无私的除妖人转变为一个颠覆性的反思者形象。从《法海手札》来看，法海在道义强加的除妖责任和内心人性的反思上是十分矛盾的。法海作为本应无情的僧人却被白蛇的善良感化，他因白蛇曾经救过自己的命而感到无奈，站在“正义之名”面前迟疑困惑良久。但是群众的愚昧盲目具有压迫性，“墙倒众人推”，白蛇被逼自尽。可见，个体觉醒的力量在封建愚昧观念下是无能为力的。作者从法海的视角中反映了社会黑暗，暴政酷吏的统治下，百姓也庸俗势力，这是一种文化批判。所有的文化冲突中都包含着不同立场的观念冲突，作者在借用佛教文化来构建白蛇传说的同时未脱离对封建纲常的批判，二者包含人性固有的矛盾，所以文化认同本就伴随着对抗性。

二.人性主题的思想之源

《人间》以严肃的叙述口吻，讲述人性的本质，在人妖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中，人与妖的本性倒置，人的卑劣残忍反衬出了白素贞的慈悲善良。作者认为，人的价值理应高于其他物种，白蛇一心想成为真正的人，正是肯定了人的价值。然而人性有着致命的缺点，包括偏见和排他性，悲剧的产生就是源于人性的善与恶的矛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对于白蛇故事的重述都倾向于对人性的揭露。李碧华的《青蛇》中揭露了妒忌、阴险、懦弱等人性阴暗面；芭蕉的《白蛇·青蛇》中展现了人性的鄙陋和虚伪。《人间》对人性的探索更是多维度的，在多元的叙述视角、细腻的心理描写中，人性的展露更为清晰。作者主要讲述“身份认同的困境对精神的煎熬，和这煎熬对于困境的加深”，揭露“人对所有异类近乎本能的迫害和排斥”，展现“在排斥和困境中放大了的扭曲的本能”。[8]“身份认同”的重述设定可以溯源到人性思想根源，作者借此主题阐发了与“我是谁”相类似的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旨在追踪溯源人性本体的同时引发读者思考生命的价值。身份认同主题体现在异类歧视上，这种歧视不仅指向与人相对的妖，还指向与平常相对的“怪”上———大众对于食虫的粉孩儿和残疾的香柳娘的歧视。种族差异是身份认同冲突的首要因素，降妖除魔被认为是人类的正道之事，这与人类诞生之初抗衡自然的精神熏染有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以来的门第等级、男尊女卑等观念深刻影响了几千年的历史，在现代中西文化交互的多元文化时代，对传统的反思成为了当代作家创作的切入点。关于人性善恶之本，作者刻画了以善为代表的白素贞，并塑造了与之相对的胡爹来进行对照，将自古以来的人性论断又呈现在读者面前。白蛇并未修炼成真正的人，她为了感受人间的真善美而修炼，可是人间没有“真”，“美”和“善”都是白蛇自己创造的，人间具有“非人间”的讽刺性。作品独创性地添加了“人蛇大战”的情节，白素贞作为灵蛇，甘愿奉献自己的鲜血去拯救人类，这富有“背叛性”的举动讽刺了众人忘恩负义、自私狭隘的丑恶。作者对于人性本质的溯源，倾向于人性本恶论，无私的大爱需要培养和教化，白蛇的悲剧结局正是作者对人性的悲叹。同时，人性的矛盾不可避免，法海的价值判断展现了善恶矛盾的斗争。《法海手札》揭露了他是被迫以正义之名除妖，然而真正杀害无辜的青白二蛇的是所谓的人间的正义。情与理的矛盾正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永恒抉择，人性需要在感化中不断趋向善的一面。

三.历史追踪和现代性架构

注重关注“中国问题”的李锐喜欢用历史来追问现实，他站在民间立场上，认为“历史从来都是芸芸众生的历史”[9]。汉学家马悦然评价李锐：“‘文革’给他的经验是他一辈子写作的主题……他要把这个经验传达给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让他们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情。”[10]李锐带着反思历史的责任，站在时代的立场上传达关于人的价值。作为20世纪的知识分子，秋白的身上带上了时代的印记。“雷峰塔倒，白蛇出世”，秋白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白蛇的命运痕迹，这预示了她会成为人群中的异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中，秋白因表达了不满、愤懑和屈辱被丈夫揭发了，命运再次以正义之名进行了异类排斥。在《落梅花》一章中，秋白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追溯了自己的前世，叹息中有对命运弄人的无措感。“这人间，能相信的只有生生不息的传说”[11]是秋白对前世今生的总结，也是李锐对自身经历的感悟。“一部本来完全想象虚构的‘重述神话’作品，与中国的现实社会，与作家个人的现实人生经验之间，建立了一种真切而又微妙的艺术联系。”[12]所以作者对于“文化认同”的思考是源于自身的生命经历，“反右”与“文革”具有相同的本质，“都鼓吹阶级斗争，都是人性的黑暗与残暴的宣泄，是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13]作家从文化大革命中的“红五类”到“黑五类”的身份转变，由此形成的伤痛就成了创作时无法摆脱的情结，在伤痛的深处是浓重的对人权自由的渴望。现代性架构是指小说的多角度叙事方式，是一种与传统独白相对立的多声部对话形式。一方面在整体构思上，小说运用了古今互渗、时空交错的手法，在回忆和现实中作品的张力被扩大。在第一视角叙述的秋白（“我”）、法海、许宣的故事中，可以真实体会不同人物的心理，不同视角的交汇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事件发生的合理性得以展现。全知视角将读者从故事中抽离出来，整体感知与局部探索有机互动。另一方面各个人物有了更多的自由性和权利意识，思维具有立体性。

在多声部的言说中人文伦理和个体价值被提升到更深入的探讨层面。如小青跳出白蛇的附属地位，被刻画为天真单纯、果敢的灵动形象，她在人间追求自己喜欢的小生范巨卿，又有独立的悲剧结局———被范巨卿刺杀。自由意识的赋予体现了作者对独立个体生命的尊重。作品以现代性的形式传达出不可避免的历史伤痕，“人间”展现了人的生存法则，虚实相益中反映了现实，作家在反思历史中建立起了广博的人文关怀。四.民间文学特性的保存文学从创作主体和流传方式上分为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作为后两者的源泉，其独特的地域性、解释性让文化的传承发展更具有民族特质。《人间》的故事来源是江南地区的白蛇传说，作者在创作时不自觉地保留了传说的传承性和变异性。从文学风格上是对民族文化的溯源和认同，展现了特殊的民间文学的多种功能。

一方面白蛇传说具有经典性，来源于古老的蛇图腾信仰和传说中的禁忌母题，再创作时的传承性被确定。中国汉画像石刻中，创世之神伏羲与女娲就是两条相绕的人首蛇身兽。在蛇图腾文化中，原始先民往往认为蛇与本部族具有血缘上的关系，希冀借助图腾的神异性来保佑他们。《人间》借白蛇传说再一次唤醒了人类的集体记忆和血液中不可忽视的神异想象，这也是白蛇传说本身就带有“天鹅处女型”的禁忌诱惑。（“天鹅处女型故事”是一种印欧民间故事型式，主要讲述既为动物又为“处女”的两栖类形象与人间好后生邂逅、成婚的故事，是原始人兽婚型神话传说的变体。[14]）重述白蛇传的故事因此就自然地带上了多种文化的传承性，白蛇传的多种版本丰富了作家创作的来源。同时，《人间》不仅保留了地方风俗的地域性，还赋予了人性主题的时代视角。白蛇从对情爱的渴求转变到对人性的塑造，作家创作借鉴了民间文学的变异性。小说中仍旧保留了西湖邂逅、端午饮酒等重要情节，但是“水漫金山”———体现白蛇肆意追爱的情节被替换成了“人蛇大战”，白娘子的善被放大，显现出了想要成人的敦厚老实。为了突显人性主题，作者还设计了粉孩儿的受排挤的命运、法海的纠结的心理活动等新颖的部分，这种改编旨在挖掘当代人的内心，具有现代色彩。“重述神话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强化了神话传说在历时性接受过程中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反思。”[15]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借助新的视角保存民族文化的内核是当代文学创作的强烈责任意识的体现。作家记录、传承历史，引导读者认识历史，反思民族的文化和普遍人性的道德，旨在提升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传达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启发思索。

参考文献

[1]叶舒宪.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J].百色学院学报，2009，22(01):33-37.

[2]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3]李欣.自觉的追问与反思[D].东北师范大学，2021.

[4]李锐.《人间———重述白蛇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5]董上德.“白蛇传故事”与重释性叙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58-64+131.

作者:单雪芬 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