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现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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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现象论文: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u）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本文先粗略地回顾中国和西方几代人的学术研究，说明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同辈份、以及大洋两岸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方应用的主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着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共同点。然而，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揭示出一系列的与这些信念相悖的现象。规范信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战。本文将列举一些悖论现象，进而分析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并探讨如何研究由此产生的新问题的方法。本文无意对以往所有的研究作一综合评述，相反，讨论将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论著，目的在于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规范认识的危机

一、中国的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五十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严中平等，1955）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决非是停滞的，而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作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2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时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等），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他们的主要代表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李伯重， 1985a, 1985b,1984）。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十九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十九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企图从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把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以来却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十九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经济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二、西方的学术研究

西方的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它的主要内容却出人意外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观点。当然，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3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那推动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因而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费正清，1958；费正清等，1965）。 在这个"哈佛学派"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阐述了西方在中国的出现及中国反应（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但是这一观点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挑战；先是政治性的攻击，"西方的冲击"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辩护，4继而在史实上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

后一倾向在近年来形成一个新概念，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范商品化。有的学者更进而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罗维，1984，1989；韩素瑞与罗斯基，1987）。

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十七、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像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中国的变迁这么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二十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样的话，又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尽管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三、两个理论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亚当·斯密，1775-1776）。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赋于其有力的史实依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以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为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是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5争论也涉及了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出来反驳上述观点。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失败，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邓伯格，1975；墨菲，1977）。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象"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意，"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是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它会赋予中国像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见证于种种"事实"：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市场的冲击不像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6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和共产主义革命等畸变所打断。

四、一个规范认识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代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代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威廉·罗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为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乃致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煞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规范认识性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各以对方来为自己下定义时，一方的危机便足以提醒我们去考虑是否是双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理解。

五、多重悖论现象

我认为在过去实证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所证明的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使我们领域的规范信念濒于分崩的边缘。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的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但是，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悖论现象与它们否定的规范信念一般没有在论著中清晰地披露出来。学者们通常不会讨论未诉诸文字的潜意识信念，即使想讨论的人，也可能由于认为道理过于明显，而觉得不必加以讨论。于是这些实际上已为事实所否定的规范信念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许多人已久有怀疑之心。本文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列举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披露的悖论现象，进而揭示被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一、实证研究揭示的悖论现象

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1350至1850年的五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改穿棉布了。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棉花经济的发展及伴随而来的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棉产品的交易也意味着粮食商品化的扩展，出现了棉作区与粮作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棉农与粮食剩余产品的交换。随着这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相当多的为棉、粮提供加工和交换服务的商业市镇。把明清时期说成是前商品化显然是不对的（吴承明，1985）。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五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无论生产跟上人口增长水平（珀金斯，1969），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长水平（何炳棣，1959；艾尔温，1973），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类似资本主义关系的雇佣劳动的出现也无疑问。当时已出现了不少农村雇佣劳动，包括长工和短工。土地租佃关系也在松弛下来，分成租的旧方式让位于定额租，实物租让位于货币租。这些变化进一步肯定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李文治等，1983）。

然而，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许多长工、短工只是为一般农户雇佣，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在全国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的地位。同时，少数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比起小农户来并未获得更高的亩产量（黄宗智，1985，1990）。

简言之，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发生是悖论现象。这就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区的历史真实。

与"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相联系，人们认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会同步发展。在斯密和马克思所熟悉的英国确实如此，他们因此均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并没有考虑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揭示明清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时期产量的增长一方面来自耕地面积的扩大，扩大了将近四倍；另一方面来自亩产量的增加，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及对某些作物增加肥料与人工投入（珀金斯，1969）。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致力于论证经济发展，到今日为止尚无人能够证实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产率，主要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单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农生产仍处于糊口水平，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缚于粮食的生产。

区分增长与发展对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至关重要。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八十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产的原因（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与之对比，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使其百分之四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应。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斯密和马克思的另一个共同信念是近代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的过程。这又是根据英国的经验而来。他们均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

然而，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是没有疑问的。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投资近代机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的资本每年以高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上海、天津、无锡、青岛、汉口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便是这一进程的例证。小城镇也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甚至城镇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长。7

这些发展发生在商品化的加速过程中。这过程的首要内容是小农家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崩溃。机制纱，先是洋纱后也包括国产的机纱，大量取代了土纱。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这导致了乡村贸易的大量扩增（吴承明，1984； 徐新吾，1990；黄宗智，1990）。

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经济中的新资本主义部分从未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出的百分之十。当时也出现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败，尤其是手工纺纱，并因此导致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废。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对繁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随着三十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仍然是不发展的。8

二、悖事实的争辩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悖论现象呢？我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为史实证明的悖论现象，而继续坚持这样或那样的古典理论。过去的一个办法是用悖事实的争辩抹去其间的矛盾。于是，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中国学者就讲：如果西方帝国主义没有入侵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会导致城乡的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这样，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未曾发生就无关紧要了。这种悖事实争辩的要点在于申明它所认为是应有的历史现象，而无视历史真实。

新斯密学派的美国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明确地或含蓄地讲：如果没有战争和革命，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由市场推动的发展会导致质变性的乡村近代化（迈尔斯，1970；罗斯基，1989；布兰特，1989）。照此逻辑，中国乡村并未近代化的历史真实无关紧要。历史真实成了理论的牺牲品。

类似的论点也运用到对西方如何影响中国的评价。于是西方影响和积极方面被中国学者抹去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会发展得更快。9同样，西方影响的消极方面被新斯密派的西方学者抹去了：如果西方影响更强一点，乡村的贫困就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或者，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那里会更贫困（侯继明，1965；艾尔温，1973；邓伯格，1975）。

这样的悖事实争辩往往伴随着另外两种推理。一是封建制或旧传统必然会让位于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近代化。即使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形，它应该会发生，或是迟早必定会发生。另一推理是一种因素（如商品化）出现，其他有关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也必然出现。如若不然，它迟早必定会发生。很明显，这样的论点不仅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结论先行和简缩化的。一个坚持历史发展是沿着必然的、直线的路线，而另一个把复杂的现象简缩为只含有单一成分的部分。

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实际的悖论现象出发，寻求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而不是凭借悖事实逻辑来否认历史现象。学术探讨应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把两个古典理论与其共享的规范信念造成的认识桎梏放置一边了。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四、微观的社会研究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过倒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

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在我自己的经历之中，源自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基于西方经历的模式有用。我自己关于过密化的概念就得益于蔡雅诺夫(a·v·chayanov)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模式，它们都是基于对非西方社会的微观研究的。

最后，我认为鉴定悖论现象是设计要研究的问题的好方法。既有的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和共同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悖论现象。一旦认清了悖论现象，以及它所否定的规范信念，我们便可能对假定的因果关系提出怀疑。例如商品化的性质会不会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估计？近代化的动力会不会只限于商品化？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去注意未发现的联系，也启发了可能解释这些悖论现象的新概念。 其他的悖论现象

下面我打算进而广泛地考察一些为以往学术研究?魇镜幕?谑抵さ你B巯窒蟆N也蛔急付怨?サ难?跫右匀?娴淖?觯??淮蛩闾致垡恍乇鹉芩得魑侍獾难芯俊N业奶致劢?饕??杏谡饫锼??岢?难芯糠较颉U饩筒豢杀苊獾睾鍪恿诵矶嘌д呶?黄凭赡J胶脱罢倚峦揪端?鞒龅墓毕住?br>

一、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大洋两岸的学者近年来在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探讨中国历史上作了一些努力。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研究，新的研究从总产出转向市场、价格和企业、家庭抉择等被忽略的方面。12

新的研究成功地证实了明清经济中市场的整合趋势。在稻米、棉花、茶叶等商品交换中无疑存在着"民族市场"。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各地区间商品流通的路线，并估计出大概的流通量。此外，可以证明不同的地区之间价格同步波动。在民国期间，上述趋势的加速扩展，中国的市场进一步连接于国际市场。

然而，我们还知道明清期间的棉纺织生产并不在城镇作坊进行，而是在小农家庭中进行，与农耕相结合（徐新吾,1981；吴承明，1990：258-332）。不仅如此，小农生产的大部分仍直接满足家庭消费。最新的系统研究表明，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小农为家庭消费的生产仍超过为市场的生产（吴承明，1990：18-19）。换句话说，乡村经济相当程度地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进而，要素市场的运行尚处于种种约束之下，离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的理想模式很远。土地转移同时受到习俗和法律的约束，必须让邻近田块的亲友优先购买。同时，在广泛使用的典卖交易方式之中，卖主几乎拥有无限期的赎回权（杨国祯，1988）。雇佣交易中讲究私人关系和中间人，从而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范围。村内亲友间的贷款（无论个人贷款还是合会），讲究感情和礼尚往来，而未形成脱离人际关系的信贷市场逻辑。小农借贷反映了糊口经济中的为生存而借款的逻辑，月利高达百分之二至三，远高于任何盈利企业所能承担的利率（费孝通，1939；黄宗智，1990）。

我们当然可以再一次陷入以往的论争。新斯密学派会坚持说，根据某些商品价格同步变化的事实，他们理想中的整体化市场经济的其他因素也肯定同时存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充分竞争的，教科书式的要素市场如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存在，小农就像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在市场上为寻求最大利润而作出经济抉择（舒尔茨，1964；布兰特，1989）。有些人更从这样的简缩性推理出发，进一步得出乡村质变性的近代化必然会由这样的市场发展而来的武断结论。按照他们悖事实的逻辑，他们不在乎历史真实不是如此，同样可以坚持要不是战争和革命打断这一进程，迟早会有这样的发展。

与此对照，"自然经济"论学者会坚持封建经济只可能是"自然经济"。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和完全整合的市场会发展起来，但这种可能性被帝国主义排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阻碍了这一进程。要是西方没有入侵，情况就会不同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老一套基本政治意识的争论。

"经济二元论"（侯继明，1963；墨菲，1977）把纯竞争性的要素市场模式与自然经济模式合并为一个具有两个不同部门的经济体系模式。但这个模式贡献有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影响到每家每户的棉花经济。把两种经济想象为分隔的部门是没有道理的。

这三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勾划出近几个世纪来市场在中国经济中运行的实际情况。在这个论题上，就像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其他论题上一样，我们面临着概念上的困境，这正反映了当前规范认识危机的一个部分。打破这一困境所需的第一步是改变过去的由理论到史实的做法，而立足于实证研究。面对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市场并存的悖论现象，我们如何解释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和长期并存呢？还有，我们如何解释不带近展的整合市场的形式过程呢？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我们可考虑商品化有不同的动力，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一设想也可延伸到市场是否按照既定模式运行的问题。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对象是商行，处于传统的和近代的市场体系的交接点，可以启发我们两种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们如何相互渗透和不渗透。

二、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

美国的清史研究者的另一个新的重要研究是关于公众社会团体的扩张，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诸如会馆、行会、书院、善堂、义仓等诸如此类的组织，均有了扩展。这样的非官方的公众团体的兴起使人联想到哈伯马斯研究的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公众领域"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明末清初的研究之中。13表面看来，两个历史过程似乎十分相似。

然而，借用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词语和定义会带来无意的结论先行和简缩化。在西欧历史上，哈伯马斯研究的"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是对民主起源的探讨（以及随后的"结构转型"）。他所涉及的不仅是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不同，而且更是两者在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立面中的地位。就他来讲，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这两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事实上，正是这两组概念的交替使用加强了他"公众领域"概念的分析力。从民主起源的角度来看，人们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展只属次要，关键在于与其同步扩展的公民权力。我们必须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来理解哈伯马斯的"公民社会中的公众领域" (哈伯马斯,1989) 。

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这一扩张并不一定为公民权力的发展相伴随。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公众领域是一块近代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争夺的地盘。在民主国家的近代史上，公众社会成功地占领了公众领域，而在非民主国家中则正好相反。革命后中国的政权对公众领域的全面控制便可以说明这个区别。

由此，哈伯马斯的要领如果用于中国，它所突出的应不是类似西欧的公众领域与公民政权的同时发展，而是两者的分割。当然，在中国随着城镇发展和城市生活中村社生活方式的解体，公众领域有了扩张（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城乡日常生活的不同：乡村居民与家庭成员、亲戚、村邻有较密切联系，而与外界较少联系；而城镇居民对亲友保持一定距离，但与近邻之外的外界有交往）。然而，中国不象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城镇并不处于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城镇的发展并不意味市民政治权力的发展。在1600--1700至1840--1895年间的中国，市民公众团体确实有了相当的扩张，但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不带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的悖论现象，进而提出了问题：推动明清与近代早期西方公众团体扩展的动力究竟有何异同？

三、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

当前美国研究中国的又一热门是法制史。老一代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没有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司法当局只是行政当局的一部分，法律主要意味着惩罚，为了维护官方统治思想和社会秩序，因此，在民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瞿同祖，1961；范·德·斯帕伦科尔，1977，伯弟和莫里斯，1967）。与当时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一样，他们的研究注重中国历代王朝与近代西方的不同之处。

晚一辈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的法制传统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司法并非诉诸专横的惩罚和拷问，而具有一定的作证程序，即使按今天的司法标准来看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时，这个制度系统地、合理地处理了民事纠纷。14这批学者几乎与"近代早期论"学者是在同一时期纠正前辈的偏向。

两代学者运用的不同分析框架响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主义（"卡地"法）和规范主义（理性法）的一对对立概念（马克斯·韦伯，1954）。对一个来讲，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对另一个来讲，法律基于规范化的、正式成文的原则，并导向司法的专业化、标准化和独立化--这些特性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近代的理性主义的表现。

两种不同的情景在比较法学家罗伯托·安格尔1976年的著作与他的批评者威廉·阿尔弗德1986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安格尔，1976；阿尔弗德，1984）。 对安格尔来说，中国代表了不具备近代自由主义法律和保护个人人权的法制传统。对阿尔弗德来说，安格尔对中国法律的看法正反映了前一代学者西方本位主义态度的错误。

我认为两种观点均有部分道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我们又无法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仍受到行政干预，尤其是来自皇权的干预（孔斐力，1990）。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规范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欧是得到结合的。中国的明清时期并非如此。

争论的双方若只坚持自己一方更为精确、重要，结果将会像关于明清时期是"传统的"还是"近代早期的"、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一样。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应是已经证实了的悖论现象，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的法制。

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个法制的实际执行情况，尤其是关于民事纠纷的案件。15当然，清代的刑法与民法之间并无明确分界。这表明民事司法缺乏明确的划分和独立的领域，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律不同。但是，清律明确载有相当多的具体的、有关民事的正式条文（诸如关于继承、婚姻、离婚、土地买卖和债务的条文）。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案件记录现已可见到。这些记录所载有的微观性信息，使我们可能详细地探讨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一个地方行政官而言，民事案件的审理占多大比重？他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或专断地根据个人意志来处理案件？从普通人民的角度来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出自何种目的而求诸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司法系统与当地社团的调解如何相互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给我们一个较坚实的基础来分析中国和西方法制传统的异同。

四、中国革命中的结构与抉择

过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在结构和抉择的关系问题上划分成不同的营垒。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直截了当的：长期的结构变化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尤其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是被剥削农民的组织代表。结构变迁与人为抉择的因素在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中汇合成同一个运动(,1927,1939;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

这一观点与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的。"封建主义论"学派强调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与佃农之间冲突的中心地位。帝国主义加剧了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尽管强调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对于革命的结构性基础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封建自然经济的阶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从而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保守的美国学者的观点则相反：结构性的变化与人为抉择在中国革命中是相背的。在本世纪50年代的冷战高潮时期，最保守的学者甚至坚持中国革命仅仅是莫斯科控制和操纵的少数阴谋家的产物（迈尔克与泰勒，1956）。其后，保守的主流观点演变成强调共产党组织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动力。农民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革命宣传机构虚构出来的，真正重要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

这一观点也得到研究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学者支持。"停滞的传统中国论"强调人口压力是近代中国不幸的源由，而新斯密派则强调市场促进发展的作用。无论哪种观点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是与结构性变化的趋势相背的：人口压力要求控制生育或其他改革，市场推动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两者均不要求革命。

两套观点显然各有可取之处。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比国民常远远获得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支持对内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北方的战役中尤其如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列宁主义型共产党组织在民主的一面之外，还有集中的一面。解放后中国农民在相当程度上仍旧是共产党高度集中的政权所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理论中所说的那样。

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气氛下，学者们极难摆脱政治影响而说明上述两点事实。试图论证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的著作常牵带着整套阶级革命的论说（萨尔顿，1971）。而关于共产党组织重要性的讨论则带着一整套保守的观点（霍夫海恩斯，1977）。 即使小心地避开政治争论的学者也无法避免受到政治攻击。于是，费正清被雷蒙·迈尔斯和托马斯·梅则格攻击为传播"革命范例"，"他的政治观点迎合了北京的历史观点，阻碍了许多美国学者公平、清醒地分析两个中国政府"（迈尔斯与梅则格，1980：88）。

研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其实并不相信上述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头脑清醒的学者则冷静地从事于实证研究，以期建立有说服力的分析。（例如陈永发，1986）然而，迄今未有人提出能够得到广泛承认的新的解释。

我认为要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突破过去关于长期结构变迁与革命之间关系的规范认识。结构变迁不一定导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而有着其他的可能性。我本人已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矛盾并没有尖锐化，农民并没有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雇农。商品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小农家庭和村庄社团再生产的能力。

另一个关于长期结构变迁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区最突出的结构性变迁是地主势力的衰落，其导因是政府的压力、税收的提高和租额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像正统的革命模式估计的那样，必定要被佃农积极的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也可能只是在长期的结构性变迁下自然崩溃，未必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白凯，即将出版）。

此外，我们需要把结构与抉择的关系看作既非完全相应又非完全相背的。我们的选择不必限于美国保守派认为的没有人民支持的党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浪潮的两种观点。真正的问题是：结构与抉择如何相互作用？

把结构和抉择看作既分开又相互作用是一个重要进步。这使我们把二者间的联系看作是一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结论。在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革命运动的研究中（裴宜理，1980）， 长期的生态不稳定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两个因素得到暂时的协调，体现在共产党利用农村的自卫组织（联庄会）。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模式中(斯科特,1976;马克斯,1984)，传统的村社一贯尊重其成员的道义性"生存权"（例如歉收时地主应减租）。在革命过程中，党组织和农民在重建被商品经济和近代政权摧毁的道义经济上找到共同点。再举一个例子，周锡瑞对义和团的研究表明(周锡瑞,1987)， 农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民思想和行动上的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观点和分析，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中国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主要局限于组织史（党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种性质的资料，极少有关于革命运动真正接触到乡村社会时发生状况的资料。16然而，我们现在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回忆获得能够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有的美国学者已在积极从事这样的研究。[27]

当代史

当代史的研究同样为上述两套理论所左右。革命源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延伸到当代便成为“社会主义”模式。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长期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革命后的政权与中国社会是相应的整体。作为对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革命全由共产党组织制造的，延伸至解放后的中国便成为“极权主义”模式。17根据这一模式，党政机器通过对人民的极权主义来进行统治。政权与社会是对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

至于农村变迁，社会主义模式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会克服小农生产的弱点而导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端。资本主义模式则预言集体所有制会因缺乏存在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内的刺激而受挫，集中计划会导致过分的官僚控制，社会主义经济会陷入效率低下。

中国的决策层自身也长期就此问题争论，而反映在“”期间所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随着官方农村政策的每一次转向，这个或那个模式就被用来为政策变化作解释。于是“”和“”期间强调平等和集体化的成就，而后的调整时期和“”后的改革期间则重视市场和物质刺激。

这一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西方的学术界。一些学者更同情“毛主义者”，而另一些则赞成刘少奇和八十年代的改革者。而两模式最虔诚的信奉者则从抽象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政策：如指责毛政策下国家机器仍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利比特，1987），或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受到过分抑制（杰弗逊与罗斯基，待刊稿）。

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放弃集体化农业，新斯密学派认为在改革中看到了对自己信念的认可。就他们而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失常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最后回到了市场推动发展的正确途径。如果问题仍旧存在，那只是因为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和价格放开，也就是资本主义。

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两种理论共同的错误。就相对解放前中国的研究一样，当代中国的研究也为两种理论、一个共同的规范认识所左右。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理论间的不同点，但它们共享的规范信念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里规范信念仍指那些两种理论共同认可的地方，双方均认为明确得无需加以讨论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些认识中，双方均认为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发展、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发生，形成同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双方认可的另两个规范信念也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解放后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均来自西方及苏联的经验，它们都没有考虑到人口过剩的问题。两种估计均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会轻而易举地克服。双方均未考虑已经高度过密化的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已经如此之高，已无可能再大规模提高。两者均认为产量可能无限提高。两者都没有去注意在一个过密化的乡村经济中，工副业生产对于小农的生存是何等重要。两者均认为乡村生产基本上仅是种植业生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模式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对方之外的唯一选择。受这一规范信念影响的人很多，包括对两种模式本身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内。在这个规范信念的影响下，乡村发展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走两者的混合，或第三、四条道路。

一、集体化时期的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过密化并存的悖论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比起解放前的中国来甚至更为明显。以往的研究清楚地论证了工业发展与农业变化间的巨大差别：在1952年至1979年间，工业产出以11%的年速度增长，共增长了十九倍；而农业产出年增长速度仅2.3%，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这一工业发展与农业不发展的悖论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关于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的预言相抵触。

当然，乡村集体化赋予了中国农业以个体小农无法提供的基本建设的组织条件。通过这样的建设，本来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人口的压力和政府政策迫使对单位土地面积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迫使其边际报酬递减。最后，乡村产出虽然提高了三倍，投入的劳动力却扩增了三到四倍——通过全面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增加每年的工作日以及乡村人口的近倍增加。这造成了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减，亦即是乡村生产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出）增长。

集体化农场与解放前小农家庭农场一样具有某些基本的组织性特点。不同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它们的劳动力来源是固定的，不能根据需要加以调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它们都是一个集消费和生产为一体的单位，而非单纯生产的单位。于是，它们有可能为消费需要而高度过密化，而无视单位劳动的收益。此外，解放后的政府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过密倾向。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在劳动力富裕的中国增加劳动投入远比增加资本投入便宜。另外，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与总产出挂钩，不涉及社员的单位工作日收入。其结局是我称之为集体制下的过密化，是中国乡村几个世纪来过密化趋势的继续。

二、八十年代的乡村工副业

对照之下，八十年代出现了大好的乡村发展。乡村总产值（可比价格）在1980至1989年间猛增2.5倍，远远超过15%的人口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56-57、258、263）。随着这一跃进，出现了中国乡村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发展，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受益的提高和糊口水准之上的相当的剩余。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进步？一些研究者忽视人口压力和认为乡村生产主要是种植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种植业产出上，指望市场和利润刺激会像资本主义模式预言的那样带来大幅度的增长（倪与苏，1990）。种植业产出在1979至1984年间确实曾以平均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5）。这一事实更促成直观的期望。事实上，中国改革的设计者们自己也把种植业生产看作乡村发展的标志，并自信地预言可能以同样幅度继续提高（发展研究所：1985）。从1985年开始，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止。但是新斯密学派成员一度继续坚持他们的看法，并以有悖事实的逻辑声称：只要中国领导人不半途而废（近而实行私有化和价格完全放开），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事后看来，种植业生产在最初的跃升后停滞并不令人奇怪。在中国这样高密度的和过密化的农业经济中，单位面积产量早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除了在后进地区因为中国化肥工业的成熟而得以更多地使用化肥外，其他地区早已使用了易于应用的现入。在土地没有这样密集使用的美国或苏联，大幅度的增长是可能的，但指望中国如此是没有道理的。

在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到底应该以资本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到乡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工业与“副业”（包括手工业、畜牧业、渔业、林业）。18在生产资料分配的市场化和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村两级组织积极开创新的企业。工业的增长尤为惊人，自1980年至1989年间增加了五倍，远远超过种植业的0.3倍。到八十年代末，乡村工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副业占了另外的五分之一。19

这些部门对农业社会总产出增长2.5倍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种植业生产(比例约为9:1)。到1988年，九千万乡村劳动力在农业外就业（《中国统计年鉴》，1990：400，329）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反过密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

最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作仅有的可能选择的规范信念，使许多学者忽略了八十年展的实质内容。其中占最重要的比例是市场化了的集体企业（《中国农业年鉴》，1989：345-346）。它们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式运行机制的混合产物，既非纯资本主义亦非纯社会主义。我们今日不应再固执于两个简单的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三、没有“公民社会”的市场化

在城市中，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伴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和民间社团的相应兴起。这些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来形容改革时期的政治变化（怀特，1990）。这个概念指出政权与社会间权力关系的问题，比起以往的极权主义模式来是种进步，因为后者简单地把政权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不加分析地作为前提。

然而，就像使用“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去描述明清时期一样，“公民社会”也容易使我们混同西方与中国的经历。在西欧近代早期的历史上和最近的东欧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从国家政权独立出来的民权和公民个人的人权）伴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公民社会”包含着各种关系的复合体：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市民团体，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开端。因此，使用这个名词而不去明确注意中国的不同之处，会造成相同的复合体也在中国出现的错觉。

这一提法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讲，就像对清代一样不适当。它夸大了八十年代市场交易和市民团体扩张的民主含义，也进而夸大了1989年春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公民权力组织基础。它重复了过去一些人的习惯，用简缩化和结论先行的推理，把西方的理想模式套到中国头上：如果一个复合体的一两种因素出现了，那整个复合体必然会，或马上会出现。

我们应当离开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从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的悖论现象出发。八十年代中国的市场化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而市民团体也同样出自不同于西方的动力。如这些不同能得以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市场化带给中国的可能不同的社会、政治含意。

四、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

当然有人会继续坚持单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模式，并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旧有的简缩化、结论先行或有悖事实的逻辑。根据那样的推理，市场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其他部分，如私有制和民主的接踵而来。要是其他部分没有出现，它们至少是应该出现。至此，只差一小步就到了有悖事实的结论：只要中国领导人不顽固地拒绝放弃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预想中的发展必然会到来。

中国反对改革的保守人士使用同样的逻辑得出相反的结论。随着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其他不好因素必然会接踵而来：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犯罪、诸如此类。因此，必须坚决拥护彻底的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改革遇到的一些挫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还不够，而是过了头。要是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没有因改革而被削弱，情况会好的多。

时至今日，我们应把这些争论搁置一边了。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人口增加了两倍，来自化肥，电泵和机耕等现代化投入的易实现的进步已经都有了，很难想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它的魔力。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集体化途径也应放弃了。在这一途径下，农作物产出确实上升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停滞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停留在仅敷糊口的生活水准。坚持这一途径与退回五十年代前一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应是解释为什么乡村经济在八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拥有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的1350至1950年以及计划经济的集体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都没有这种发展？为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却推动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点是乡村起了很大作用。乡村曾是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五十年代的集体化，村、乡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村、乡下属的人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八十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它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它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经济现象论文:简论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法律经济学

［摘 要］自2003年教育部实行阳光招生以来,全国各地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而没有考上心仪大学的学生家长屡屡被骗,金额巨大。本文尝试通过法律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阳光招生；法律经济学分析；招生中介；敛财

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是“阳光工程”下的黑暗地带,破坏了正常高考招生秩序,对社会的危害极大。本文尝试通过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1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新兴、边缘、复合学科,它是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实证和规范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考察人的行为在规则、制度或法律面前如何进行选择和如何制定出规则从而使人的行为更经济的一门科学。

法律经济学运用理性选择模型重构了犯罪理论。这一理论最重要的因素是假设罪犯是理性的人而不是心理有疾病或失常的人,对他们来说,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即人在决定是否犯罪时,会权衡和比较犯罪的收益与刑事审判施加的预期惩罚。特别是经济犯罪,行为人对其即将投入的行为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会进行详细的权衡和比较,一旦收益高于成本,将选择实施其犯罪行为。因此,犯罪事实上是可以进行理性分析的。

1.1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分析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犯罪成本有着不同的含义。从国家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而予以禁止所付出的代价。从社会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犯罪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从犯罪分子或潜在的犯罪分子角度来看,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本文主要是从犯罪分子角度来论述经济犯罪产生的成本,即个人成本。从前面论述的经济犯罪的概念和特点可知,如果一项经济犯罪行为发生,那犯罪嫌疑人必然是认为其收益高出其投入的成本。法律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些人才实施犯罪行为”。经济犯罪的预期成本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经济犯罪的全部支出,包括现实的支出和未来可能的支出两部分。现实的支出可以称为显性成本,这种成本是可以直接衡量的,是直接计入每次经济犯罪的成本的,也被称为经济犯罪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作出某一种决策而不作出另一种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就实质而言,一项决策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可得到的最好决策的价值。它包括经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行为而支出的直接现金成本和为了实施犯罪而放弃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可以获取的收益。未来可能的支出也可称为隐性的成本,这种成本是不确定发生的,它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这种成本对于连续犯则需要采用分摊的方法来纳入成本的计量,对于一次犯则可直接计入。这两种成本在每个单独的经济犯罪中都必然要发生。由于隐性成本的或然性,即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或者在经济犯罪一次后立即发生,或者多次之后才发生,或者永远不发生,使得这种成本就变成了刑罚处罚的预期成本。隐性成本在经济犯罪的总成本所占比重完全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偏好,如果实施经济犯罪的当事人是一个风险爱好者,他可能将这类成本视为很低,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那他就有可能毫无顾忌地犯罪；相反,如果当事人是个相对的保守主义者,那他在犯罪之前肯定会进行充分地考虑。

高考招生中介的手段有:①杜撰出“小计划”、“内部指标”、“预科生”、“计划外指标”、“点招”等名目,恶意利用亲戚朋友之间的信任进行诈骗；②伪造高校收款凭证、录取通知书和转学通知书；③故意混淆、夸大就学性质。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或帮忙时,向考生和家长称可以解决统招本、专科,索取巨额中介费、好处费、赞助费,实则用不需要考试成绩的自考班、网络生等来糊弄考生和家长；④利用网络黑客对高校招生网站进行攻击,非法篡改考生招录信息,骗取家长信任,达到诈骗目的。

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成本低廉,显性成本无非就是印刷几张假收款凭证和录取或转学通知书等；另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非常隐秘,利用家长们想走不正当途径达到为子女升学目的的心理,在诈骗的过程中可以要求家长们必须保密,否则就威胁办不成事,即使事情败露,大部分家长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由于事件本身不光彩而不会选择以报警的方式来处理。目前,家长即使报警,大部分情况下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及破案成本高而难以对中介采取法律措施,所以高考招生中介无须冒很大的风险,其隐性成本比较低廉或者可以认为根本不存在,促使这些中介年复一年以此谋取钱财。

1.2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效益分析

犯罪收益则是指犯罪人通过其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和某种满足,也就是说犯罪人通过犯罪活动而得到的某种非法利益。

一个理性人之所以选择一种行为,是因为他的预期收入会高于其预期的成本。与其他犯罪的成本相比较,经济犯罪的收益就比较明晰和简单了,因为经济犯罪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犯罪,其他犯罪行为往往带有比较牵强或者难以用具体数字来衡量的成本和收益,比如故意杀人罪,犯罪分子投入的成本可能比较好量化,是可以计算的,但他的收益——杀了人,则是难以计算出精确的数字的,所以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就可能变得缺乏精确的依据了。而经济犯罪则不然,经济犯罪的收益是为了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最为直接的追求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是金钱获得性犯罪的典型代表,这种经济上的追求比较单一,也比较好计算,是非常容易用数字来量化的。高考招生中介“招生”的收益是典型的经济犯罪收益,中介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一经查出,其案值都是巨大的,动辄就是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而且案件涉及面广,受害队伍庞大。仅长沙市一个招生中介就“招收”了全国各地上百名高考落榜生,敛财上千万元；武汉市一名学生家长,为了给孩子“弄”到一个全日制本科学籍,先后花了128万元依然没有解决其学籍问题。招生中介的这些收益比他们从事其他正当职业获得的收益要高出许多,这也正是高考招生中介敛财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预防与控制

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因为犯罪是对财产和生命的威胁,即便是潜在的犯罪行为,受害者所遭到的侵害是零,也会在公众中造成恐惧和其他危害。因此,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是必要的,惩罚是为了威慑。随着预期惩罚的增加,犯罪的成本增加了,犯罪的数量就会减少,因为更高的预期惩罚威慑了犯罪。犯罪越少,花费在逮捕和惩罚犯罪者的成本就越低。如果减少犯罪的重要性超过每个犯罪的增加的成本,增加预期惩罚就会减少执法和刑罚的总成本。一种有着更高的刑罚和由此带来的更少的犯罪的制度比另一种有着更低的刑罚但更多的犯罪的制度更经济。如果阻止下一个犯罪的追加成本是负数,这样我们就不仅威慑了所有没有效率的犯罪,而且也有效地威慑了一些有效率的犯罪。

现阶段,高考招生中介犯罪的收益远高于成本。因此,只有提高其预期成本,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使其隐性成本成为真实的成本支出,才有可能打击这类犯罪的高发态势,构建正常高招秩序。

经济现象论文:试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基于 缪尔达尔 赫希曼 模型视角

摘要：乐清市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块状经济和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发展，也使镇域经济发展出现非均衡现象。以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解释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表现，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关键词：镇域经济发展；“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乐清市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凭借区位优势，走上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了小型化、多元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区域块状经济，有学者称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现象，而这种块状经济的承载体主要是镇级区域。所谓镇级区域（以下简称镇域）是指以行政区划确定的乡镇级别的地理空间，包括了建制镇和乡。县级区域是由镇级区域组合而成。探索镇域经济发展规律，对发展镇域经济、缩小镇域区际差距，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

乐清市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位列全国县市百强，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当前，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发展现象，研究其发生规律，对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县域经济的最终均衡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乐清市镇域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乐清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口北岸。西北为雁荡山山脉，东南为海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面积1 174平方公里，①海域面积270平方公里，现辖31个乡镇。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418.6亿元，工业总产值1 087.92亿元，财政总收入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 268元，2010年，在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乐清市名列第十五位。

一、问题提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乐清市自1992年进行乡镇撤并工作、1993年撤县设市以来，镇域经济在民营经济和城镇化的支撑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有些区域依靠自身要素积累或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镇，而有些区域由于区位因素呈现出相对的衰落景象，镇级区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差异扩大现象。

（一）镇域工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乐清以工业立市，②根据乐清市统计年鉴，1993年第二产业在国内在产总值的比重为58.4%，2009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60.4%。镇域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各乡镇的经济状况。当前，镇域工业经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2009年，各乡镇工业总产值均值为362 639万元，高于均值的乡镇有7个，比例为22.58%；低于均值的有24个，所占的比例为77.42%（见下页表1）；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54亿元的乡镇有4个，占12.9%，低于18亿元的乡镇有21个，占68.74%。2009年乡镇工业生产总值排位前四位为是柳市镇、北白象镇、乐成镇和虹桥镇，工业产值分别是375.6亿元、182.3亿元、129.6亿元、82.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9%，相比其他乡镇，工业经济聚集明显。在南片区域中，2009年县西8个乡镇③ 的工业总产值绝对数为754.5亿元，占全市总额的69.47%，如果再加上乐成镇，比例将达到81.42%。南片区域工农产值均值是中片区域的5.89倍，是北部区域的28.83倍（见表2），南片、中片、北片差距明显。因此，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塔”型结构。处于顶端位置是柳市镇，次之是3大集镇，再次之是7个乡镇，最下层的是21个乡镇；从空间分布看，镇域经济发展呈现“县西高于县东”特征，整体呈“南强北弱”格局。

（二）镇域产业特色的非均衡分布

块状经济是乐清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乐清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活跃的民营经济使各乡镇经济特色进行了分化，形成独特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森林”化而非“独木”的经济集群大大促进了乐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其吸引力越来越强，使更多的同类企业加入到块状经济中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目前，乐清构建了以电器、电子、建工钻头、休闲服装、机械仪表、精密模具、造船工业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见表3）。柳市的电器、虹桥的电子，芙蓉的钻头、乐成的头盔摩配、虹桥和清江的精密模具、北白象和磐石的服装以及黄华和七里港的造船工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镇域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从户籍登记看，乐清市乡镇人口规模等级普遍不高，分布细碎，集中度不高，但镇域之间差距也是比较明显。2009年，各乡镇人口平均数为39 512人，高于均值的乡镇个数为7个，占22.5%（见表4）。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有4个，分别是乐成镇159 552人，柳市镇108 107人，北白象镇105 779人，虹桥镇103 799人；人口在4万～10万之间的乡镇有3个，所占比例为9.68%；人口在2万～4万的乡镇有15个，占48.39%；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镇有9个，占29.03%，其中人口最少是福溪乡6 327人。

2008年，四大集镇① 集聚了477 237人，以12.9%个数比例集中了全市总人口的38.96%。如果考虑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和市内其他区域居民离乡居住但不变更户籍的现象，那么，四大集镇的人口集中度将更高。据统计，2009年全市外来流动人口567 837人，其中四大集镇聚集了417 238人，占全市73%（见表6）。另据保守估计，乐清市山老区人员外出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群居住在四大集镇。

（四）镇域城镇化进程的非均衡推进

在城镇地理空间分布上，小城镇② 分布非常集中。全市乡镇分布密度为2.63个/百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的分布密度为1.78个/百平方公里。三块平原面积为330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28.1%，集中了21个建制镇中的17个，平原地区建制镇分布密度为5.15个/百平方公里；乐成、柳市、北白象、虹桥四大集镇，均位于南部与中部的平原地区。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镇域间分布不均，乐盐片、柳象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2005年为31.6平方公里，约占全市的79.4%。表6表明，作为县域行政中心，乐盐片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05.13平方米，远高于柳象片和虹桥片，但均在国家标准上限120平方米以内（见表6），而柳象片与虹桥片城市化进程尚待进一步推进。在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方面，乐清市与温州市内其他县市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乐清人”对我市的城镇化建设普遍感到不满。近年来，虽然乐清市各级政府非常努力，但成效有限，城镇的发展呈现“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景象。

二、理论综述：“缪尔达尔—赫希曼” 模型③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区域不平衡增长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将两者理论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高大伟、仵雁鹏，2005）。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发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地区由于某种最初契机，获得增长过程中早期优势(初始优势)，就会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优势区域会因市场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两种相反效应：一是回流（吸收）效应，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受收益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结果造成落后地区的衰退，区域差距扩大。二是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出现一定程度的从发达地区又流向落后地区的现象。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流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市场力所起的作用是趋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由于循环积累因果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怎样才能限制地区差异的扩大?缪尔达尔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应通过不平行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那些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然后通过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为了防范积累性因果循环带来的地区差距扩大，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刺激措施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林元旦，2004）。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倡导把非均衡战略看做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赫希曼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一旦出现在某处，在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下，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最终形成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区。与核心区相对应，周边和落后地区称为边缘区。经济增长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钟有林、李霁友，2009）。赫希曼强调了市场作用和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在其分析中认识到，某些非地方性的增长效应可能是消极的，在地理空间的“极”内，经济增长的累积集中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他确信，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扩散效应）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然而，赫希曼对渗透效应（扩散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都是通过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要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卢正惠，2003）。

综上所述，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强调市场作用、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对区域差异变动的影响。这种区域差异的变动是通过极化效应（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展开的（见图1）。在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是同时存在且同时发生作用的，其结果表示为两效应的合力，区域差距呈扩大或缩小变化。在早期，极化效应可能大于扩散效应，表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要素的吸引而使落后地区的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在后期，扩散效应可能

大于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回流，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逐渐减少（见图2）。同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通过政府干预，或累积发达区域优势扩大区域差距，或刺激落后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因此，区域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哪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钟有林、李霁友，2009）。

三、实证分析

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发现“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或许可以解释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一）“初始优势”的出现，形成“最初的出发点”

按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说法，经济发展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获得“初始优势”。在市场力量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敢于天下先”的乐清人在计划经济的坚冰中产生了“最初的出发点”，形成了“初始优势”，经市场作用和经济集聚开始了乐清市县域经济的起飞。从产业看，这些“初始优势”有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① 1977年之前，全国“”，许多全民和大集体企业停工停产，市场上一些产品供不应求，给社队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乐清全县陆续办起采石场、蛎灰厂、修建社、鞋业社、成衣社，逐步发展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从区域看，“最初的出发点”有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原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率先出现了从事低压电器等生产的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然后遍及虹桥等区域。接着，村及村以下的城镇合作和个体工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柳市片区的低压电器、虹桥片区的电子元器件等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销基地。

（二）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发挥，使镇域经济发展差异表现迥异

按照“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异变化是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展开的。在乐清市镇域经济中，四大集镇与南片区域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发达区域，而四大集镇以外的镇级区域和北片区域可以视为落后区域。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有迹象表明这种区域间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当前乐清县域经济可能受更发达区域的吸引而使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向县域外流出，但也存在对县域外其他区域的极化效应。①这使县域受其他区域的影响与县域内镇域间的影响交织在一起，难以准确衡量。在县域内，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向发达区域的集聚。一是镇域间人口的流动。据估计，乐清市山老区近一半的人口外出，一些人流出县域，一些流入了四大集镇；从1993—2009年，乐清市镇域人口除福溪乡减少约300人外，其余各乡镇均有普遍增长，增长率高于全市的乡镇有11个（包括了四大集镇），其中乐成镇增长率最高，2009年比1993年增长了29.27%，而同期全市人口增长率仅18.81%，在计划生育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镇域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人口的区际迁移；“大荆保姆”、“大荆人”等品牌在四大集镇的造就，反映了落后区域人口外流的程度；在城乡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交通压力（特别是周未）的连年扩大，在侧面证明了镇域交流不断扩大的现实。二是镇域间的资本流动。区域外人员在四大集镇的购房行为，尽管有些是投资行为，但也形成了部分居住的事实，这是资金向四大集镇集聚的一种现象；企业在不同工业园区，特别是在以中心工业园区、大桥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西溪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四大集镇的集聚，反映的也是一种资本在区际的转移。在扩散效应上，表现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发达区域向落后区域的转移。康顺畜牧、康盛农场、巨科枇杷基地、瑞兴水果、绿铁皮枫斗等工商资本、技术在第一产业的投入②以及热火朝天的新农村建设、农家乐等展示了扩散效应的印迹。

在极化效应与扩散应的作用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或扩大或缩小：首先，从全局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四大集镇经20世纪80年代的发酵，得到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从1993年的2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769.8亿元，增长了32.69倍，远超过全市的同期发展速度（21.75倍），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集中度从1993年的47%增加到2009年的71%，见证了其极化效应和其他区域发展的相对衰弱（见表7）。2009年南片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市的份额，较1993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中片与北片分别减少了7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南、中、北片的差距扩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片的极化效应（见表8）。

其次，从局部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有缩小的迹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柳市镇与北白象镇，出现了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融合，并对周围的六大乡镇（白石镇、象阳镇、翁洋镇、黄华镇、七里港镇、磐石镇）产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柳白区域和周边区域均获得了极大发展。柳白区域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4.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57.8亿元，增长了38.7倍；周边六大乡镇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6.7亿元，增长了15.2倍；表9表明，两者之间差距从1993年的1.11∶1扩大到1999年3.68∶1，之后又缩小到2008年2.72∶1，似乎说明2000年之前极化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之后扩散效应则大于极化效应。柳白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六个乡镇的工业产值的平均差系数的变化也佐证了这一点。虹桥镇对周边的影响也与柳白区域相类似，差距也经历了从增加到缩小的过程（见表10）。大荆镇从城镇规划看为北部区域的中心，尽管北部区域也存在居民居住向大荆镇集中现象，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定位不相符。

（三）政府干预，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均受激励

对于发展镇域经济，中央、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各级政府都历来非常重视。党中央的各种与三农问题相关的重要文件，屡屡依形势为促进农村区域发展提出了各种政策。各级政府在贯彻中央文件的过程提出了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镇域经济的发展。

1.从体制转变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较早发育。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后，随着政策的松绑，个私经济限制的放宽、“股份合作制” ① 的出现，城乡个体、股份合作和村办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主导成份。1990年的质量危机② 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乐清市民营经济走上了健康的快车道。 从产业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园区的创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乐清市各乡镇纷纷组建工业园区，使小型化、多元化的块状经济在乐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93年以后，乐清沿104国道线，建立了63个工业园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使之形成一条“工业走廊”，推动了区域块状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从2000年开始，乐清又对各类工业园资源进行整合、调整、撤并，集中力量建设乐清经济开发区和乐清工业园区两个省级开发区、7个产业功能区。表11反映了乐清市县域工业园区的分布情况。近年来，传统产业、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上了日程，其又将进一步推镇域经济发展。 从城镇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多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城镇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994年11月，浙江省提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1995年国家体改委批准温州市龙港镇（苍南）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随后柳市镇（乐清）等三个乡镇被列入国家级试点镇。1999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温州市城镇体系发展规划》，推进小城镇发展。之后，浙江省各级政府把小城镇综合改革的重点引向中心镇的培育壮大上，通过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增强城镇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007年4月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在选取的第一批141个省级中心镇中温州市占据15席，其中包括了乐清市的虹桥镇、柳市镇。2009年6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柳市镇位列其中。历年来，乐清市政府坚决贯彻上级部门的有关政策，并出台相应的具体措施。根据乐清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形势，乐清市在县域发展战略上从20世纪90年代“三廊一港”向“三轴三区、三线并进”，“一心领先、三组并进；两带融合，三群竞发”，“一心两翼”依次演进。1998年乐清市出台了《乐清市城镇体系规划》，2003年制定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并根据上级的有关决定，对虹桥镇、柳市镇等乡镇进行强镇扩权式改革，2007年修订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年，乐清市出台了《柳市镇强镇扩权改革实施方案》，对柳市镇进行了“镇级市”试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集聚，其推动了四大集镇等中心镇的发展，但政策上的区别对待使中心镇的发展得不到更大支持。

综上所述，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还处于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促进了镇域经济的极大发展；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策支持或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激励了镇域经济。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镇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中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极大发展，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激励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诚然，均衡是非均衡这一发展过程的最终要求，但“只有经过非均衡发展过程，才能达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间均衡”（曾菊新，1996）。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是要经历非均衡，然后才是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空间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强化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干预作用。

经济现象论文: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现象剖析

2004-2009年的数据，运用偏离值指标，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程度进行了测算。得出的结论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产生的负效应不仅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而且制约了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偏离值

我国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三条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人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总体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上述目标，离不开与其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教育经费做基础和保障。在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下，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投入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但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长期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成果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该结论主要是基于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量的比较，并未考虑其相对性，如果同时考虑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地区所享受的各种优先发展的优惠政策等因素，本文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仅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且滞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状况

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观察样本，以“经济排名”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规模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大小，以“投入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上述排名的计算公式如下：经济排名=[(gdp占全国的比重排名+人均gdp排名)÷2]的排名

规模排名=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排名

投入排名=[(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名+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排名)÷3]的排名

运用“排名”来体现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比较直观，而且可以清楚了解各地区在全国的地位。上述公式中涉及的各项指标的排名皆取各指标2004-2009年平均值的排名。由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最新统计年鉴尚无2010年的数据，所以本文最新数据的截止年份为200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等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各地区的gdp、年末总人口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将各地区2004-2009年的“经济排名(表中用a1表示)”和“规模排名(表中用a：表示)”分别与“投入排名(表中用a3表示)”相减，得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值。

表中数值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滞后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且正值越大，程度越强；数值为负，表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且负值越小，程度越强。表1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和投入与规模偏离值中都有17个地区数值大于等于零，14个地区数值为负，表明我国有45.2％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

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状况，关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界定至今并无统一标准，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的。考虑到地区经济总量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有重要影响，同时也能体现地区经济总体实力，本文在测算经济排名时同时考虑了gdp占全国比重与人均gdp两个指标。根据发达、中等、落后的-“三分法”，将经济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地区，本文取排名前11位的地区定义为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地区笼统定义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

达地区按排名先后依次为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山东、北京、辽宁、河北、河南、福建、天津，上述地区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分别为6、12、1、　10、-17、5、-3、-23、-21、0、8，其中7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滞后程度严重，如广东、浙江、山东、河北和河南的偏离值的绝对值皆高于10。河北和河南高于20。上述经济发达地区投入与规模偏离值分别为6、-10、14、-3、-20、8、-1、24、-25、9、19。其中6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54.5％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滞后程度较严重的地区是河北、河南、山东和广东。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中35％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40％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该比例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表明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

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各项指标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中，有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表中用b2表示)和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山东、河北、河南，各项指标皆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经济不够发达的陕西、湖北等省份。

二、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产生的负效应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不仅对其他地区有不良的示范作用，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而且对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都会带来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抑制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

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不足，致使高等教育出现大量问题：众多高校背负着高额银行贷款，办学负担沉重；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各高校极力扩大办学规模，造成校均学生规模过大，生师比过高，专业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堪忧；师资队伍建设滞后，科研条件难以保证，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全国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格外严重，这与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较快有直接关系。2009年，11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总计达50.86％。大多数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未同时伴随着人财物等保障要素投入的等比例增加。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数，河南、广东、河北、山东、浙江等地区居全国前列，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5％；54.5％的地区普通高校科技成果数量及应用①的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30％：45.5％的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0％。说明我国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在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2.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潜力

如果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经济发展质量，以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技术市场交易额表示经济发展潜力。其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高技术产业产值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技术市场交易额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析结果显示，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大多数的经济发达地区仍然属于初级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依然艰巨。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但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抑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彭欢欢，徐盈(2010)研究认为，地区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的长期弹性是0.967，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吕艳，胡娟

(2010)研究认为，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该区域的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相关系数高到0.949，高等教育对区域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知识产出、实际创新活动的参与三个方面。

三、改变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的对策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占据了我国的半壁江山，其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直接影响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所以，尽快改变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局面至关重要。可喜的是各地区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22号)的精神，相继出台了各种加大投入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还要依赖于有力的长效机制。

1.降低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达到50％左右，政府财政负担沉重，难以长期满足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国家应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模式，不仅可以融获更多的高等教育经费，还可以建立高等教育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机制。

2.改进和完善高等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办学与管理体制。中央部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所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211”和“985”学校还可以另外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的专项建设经费，这类学校大都属于部属高校。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性经费投入缺乏强制性约束，以至于地方所属高校的教育经费投入与中央部属高校相差悬殊。2009年，中央部属普通高校校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是地方所属普通高校的12.6倍，山东、福建、浙江等地区相差更大，山东为25.6倍，福建为19.2倍，浙江为19.0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部属高校多的地区，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比中央部属高校少的地区充足，例如，北京和上海等。这种高等教育经费财政管理体制和择优重点发展的策略。其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如果长期维持下去，其“马太效应”会越来越严重，达到一定程度后，资源配置效率反而会下降。国家应建立和加强公平的竞争秩序和激励机制，使各类高校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

3.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

目前，国家没有专门针对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明确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并非针对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国家兴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未明确规定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是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而且也未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地方政府难以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力。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一章中。应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且在附则一章中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规定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一条。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严格执法，实行问责制，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完善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一是缘于政府政绩考核的重点是经济而非教育的体制。我国长期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最能体现政府绩效的显性指标就是gdp，每一任地方政府在其任期内都会本着经济利益最大化、最快化的原则，将资金投放到经济建设中去。而对需要长期投资且见效迟滞的高等教育的投资热情不足。二是缘于地方政府搭人才资源便车的心理。由各地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等高级人才，毕业后留在本地工作的比例是不确定的，地方政府认为自己投资培养的人才却不能为本地区服务是很不划算的，而将培养人才的投入转化为引进人才的投入则相对比较现实，由此影响了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心理，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

联合国在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该指数目前由三部分构成：预期寿命、教育年限、生活水平。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实力，教育年限反映的是发展潜力，预期寿命反映的是社会成效。用hdi替代原来的仅以gdp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政绩，更加科学合理。我国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借鉴联合国的精神，将各级政府对教育法规的执行情况的指标纳入，以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法定增长得以充分实现。

经济现象论文:解读俄罗斯经济现象

俄罗斯经济成欧洲亮点

2003年，是俄罗斯经济的又一个丰收年，这是继摆脱199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国民经济连续第5个年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创了近3年来的增长新高。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相对于低迷的欧洲，俄罗斯经济成了欧洲经济名副其实的一个亮点。

数字或许是枯燥的，但却是一面镜子。2003年俄国内总产值达到13．3万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

工业生产增长提速。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7．3％，也创下三年来的新高，而2002年只增长了3．7％。1999－2001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约27％，其中，增长较快的如机械工业增长50．8％，石化工业增长49．5％，轻工业增长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纸浆增长32．1％，黑色冶金工业增长34．9％，有色工业增长33．1％，建材工业31．5％，食品增长28．5％。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2001年俄罗斯粮食产量破了苏联时期的记录并再次成了粮食出口大国，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富余的饲料粮，从而有利于食品工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投资信心明显增强。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2003年1－8月俄联邦企业实现的按美元计算的利润增长了60％。2003年，俄固定资产增长率达11．2％，是近年最高的，2002年仅为2．6％，表明俄罗斯企业家已经开始对生产部门大量投资。资本外流明显减少，据官方统计，2003年，外逃资本仅为29亿美元，远低于近10年年均200多亿美元外逃的规模，同时，出现了部分外逃资本回流的现象。

国家预算盈余猛增。近年俄罗斯一直奉行非赤字预算政策，从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迄止到2003年1月1日累计预算赢余达66亿美元，而2003年一年内预算赢余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稳定基金，为偿还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

外债减少，黄金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03年，俄罗斯在支付了173亿美元外债之后，由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年底的720多亿美元。俄外债总额从高峰时的1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亿美元，这样，2003年额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7％，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界线标准，比欧盟成员国所显示的期望值还低一半。卡西亚诺夫总理在2003年秋天指出，如果条件合适，现在俄罗斯可以提早归还外债。

进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4．3％，顺差近600亿美元。

卢布对外币升值。12年来首次出现卢布不跌反升的现象，仅2003年卢布对美元汇率升值就达18．9％，卢布实际增值5．3％。俄罗斯居民多年来一直拼命将卢布兑换成美元以保值的时代走到尽头了。普京总统支持卢布坚挺并成为国际上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号召老百姓将卢布存入银行。2003年俄罗斯证券市场增长了54％，超过西欧所有证券市场的增长速度。

投资经营环境大为改善。鉴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2003年10月标准普尔一次对俄罗斯主权信誉等级提高了2个级别，将由适合投机级提高到适合投资级。从2002年美国、欧盟分别正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国权威的a．t．科尔尼咨询公司所作的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排名中俄罗斯由2002年的第17位飚升到2003年的第8位，无不说明俄罗斯经营环境在实实在在地改善。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正在寻找机会进入俄罗斯这一世界新兴投资热土。可口可乐、肯德基、ikea、lg、三星等纷纷扩大对俄的投资。2003年俄罗斯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65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60％。

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着经济复苏，工业部门就业率在逐步提高，失业率逐年下降，2000年为10．5％，2001年为9％，2002年为7．6％，2003年下降到约6％。2003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3．5％，在2002年9．9％的基础上再提高3个多百分点，增幅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退休金也增长7％。以前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杜绝，居民消费快速提升，如在2003年一年内俄罗斯手机销量就增长了50％。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5．1％下降到12％，预计2004年将下降到10％以下。自信和尊严重新回到俄罗斯人中间，俄罗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觉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询问结果，70％以上的接受询问者认为近年国家形势好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明天会更好”取代了过去多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感和担忧感。

经济快速增长缘由何在？

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何在？许多人会说是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帮了俄罗斯的忙。确实，石油价格上涨，2003年国际石油均价达到28美元左右／桶，超过了俄罗斯预算的核算基础价位，使得俄罗斯预算赢余大大增加。石油价格提高对于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无疑是个重要因素，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实际上，石油高价格对gdp的增长贡献程度大约只有20％略强。

2004年1月俄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提高对俄罗斯2003年gdp的增长贡献度大约只有1．5个百分点，不到gdp实际增长率的1／4。俄罗斯虽然还依赖于国际行情，但不像其他产油国那样强烈，而且，这种依赖会不断减弱。只有当油价低于15美元／桶时才会对俄经济造成重创。加工工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加工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8％提高到了2003年的10％。他认为，加工工业中的进口带动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俄罗斯从2002年才开始重视加工部门的作用。俄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阿·库德林也认为，俄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有利的形势。良好的内部因素比良好的外部因素更为重要、影响更大。

2003年的趋势表明俄罗斯将“建立新的健康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扭曲的经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维克多·伊万特尔也认为，俄罗斯摆脱了经济下滑的特殊时期，经济开始高速增长，这种增长的原因并非在于较高的石油价格，即使石油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也无法预期这种增长。这说明俄罗斯经济信用体系已经建立，信用平稳的国内形势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商业和居民都很重要，继续保持这一发展环境尤为重要。

俄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税收政策经过多次改革，2003年俄税负水平被认为是欧洲最低的。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取消5％的销售税，增值税率从20％降低到18％，这将进一步刺激生产与投资。同时，开始实施新的海关税法，其特点在于精简、统一、高效和信息化，国际人士认为，新海关法的实施表明俄罗斯跻身于世界前10个高水平海关法国家之列。2003年俄海关不仅获得了国际海关组织副主席的席位，而且，还得到世界银行组织用于俄海关现代化信息系统的1．4亿美元贷款。同时，为了加快加入世贸组织步伐，俄已经完善了数以千计的法律，并将继续抓紧建立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2004年还将讨论通过关于实施金融结算国际标准的法律等，以加快国内法律与国际的接轨。

此外，俄罗斯企业制度改革深化、节能和创新活动增强、投资积极性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增强、中小企业发展提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等等，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深层的影响。

问题与前景

尽管俄罗斯近5年经济走出了低谷，强劲复苏，但并不意味着转轨结束和各种矛盾的解决以及市场经济的自动建立，种种积淀下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仍然需要努力加以消除，以实现俄罗斯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继续调整经济结构。逐步消除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如石油天然气及与冶金采掘相关的一些加工部门发展快，而其他部门发展慢，如轻工业的恢复缓慢，其占gdp的比重从苏联解体时的10％下降到目前的1．5％。大企业特别是寡头垄断企业发展一枝独秀，中小企业发展慢，实际上俄罗斯经济中缺乏完整的中等企业这一层次，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如俄小企业数量及就业人数近年一直在低位徘徊，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20％，小企业发育不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增加劳动就业和居民收入。

其次，改善商品出口结构。除了军工产品外，俄出口商品中高技术产品很少，不到1％，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占居主导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不利于提高国际分工水平，受制于国际市场行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俄罗斯将加大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高附加值。

建立投资激励机制。扩大吸引外资以及鼓励内资投入到不仅仅是熟悉的利润高的能源部门，还有运输工具、设备制造和高技术领域，对于俄罗斯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克·谢菲与波尔·海阿教授在《巨大的变化：俄罗斯复归世界经济舞台》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对外国投资开放并全力发展工业生产的某些部门，以便提高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俄经济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俄1999年通过的新外资法主要是给外商提供国民待遇并着重保护，而缺乏优惠与奖励制度。

继续改善法律环境，加快入世步伐。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入世谈判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农业补贴政策上的差距、俄罗斯国内外市场能源价格扯平、过渡期安排、服务市场的准入等。由于处身于世贸组织之外，俄罗斯每年因受到商品出口歧视与制裁的损失达到20多亿美元。同时，长期游离于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之外，也不利于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因素，俄罗斯近5年的经济调整和增长以及改革继续深化加上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与增长潜力，都将为俄罗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普京最近所表示的，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地建设现代的和强大的经济并最终建成有竞争力国家的一切条件，俄罗斯在2000年提出的gdp在10年内翻一番的任务将完全“可以实现”。

按照最新人口统计预期、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模型估算，高盛公司预计，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简称）四国是在未来40年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bric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的俄罗斯将在2020年前超过意大利、2025年前超过法国和英国、2030年前超过德国。虽然到2050年从总体上bric的经济总量超过g6（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和日本），从人均水平看，差距仍然较大，只有俄罗斯能赶上g6的中低水平。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普京2003年5月所提出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就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了。

经济现象论文:“陕西现象”的经济地理学解析

摘　要：“陕西现象”是近年来陕西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的现象。该现象经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先生在《陕西日报》理论版上披露后，立即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从区域结构的维度分析，并就如何遏制并逐步消除这一现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关键词：“陕西现象”；区域结构；轻工业；城镇化

一、引人深思的“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主要有十个方面的表现：高新科技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与贫穷的陕北、陕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企业并存；大量引进人才与某方面又浪费人才并存；一些实事虚干与某些虚事又实干并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与屡屡发生闭门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评价中，知识化和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

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2年)中，陕西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平均得分28．75，居全国第十位，仅次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省市，居于中西部首位。在全国科技进步监测及综合评价中，陕西省的总排名是第十位，同样高居中西部首位，但其人均gdp却远远落在东部各发达省市之后，也落在中西部很多省区之后。2003年，陕西省的人均gdp仅为6480元，大约是浙江省的1／3，在全国31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中排在第26位。

二、从区域结构看“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和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

(一)从区域产业结构看“陕西现象”

这里，我们仅讨论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体。2000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184．58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350．2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9．6％；重工业总产值为834．3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0．4％。2003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851．5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4 239．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3．2％，比2000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重工业总产值为142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6．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可见，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落后且比例持续下滑，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陕西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轻工业的落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轻工业发展的滞后，使陕西的“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轻工业以农副产品为加工对象，其发展滞后致使农副产品缺乏深层次的加工，产品附加值低。一方面，农民出售初级农产品，获益较少；另一方面，缺乏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无法在加工过程中受益。这既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影响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和社会化。其次，进入门槛低的轻工业发展的滞后，又导致了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问题。陕西省国有和集体工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东部、西部的平均水平，而股份制经济成分和外商投资比例很低(表1)。非公有制经济在解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没有轻工业的充分发展，也会抑制对重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从而对重工业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轻工业的滞后拖了进一步工业化的后腿。

重工业的发展在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作用远没有轻工业那么大，尽管其发展可以促进区域发展，但更多地表现在“富区”上，而不是表现在“富民”上。尤其是国防工业(在陕西省的工业结构上有突出地位)，由于其属于“条条”管理体系，所以，对于地方社会经济(“块块”经济)的贡献很小。陕西省科技力量雄厚的国防工业主要集中在中央驻陕单位，是由中央各部门设置和配备的，不是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而专门设置的；且大部分都是采用迁建式“移民”的方法搬来的，而不是在陕西省的经济建设中培养起来的。这些嵌入的产业与当地传统产业没有融合在一起。各自循环，形成典型的二元结构，没有使现代产业变成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极。

总之，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是陕西省广大居民收入偏少、生活水平偏低主要原因，也是全省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从空间结构看“陕西现象”

1．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

从全省看，陕西省的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关中陇海铁路沿线。2003年，gdp排在前五位的城市中，有四个(西安、咸阳、宝鸡和渭南)在陇海铁路沿线，而陕南、陕北地区中心城市数量不足，经济实力不强(表3)。

2．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

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2003年，第一大城市西安的人口为510．26万，第二大城市咸阳仅为94．57万(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首位度为5．4，大大超过正常值2，高于我国其他大多数省区(表2)。从表2可看出，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城市首位度都在正常值2左右。陕西省大城市畸形发展、中小城市发展缓慢的直接后果就是县域经济的落后。截至2004年9月，陕西只有3个县级市，而江苏有27个，山东有31个，广东有23个。

二是经济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西安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地级市(表3)。2003年，西安的gdp为858．52，是第二位城市宝鸡的5．47倍，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62．62％，占全省gdp的35．79％；而北部的榆林和南部的商洛分别仅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1．56％和1．00％，仅占全省gdp的0．89％和0．57％。

其他中小城市由于经济规模较小，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这使广大小城镇及农村居民处于较为贫困的境地。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人口、经济活动在西安这个大城市高度集中，必然导致其他资源要素的高度集中，如教育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从而使得“陕西现象”进一步加剧。

三、对策和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

1．“补课”

陕西省的工业化没有经过轻工业的充分发展，直接跨入重工业阶段。这显然有异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规律。

区域工业化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重工业化过程、深加工化过程和技术集约化过程。区域工业化的首选是轻工业，因为其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吸收劳动力多，且原材料可以直接从传统产业中获取。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重工业为其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会由一般日用消费品转向耐

用消费品，这将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促使重工业化过程开始逐步进行。

在我国，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促使本省经济腾飞的例子为数不少，最成功的当属浙江省。2000年，其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4．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其经济增长中作用突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全国闻名，它们在产业选择上基本以轻工业为主，以专业化和集群化发展为特色，如诸暨市的“袜业之乡”、嵊州的“领带城”、上虞市崧下镇的“伞具之乡”等，都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总之，要先“补”上轻工业发展滞后这一课，千方百计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方能有效地加快小城镇及农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活跃非公有制经济。激活全省经济的发展。

2．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陕西省的科技力量优势十分明显，当前主要任务是要想方设法地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使其尽快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转化为新的经济优势，进而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要重点发展陕西高新区，以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并带动其他地区传统重化工业的技术改造。

(二)调整空间结构

今后陕西省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规模等级和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逐步改变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一方面要控制西安与其他城市之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要逐步打造地区性中心城市，使之发展壮大并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化，以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第一，要加强地方性中心城市建设，完善城市体系。首先，将宝鸡建设成陕西西部的中心城市。其次，将延安、榆林、安康和汉中建成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

第二，要加快县城和重点镇建设。一是要促进社会经济要素向县城和重点镇集中，使其成为县域经济、科教和文卫中心；二是要实施重点镇建设计划；三是要建立一批省和地级市的乡镇企业小区。

第三，要优化区域布局，加强城镇群的建设。在关中陇海线沿线的中部建设西安都市圈，西部建设以宝鸡为中心的城市群；在陕南沿江一线的东段建设以安康市为中心的东部城群，西段建设以汉中市为中心的西部城镇群；在陕北西包铁路沿线的南部建设以延安为中心的南部城镇带，北部建设以榆林为中心的北部城市带。

四、结语

“陕西现象”严重地制约了陕西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向前发展，是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障碍。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使广大居民收入有较快地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通过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保持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通过合理的空间结构调整，可发挥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摘要]贫困化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对国家的福利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随着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问题。本文以《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实践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并提出了适当的调整建议。[关键词]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贫困化增长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蒋兰陵（扬州大学经济学院）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双语教学已经在普通高校中走过了十多个春秋，在教学要求、方法、内容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以《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为例，笔者发现，近几年来在双语教学中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一、贫困化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贫困化增长的含义美国经济学家萨尔瓦多的《国际经济学》（第8版）现在已经被许多高校作为《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的教材，在该书第七章———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中，说明了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出现的原因。贫困化增长也称为“不幸的增长”，由经济学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主要是指即使福利效应自身可增加国家福利，贸易条件也有可能下降很多，以至于使国家福利出现净下降。

（二）贫困化增长出现的主要原因根据巴格瓦蒂的观点，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原因与贸易条件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一国的出口在贸易条件不变下大大增加；如果该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出口的增加过大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这种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非常低，则会导致该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再加上该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很强，以至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引起国家福利的减少，从而出现了出口越多越穷的奇特现象。（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提到的贫困化增长问题，主要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其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据统计，2005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4221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78.5倍，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条件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据测算，与1995年相比，2004年贸易条件下降了近35％。国内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研究结论就是贸易条件呈现出总体恶化的趋势，而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贫困化增长现象的产生。贫困化增长现象不仅出现在了中国的贸易领域，更有甚者，在中国的教育方面也越来越明显。

二、《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学双语教学试点，其规模逐渐扩大，涉猎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但是随着双语教学的不断成熟，其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并没有与其规模成正比，相反教学质量正不自觉地陷入“贫困化”陷阱。

（一）双语教学的“三多”现象

1．开设课程的种类越来越多在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期，各大院校都处于试点阶段，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最早开始的就是《国际经济学》，而且试点阶段维持了三至五年。21世纪以来，为了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有目的地培养新世纪创新人才，双语教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际贸易专业由原来的一门《国际经济学》不断拓展至四至五门双语课程。一方面，由原来的一门专业课扩展到多门专业课，如增加了《国际营销》、《国际商法》、《国际金融》等；另一方面，由专业课延伸至基础课程，如将原来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也改成了双语课程。

2．教学对象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中，早期只是一个试点，面对的是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也有一定的中文经济学基础。但是现在，接受《国际经济学》双语授课的学生人数已经成几何系数增加，除了合作办学的之外，国际贸教材与教法研究.

经济现象论文:从几起案件论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特点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

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现象论文: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显现的“滞胀”现象分析及其矫治方略新探

根据相关数据(主要是指反映通胀程度、失业程度和经济增速下滑程度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显现出“滞涨”现象。国际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严重地推进和加剧我国经济的“滞涨”。这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难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及时研究破解对策。本文运用中国特色分享经济机制原理，从革新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机制入手，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应对“滞涨”的对策。

关键词：滞胀；中国经济；分享经济机制；难题破解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当我国学术界正在争论中国是否还存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滞涨”已在悄悄地毫不客气地向我们走来。人们看到，持续上涨的通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速下滑以至局部经济出现衰退，使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滞涨”这个词。

所谓“滞涨”，是“停滞通胀”(stagflation)的简称，指国民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交织并存的状态。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或萧条阶段，失业增加，物价下跌；经济繁荣阶段，失业减少，物价上涨。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及由此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持续上升。特别是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生产大量缩减、失业猛增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仍普遍高于10％。(用国际上的标准来看，超过10％即属于恶性通胀)。这两方面的状况同时并存，使国家在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时顾此失彼，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当时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目前，我国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防止经济过热、控制基建规模，一下又转回到用4万亿投资来保持经济升温，重新上马大规模基建，使本已过剩的差能再度增加。在乘数效应很小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效应是短期的，而造成的产能却又要加剧生产过剩。国家应当着重于用适当投资创造长期就业机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职工工资，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用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生活需求，从而尽快启动内需的拉动作用。

一、宏观经济运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7％，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06年为11.6％，2007年更是达到了11.9％，经济实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是，在看到经济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严重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否则将会给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

(一)宏观经济失衡严重

经济失衡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经济结构失衡则更为突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总需求结构失衡。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偏弱、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偏高。众所周知，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对gdp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分别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分别带动gdp增长1.05、0.51和0.4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增长率对中国长期gdp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最有效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靠高积累、高投资和高出口来支撑。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总量失衡，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

2、产品结构失衡。高端产品、适销对路产品的产量不足，低端产品严重过剩；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和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仍占很高的比例；产品种类单一，产业链条短。以房地产业为例，中小户型、经济适用型的住房比例太低，豪华型、大户型供应量却严重过剩，普通老百姓买不起豪华型、大户型的房子，而买得起的中低档房市场供应又不足，使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不合理的产品供求结构会直接导致房地产业的不健康发展。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目前中国最突出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会造成投资增长快、消费启动难的格局，带来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同时，收入较低的人群相对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也就意味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相悖。

(二)“滞胀”现象日益凸现

“滞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及失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失业增加，但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国经济中，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必然伴随着经济过热、过快。通货紧缩必然伴随着经济萧条，在运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等手段对这两种经济现象进行调控时，目标很容易确定，政策组合选择非常明确。经济中最为可怕的现象是出现“滞胀”，它是相互反向的经济现象交织在一起的不正常情况，无论货币手段还是财政手段的决策都非常难，用任一政策组合调控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目前中国滞胀现象正逐步显现。

1、已由结构性通胀上升到全面通胀

目前，通货膨胀局面已经形成。我国2008年的实际通胀率应是10％左右，也就是说，已出现严重的通胀局面。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不断地上涨。所谓物价总水平上涨，不是看个别或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而是指工业品和农产品，消费品和服务费用全面上涨；所谓持续不断地上涨，不是短时间上涨，或偶尔上涨又很快下跌了，而是指较长时间上涨。经济学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标来判断通货膨胀状况。从2007年1月到2008年5月，cpi已持续上升了16个月(各月的cpi是：2.2，2.7，3.3，3.0，3.4，4.4，5.6，6.5，6.2，6.5，6.9，6.5，7.1，8.1，8.3，8.5％)；虽然2008年6、7月份有所回落，但仍分别在7.7％和7.1％的高位上。上涨的幅度，从2007年8月至年底已连续11个月在6％以上。2008年一季度达到8％。而物价已由年初的结构性上涨逐步蔓延到全面通货膨胀。

一方面是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高涨，同比涨幅趋高不下。从2007年10月份的3，2％持续攀升到2008年7月份的10％，涨幅达到了两位数，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并且从2008年3月份开始连续5个月都在8％的高位平台上递增。

ppi反映的是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最初价格，是制定工业品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基础。cpi反映的是居民购买消费品的价格。一般认为，ppi是cpi的先行指标，ppi对cpi存在一定的影响，两者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ppi对cpi的价格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但如果ppi上涨，经过一定的滞后期之后，cpi也会出现上涨。ppi可以通过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和其他消费品价格向cpi传导。但由于ppi与cpi的构成不同，其传导路径并不总是有效，ppi与cpi在短期内出现背离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目前所表现出来的ppi出现越来越大的剪刀差的原因。但从长期看，二者的走势应该是一致的。所以，ppi会通过传导机制缩短与cpi的剪力差，拉高cpi，加速通货膨胀，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ppi不会向cpi传导。

实际上，当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胀。不但cpi上去了，ppi也上去了。ppi从2007年10月份开始上扬，比2007年9月份上涨了3.2％，到2008年4月份已上涨到8.1％。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已传导下去，必将加剧下游商品涨价，加大通胀的预期。2008年以来通胀率已超过了8％，而目前的银行存款利率为4.17％，出现了约4％的负利率，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根据历史经验，当银行存款利率变为负数之后，不久将出现通胀率的加速上升。负利率的出现意味着人为地刺激通胀率上升。加息是稳定居民通胀预期的有力手段。负利率对社会强势集团有利，而对广大居民有害。因为通过负利率会使广大普通居民的存款贬值，贬值部分的货币流入了强势集团的手中去了，从而加剧贫富差距。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央行多次降低贷款利率以救楼市，但对广大工薪阶层的存款则一次也不加息，是居民存款负利率愈来愈大。金融当局对存款拒不加息，放任负利率猛增，客观上为通胀以至滞涨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是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涨幅屡创新高：从2007年全年的5.2％上升到2008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这意味着通胀已不仅仅局限于cpi中的猪肉等食品领域，而是逐渐向非食品领域蔓延。

2、经济已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

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威胁已经超过通胀威胁。2007年gdp增长率为11.9％，而2008年上半年为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笔者认为，这一态势会继续延续下去，且还会进一步地向下滑行。不可否认，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手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也是经济出现下滑的信号。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出口和投资增长，但是，我们目前转而出现了有效投资降低、消费长劲不足和出口增长明显下降的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长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9％，增长0.6个百分点。从宏观数据上看，这种投资增长还算平稳。如果扣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季度高达8.6％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速度则只有16％，说明有效投资是下降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每当投资增长速度低于20％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比较慢——明显低于其潜在的增长能力。因为我们的投资拉动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利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能源、资源拉动经济的力量必然减弱，投资也将会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样，经济增长的希望落到了居民消费上。但纵观历年的消费率：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为63.4％，“八五”期间为58.7％，“九32”期间为59.4％。2000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6％、55，5％、53％和52，1％、36.4％。国家统计局尚未发表2007年数据，据专家估计可能小于36％，说明了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来出口商品成本上升。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已经开始明显减弱，导致出口增速放缓，并已使我国一些出口企业不堪重负，有些已经转产或者关门大吉。中国实际出口量的增速已由去年的24％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3％；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前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前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的最低点。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下滑。经济增长下滑会引发诸多问题，如企业破产，银行坏账，失业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失业问题。2008年失业率同比增加幅度不小，出现了大学生、硕士博士生就业难，为历史之最。

3、失业愈来愈严重

200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但这一数字并不能反映我国真正的失业率。因为这仅是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登记的“在岗职工”，没有正式登记的就没算入失业率之内，并且1.5亿多农村富裕劳动力也不在此统计数字之内。还存在一些隐蔽性失业，一些企业效益低下而轮岗的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失业群体都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总失业率将远不止4.0％。另外，由于资金短缺、需求减缓、成本上升等原因，全国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浙江省2008年上半年有上万家企业出现亏损，还有少数企业“变脸”转产，有的甚至转向另一行业，很多大型企业也都面临升级转型的压力。而这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的进一步延伸，也都会导致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进一步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2009年我国将新增就业人口2400万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用于出口的大批产品出口受阻，导致企业大批量倒闭、停产，由此将带来大约2500万人失业。据有关专家估计，2009年我国失业率可能达14％，这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数千万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其流动性大、群体规模大，将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居民消费动力不足

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劲是否长足。本世纪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我国目前的消费动力存在严重不足。

1、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居民消费率走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应该是逐步缩小才合理，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不是缩小而是呈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7.3％。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5年的49.55％。另外，2006、2007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1.7％、24％，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则与同期gdp增速大体接近。由此推断，最近两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仍然严重不合理。

2、劳动力工资低下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尽管工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合适的制度，但仅就工资制度而言，目前却也不能在我们的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完全贯彻执行。很多企业都未能实行最低工资制，且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1980年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为17.1％，2002年下降为12.5％，到2006年的时候下降到11.7％。这一占比别说与美国的50％难以相比，就连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也以30％遥遥领先于我们。就是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

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再加上我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工资涨幅不及物价上升水平，导致大多数劳动者在强大压力下超负荷工作，脑力和体力透支并处于亚健康状态，最终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

3、未来预期导致人们消费意向低下。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倾斜，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将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再加上物价水平上涨严重以及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合理提升。

(四)必须要以全新思路解决“滞涨”问题

上述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纷繁复杂，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往往一个失衡与另一个失衡互为因果。滞胀会引起消费动力不足，而为解决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又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而且不排除中国未来会出现高通长期化趋势，不能不引起必须高度重视矫治“滞涨”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强的调节手段，既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各种现象之间的矛盾联系，按照以人为本、利益分享的原则，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分享经济机制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微观组织的内生机制

微观经济组织运行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和动力源。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最终要依托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协调运作。中国特色分享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有多种机制，宏观经济的各种问题最终要通过这些内生机制的综合作用来解决。企业摆脱政府的工资制，转而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并切实实施，便会自动产生下列机制。

(一)动力机制

1、收入增长动力。按照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公式w=c+n；n=n1+n2+n3，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同舟共济、水涨船高、同向增减。国家和企业收入多了，个人收入也多；个人收人多了，国家、企业收入更多，没有矛盾。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不会成为减少国家收入的威胁，反而成为国家收入和企业集体收入增长的原因。由此所形成的企业动力机制可以描述为下述良性循环：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企业动力不断增加、生产不断发展，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不断增加，又造成个人收入增长……，并由此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增长量。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不仅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而且由于提高个人生活消费水平，使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提高工作质量。从长远看，个人收入增长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2、技术进步动力。企业的技术进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技术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企业职工技术素质的提高。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就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投入资金，更新设备的硬约束，使企业的技术装备随着生产的运行而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职工的个人劳动收入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技术水平主要决定职工的劳动收入，以“价值系数”来体现。职工的技术水平高，则价值系数就大，按劳动实绩考核后应得的劳动收入乘以价值系数最后所得的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就多，反之则相反。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就使每个职工从主观上意识到技术素质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们主动地去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促使职工整体提高技术水平的强大动力，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3、激励动力。企业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共同的目标是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净收入，则国家以税收的形式多得一部分，企业多留一部分，职工个人多拿一部分，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的职工具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热情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可见，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激励动力。

4、增量积累动力。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本身可以按一定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获得企业收入，企业再从企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追加企业的资金投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由于企业收入是按一定的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分成所得，因而是一种固定的硬约束，使企业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可以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自行地增长，达到增量积累的目的。从而可有效地克服企业行为短期化问题，破除了企业经营资金不足，发展困难的瓶颈。

(二)调整机制

1、市场调节机制。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销售收入作为第一级经营目标，废除了以前的产值、产量指标，从而形成了自主经营企业的市场导向机制。具体地说，现在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收入，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按照市场的要求变化安排产品生产，以需定产，事先必须做好市场预测和市场决策；二是要保证产品的质量以及花色品种，使产品适销对路；三是要使产品尽量卖出去，变成货币，最低限度地减少产成品的积压；四是企业要学会市场定价，以有利的市场价格销售；五是要减少未收的应收货款，尽量避免呆帐的发生，及时回笼周转资金，加速企业的资金循环。企业只有做好了以上五个方面，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销售收入，不得不废除以前追求的“产值”、“产量”等指标，更加明确了只有被市场承认的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这一概念，使企业的职工更加关心市场，关心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只有通过市场交换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转化为货币，实现为企业的销售收入，才达到了企业的第一级经营目标。企业的销售收入(货币)扣除物耗成本(c)，就得到企业的净收入，达到企业第二级经营目标。净收入取代利润，成为企业经营的中心指标。

2、结构自我调整。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由于以追求更多的销售收入为第一级经营目标，产品必须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当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以后，企业就会主动地调整产品结构。在技术自我进步机制形成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那些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当企业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时，就会自我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在自我积累机制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有实力“脱胎换骨”，全面更换装备，或与其他企业联营，或收购其他企业，达到以新的企业结构自立于市场的目的，在竞争中生存并发展。

(三)约束机制

1、生产资料费用约束。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净收入作为第二级经营目标。以净收入取代了以往的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目的与动机，成为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和经营活动的中心。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公式w=c+n中分析得出：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从而增加净收入；二是降低物耗成本从而节约生产资料费用。净收入在量上与w成正比，与c成反比，可以从源头上制约生产资料的浪费，从而形成一种使企业增产与节约相互推进的经济运行机制。

2、形成消费约束。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职工的个人消费基金是通过净收入的二次分配取得。第一，职工个人的收入只占净收入的一个事先确定的比率，这个比率远远小于1；第二，职工个人获得的收入是在净收入扣除国家和企业的收入之后才取得的；第三，个人劳动收入与个人劳动支出和企业的劳动效益直接挂钩。从这三点可以看出个人收入的获得和增长：一、不会超过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二、不会挤占国家收入和企业收入，防止了所谓“工资侵蚀利润”或“利润侵蚀工资”现象的出现。由此可以得出：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合理地控制住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消除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微观基础；另一方而由于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增长呈同步变化，从而为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提供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3、通过分享比率的事先确定，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分配行为。可以彻底摆脱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为(向政府自身倾斜)，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四)协调机制

企业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将企业的净收人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协调了三者的利益关系，克服了原来旧体制下的利益对立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原有的分配体制下，工资和利润始终是对立的，若提高职工的工资，则增加了人工费用，从而增加了成本，进而在同等产量下则减少了利润，从而少交了国家。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制，按照事先确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合理的分成比例，三方各得其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规范了三者的经济行为，减少了三者之间互相争利益的“内耗”，协调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发展生产更大的合力。

(五)冗员排斥机制

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废除了传统的工资制，职工的个人收入是通过参与企业的净收入分配形成的。企业的净收人先通过一次分配形成了职工收入的总额，然后再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绩效的考核将整个总额分解到个人。因此，个人劳动收入的大小，与个人劳动实绩成正比，与参加净收入二次分配的人数成反比。也就是说，某一期间企业全部职工劳动收入总额是既定的，参加分配己的人数愈多，个人分到的净收入则愈少；反之，情况则相反。因此，净收入分成制具有自动排除冗员的机制。它可以优化劳动组合，消除隐蔽性失业。

(六)竞争力提升机制

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一般都行使产品质量否决权。职工生产的产品，如果出现质量不合格，有次品就降低实绩得分，有废品非但不计得分，而且要倒扣原材料费用。这样，使质量与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产品质量取决于各方面工作质量的保证程度。质量否决权通过经济责任制施行，与个人收入挂钩，奖优罚劣，有力地增强了职工的质量意识，保证了产品等级率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自动调整机制使得企业按市场导向以需定产，使产品适销对路，减少了无谓的产品积压所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较低的销售价格出售产品，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可见，净收入分成制是一种竞争力自动提升的机制。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这六种内生机制是自发形成的，是内在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一种机制发挥作用并不会影响另一种机制的正常运行，相反还会放大另一种机制的作用效果。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比如：一方面，通过动力提升机制，企业更新了技术装备，提升了职工技术素质，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减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产品的销售量增加了，则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净收入。通过二次分配，企业获得更多的自有积累资金，职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则可以再次更新技术装备，加强职工技术素质培训，提升职工技术素质，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得到增强，又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大的动力，从而放大了动力机制的效应。

三、通过利益分享机制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失衡

(一)我国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首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简单疏理。

我国是在经济低速运行、改革徘徊不前的状态下进人20世纪90年代的。为了抑制当时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效率不高、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而采取的财政、信贷双紧措施，使通胀率从1988年的18.5％，降至1990年的2.1％，相应地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降至1990年的3.8％，可以说这次治理整顿是以降低经济增长和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虽然特别注意了总体协调，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不协调问题。如在调控实施上，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部门之间的行为的不一致性，影响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

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确立及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1993年上半年经济再度出现过热。国家在实现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分阶段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持续三年的高通货膨胀涨幅终于回落。但其政策的影响力作为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一种直接代价和惯性作用对新一轮宏观调控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产生了一个经济增长迟缓和失业超过正常范围的过渡时期。更为严重的是，当通货紧缩迹象在我国开始出现时，由于存在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调控的目标和措施仍然是针对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未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这种滞后性反应，使通货紧缩不仅未能制止，反而明显加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关系开始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化，经济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由原来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到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并配套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表现出的总需求不足、失业问题趋于严重、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物价持续走低等新的特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自2001年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后，为防止经济过热，政府又先后启动了两轮宏观调控。一是2003－2004年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偏紧。另一是2006年下半年至今的宏观调控，仍然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紧缩调控，只不过紧缩力度要远远大于前一轮，以实现“双防”，即：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而近期调控目标又转变为“一保一防”，即保增长、防通胀。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左右摇摆的，效果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只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没有认识到应当从微观经济组织行为人手，深入到国民经济细胞内生机制，去寻找反“滞涨”的治本之策。而分享经济机制正是“滞涨”的克星。

根据以上我国历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看出：单纯依靠这些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是不能完美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克服通货膨胀不能一味地“紧”，那样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不能一味地“放”，否则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要改弦更张，从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在机制人手，从源头上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

(二)运用分享经济机制抵御“滞胀”的机理分析

“滞涨”是我国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可以通过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生机制的相互促进、互相制约作用有效抵御滞胀，从而达到宏观矫治的目的。

首先，分享经济机制的天然功能，便是治理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是复合型的通货膨胀，兼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形式的特点，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为主。而分享机制则有消除或减弱这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功能。一是通过侧重于调动人力资源的潜能，不增加资金投入而能增加有效供给，同时控制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需求增长，从而克服需求拉动型膨胀；二是实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以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资不再计入成本，工资和奖金等的增长不会推动成本价格的上升而导致价格上升。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从而可有效地削弱成本推进型膨胀；三足弱化了工资的刚性，抑制收入攀比机制，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础；四是分享经济机制将涨价的好处分解给国家、企业与职工，削弱了企业竞相提价的渴望，有利于稳定出厂价格；五是净收入分成制强化了财务约束关系，有利于克服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倾向，从而遏制通货膨胀。

其次，分享经济机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抑制经济滑坡，抵御失业。传统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均衡的条件下，工资制度是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这时候不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如果经济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制度可以发挥自动调节劳动力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自然发生和自动完成的，不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出现衰退，当总需求萎缩时，工资制度作为刺激劳动力自动有效流动的手段就会发生故障。刚性工资的直接后果就会迫使厂商在维持规定价格的情况下解雇工人，引起失业率增加，产量下降，职工生活水平恶化；另一方面，工资制还会加深衰退，放大负效应，直至经济衰退陷入主要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恶性循环。例如，经济衰退和经济收缩的首要原因是投资减少，投资减少造成低就业，失业率增大。低就业引起低消费，低消费又造成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促使厂商的生产量下降，产量下降又反过来加剧了低就业，造成了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分享经济机制会通过利益刺激促进经济效率提高。按比例分享企业净收入，使职工可以从其生产的每一个产品上看到自己的应得收益，极大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职工收入不仅与其劳动贡献挂钩，而且与企业经营成果挂起钩来，就促进职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企业发展，这就会增强职工的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增强职工的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对于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彻底克服企业的低效率、高浪费现象都会起有力的促进作用。

另外，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理顺了分配关系，实现了二次按劳分配。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因为是自主经营企业，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经济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可以创造更高的净收入。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而个人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劳动收入而提高了生活水平，在初次分配中就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和统一。再加上分享经济的消费约束机制，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一突出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可以有效地抵御“滞胀”，并且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分享经济其实是在通过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经济失衡。分享经济的这种内生机制可以避免单独使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组合所带来的各种效果的相互抵消或削弱作用，是缓解以至消除我们经常面临的宏观失衡难题的有效武器。

为了应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长期性“滞涨”，建议改变矫治“滞涨”的思路：第一，不应只靠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实施，更应着重立足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机制效应；第二，对于微观经济组织，不是侧重于产权制度变革的效应，而是着重于初次分配领域将工资制改为净收入分享制，用分享经济机制的综合效应对付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和经济下滑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矫治“滞涨”的治本之策。为此，我们建议在深化体制改革近期计划中列入一项新的计划——全社会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经济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资制经济模式，方可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

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推动。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没有目的和动力，社会再生产运动便会停止。而且，作为扩大再生产源的积累基金，其数量也是由消费状况决定的，因为积累属于剩余劳动范畴，人们首先满足消费的最低需求(生存资料)才可能积累；同时消费也是不断扩大的，积累所支持的扩大再生产要以不断扩大的消费为目的和市场根基。如果从正决定关系上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那么从反决定关系上也可以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尤其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经常是消费需求决定生产供给。而积累一般又取决于消费的满足程度。如果以压低消费去扩大积累，在短期能维持低级循环的正常运动，长此以往则会比例失调，造成市场萎缩、产品积压、经济萧条，酿成经济危机。所以说有了消费需求，生产就有动力，经济才能发展。

(一)有效消费需求是较其他需求更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推进器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都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强。原因有三：

1、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消费是经济的原动力，消费通过满足人的多种需求，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增加人民的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引起生产热情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它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2、长期以来，在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本应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因素的消费需求，显得动力不足，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这两大主要因素。一般地说，在一国经济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占2／3左右，在部分国家占70％以上。在我国，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50％多一点，有些年份低于50％。如前所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人民消费率走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工资低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萎缩，有着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无法增加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则不断增加投资，进而导致消费率一再走低，投资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导致我国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3、从扩大内需这一角度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是重中之重。因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与此对应，扩大内需的手段就有激发社会投资和启动消费需求可供选择。但扩大消费需求是重点。理由有两个：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家采取增加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却出现了一种经济总量增长大、效益增长小的怪圈。这是因为过度增加投资会加大供求矛盾，导致效益增长滞后。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需求是平衡总需求、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它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实现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最后和最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都只要进入消费，才能最终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以说，只有保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经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进一步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调整了发展思路。我们一再强调，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看到，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开始出现扩大的趋势，这是个很好的苗头。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与弱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着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仍然是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消费者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采取了诸如减税、降息、增加转移支付等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刺激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这个顽症仍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穴位”，即没有找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未能充分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

1、作为经济原动力的消费者未被摆到正确的位置。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起点，是经济的原动力，但从本质上讲，在整个大循环经济链条中，消费者，即劳动者，才是经济的原动力。因为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一切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目的都是为了劳动者的消费。劳动者是真正的投资者，最终的投资者，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虽然我们一直进行着企业自主权改革，要放权让利，一直喊着要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作用，但我们目前所实行的工资制、利润制仍然未实现工人支配生产资料，并未真正把消费者摆到应有的主人翁地位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现阶段我国消费者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境地。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cdp的快速增长，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和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状况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劳动和社会保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消费预期降低，消费动力不足现象日益严重。一些人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即将达到小康水平，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新的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没有货币支付能力，没时间消费，没精力消费。经济收入过低困扰着他们，从而导致消费者的积极性不高，最终引致有效消费需求动力不足。还有一些农民工和工人的工资太低，根本没能力消费。他们的工资绝大部分用来供子女上学、补贴家用，而自己整天是馒头咸菜，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研究证明，北欧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应归功于其人群的体格发育改善。体格的良好发育使脑发育增加，免疫功能增强，疾病减少和寿命延长，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而对亚洲几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由于营养不良造成了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因此，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充分调动消费者，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积极性才是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三)分享经济机制调动消费者积极性、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内在机理分析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以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基于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原则指导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策及措施或学术界公认的解决思路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即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过企业家捐款给穷人，或者通过“三农”政策倾斜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但从我们目前对此问题的解决程度及效果来看，这种方法是不理想的。只有另辟捷径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这种严重失衡局面，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刺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才会有后劲。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说明了我国已经开始关注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并着手解决。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在初次分配中实行以净收入分成制为主的分配形式，达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三者各得其所；企业是自主企业，拥有了自主权，树立了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自主联合劳动制度使得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劳动收入。个人收入持续增长，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刺激和扩大了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利益分享经济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合理分配。根据分享经济的利益协调机制，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把企业的净收入(n)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n1)、企业收入(n2)和个人收入(n3)三个部分，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三者各得其所，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克服了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的弊端，能够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同时也能够实现投资、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

其次，利益分享经济可以树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和扩大有效消费需求。一方面，从分享经济的动力、调整及约束等机制可以看出，自主企业通过所获得的积累基金放大收入效应，更新技术装备，调整产品结构，从而为消费者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市场对消费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自主企业实行的是自主联合劳动，劳动者是主人，通过产权分享，对生产要素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不仅现实地占有生产资料，参加生产，而且管理生产。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更高的收入，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保证了更长期的发展，而个人，尤其是普通居民，即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个人收入而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多了，才有了消费的动力与能力，才会有更高的消费追求，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才能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失业现象分析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对人力资源总体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大学生就业问题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失业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现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失业理论 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2年7月，全国共有9398万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待就业51.2万人，一次性就业率约为65%。2003年，一次就业率为50%，共有106万人未就业。大学生失业现象愈演愈烈。

对于社会来讲，大学生失业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会使我国的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另外，大学生失业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研究和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大学生失业现象概念的界定

大学生失业是一般失业中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表现为：年龄大多在20～23岁之间，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创造力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是社会的精英。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作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大学生失业可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并获得社会公认的学历文凭，但在就业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或者害怕进人激烈的就业市场退出就业或处于游动就业状态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他失业人群，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特点：与城镇下岗职工相比，他们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经验;与中学毕业的待业青年相比，他们不愿从事纯体力劳动;就业失败使他们颇具叛逆性，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大学生失业并不是说大学生连保证基本生存的工作都找不到,而是说他们的初次就业时间拖延,初次就业率降低,预期收入与现实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与其他弱势群体不同的是，他们拥有学习能力强的优势。实际上，大学生失业问题只是一种人才的相对过剩，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域的分布不平衡。

三、失业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在当代经济学界,大部分经济学家比较接受的失业类型为摩擦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隐形失业六种失业类型。而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多是一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显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的少。

1.结构性失业

对于大学生而言，以结构性失业为主。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专业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失业的时间较长，通常在6个月以上。其最显著特点是由于劳动力供需错位导致的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结构性失业主要包括专业结构性失业、层次结构性失业、区域结构性失业和观念结构性失业。

（1）专业结构性失业

专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职业岗位的变化，使得培养的人才职业技能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大于求，而另一些行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大于供给。

（2）层次结构性失业

层次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培养模式趋同，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在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造成高层次人才对低层次的职位排挤，导致学历层次越低，失业率越高。

（3）区域结构性失业

区域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尽管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才过剩,毕业生还拼命往大城市里挤，小城市、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和基层单位人才相对短缺，结果形成了欠发达地区人才紧缺，发达地区人才过剩的局面。

（4）观念结构性失业

观念结构性失业是指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正确，普遍存在对工资期望值过高，希望在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各类事业单位和收入相对较好的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由于对岗位的期望值脱离实际而造成的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企业人才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失业。

2.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指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求职者为获得自认为满意的职业而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的现象。大学生工作找寻过程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相互搜寻过程。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信息寻和传递是需要较高的成本的。供求双方只能在有限的成本和有限的知识条件下进行搜寻。而这种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效率之低下，直接影响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通常情况下，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有自己的期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大学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的情况。

3.自愿性失业

自愿性失业是指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工作，具备劳动能力，并且拥有工作机会但是对已有的工作机会不满意，于是宁愿暂时选择失业而继续寻找工作的现象。从大学生选择市场的角度看，一些大学生认为就业岗位不适应自我实现的要求，以及认为报酬低或感觉就业岗位与文凭价值不相符，也会放弃马上就业，而选择自愿失业。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1.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皮奥利和多林格提出的二院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它被分割为两大块：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决定各有其特点。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一些国企外企等的大公司、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其工资高，福利丰厚，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发展机会多，就业有保障；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工资低，福利较少，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工作条件差，易被解雇。

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实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经济处于稳态时会存在持久的非自愿事业。尽管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仍高于失业者的工资，但普遍认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低技能劳动者。现论认为，高技能劳动者一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失业，他宁愿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一级市场重新就业，也不愿意到二级市场企业就业，这同样可以解释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失业的大学生宁愿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等待就业，成为自愿失业者，也不愿意到工资低、福利差、晋升机会少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另外，由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同人力资本理论所预计的相似，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较低，并且接受高等教育者是按照人力资本理论预计其收入水平的，因此如果未达到预期的薪金，大学生就可能成为自愿失业者。

2.城乡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历时最长的一种分割形式，即分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由于受户籍制度和现行人事制度等的束缚,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在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远远低于城市，所以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发展机会比农村劳动力市场多，就业环境也比农村好，这主要是由于城乡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各种信息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齐备，能够便捷地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生活质量高，而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难以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在这种差异下，城市大学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去农村，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为摆脱贫困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除了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使大学生选择城市不愿意到农村的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看，户籍制度限制了畅想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享受的权利和待遇存在很大的差异。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大学生的自由流动，大学生一旦选择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回到大中城市市场就会很难，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以及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

综上因素，大学毕业生即使难以在大中城市就业，也宁愿选择自愿性失业也不到小城镇和农村就业。由于在大中城市从事学用不结合、层次不对应工作也比在小城市和农村从事学用结合、层次对应工作的收入高,加之在大中城市工作可以得到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发展机会都比在小城市和农村好，更会促使一部分毕业生产生宁愿暂时失业也不在小城市和农村就业的心理，从而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生失业人数。

3.地区分割

地区分割，即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存在差距，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

一般而言，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对其工作都有一个心理预期，包括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及企业实力等，如果就业城市所提供的岗位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就选择在该城市就业。而沿海地区等大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西部地区更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所以大学生宁愿留在大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去西部就业。

由《2004－2005年湖北省就业与再就业发展研究报告》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选择的调查”来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的选择最多的是沿海地区，其次则是深圳、上海、北京三大城市，这些地区就业竞争都比较激烈；而西部地区则是最少人选择的就业地区，甚至有些西部地区要不到所需人才。由此造成的东西部区域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五、结论

导致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高校的原因也有大学生个人就业观念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做更加客观全面的分析，正确地看待大学生失业现象。政府应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高校应指导毕业生把握好择业期望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从而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

内容提要：“二元经济”是存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能否根本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取决于是否改革传统制度安排，形成一个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本文着重对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背景。

一、何谓“二元经济”

“二元性”（duality）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一个著名概括。二元结构最初是针对社会形态提出来的，此后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经济二元结构上，研究了技术的、金融的、劳动的和资本的市场二元结构。更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织上、制度上无处不在的二元结构。因此“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已不再是一个单数的范畴，而是一个涵盖极广、反映发展中国家多层次制度结构特征的复数范畴了。

“社会二元主义”、“二元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社会科学家波克提出的，这种“二元性”体现为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社会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后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展，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之为“二元经济”。在他的开创性工作的激励下，又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围绕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二元结构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上的一些本质缺陷及其对发展途径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呈现出“二元经济”现象，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二元性”日趋突出。虽然我国存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但制度上的不完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消除“二元经济”现象的瓶颈。在现行税制上，则体现为税收调控机制的不完善与税收公平原则的不完全体现上。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设计入手，寻找原因并进行优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行政干预为主转为市场机制为主。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定逐渐清晰，政府的职能逐步分离为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以全民资产所有权为依托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两者的区别具体见表1）。

另外，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保证一个政府有效性、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对于目前正处于转轨阶段的我国来说，公平实现问题关系到下一步深化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我国是一个曾经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政权体制，若放任不平等持续扩大，则其合法性将受到影响；同时国际经验证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而我国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这一趋势。

三、“二元经济”现象及税制成因分析

经济二元现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经济论”中提出的，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进一步发展。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为“二元经济”。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的同时，二元经济现象也随之显现出来，这有其形成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等原因。但若探究税收制度方面的原因，则与税收公平原则未能完全体现、税收调控职能不健全有关。

（一）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却没有相应地对公民作为纳税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作出明确规定。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法律是直接由义务本位转到社会本位，而其中缺少权利本位阶段有关，造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另外，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的性质也有了新的变化。例如关于税收的“新三性”之说，认为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行为，应具有“法律性、相对有偿性、公共性”①。虽然这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在法律条文形式上对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给予肯定，这对于税制的完善、纳税意识的增强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突出

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个人收入及财富不均现象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6增大到1998年的0.403，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在收入差距方面，主要呈现3个方面特征：（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3）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②。造成个人收入方面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与我国改革计划经济时期以“高积累、低消费”为特征的单一按劳分配方式，实行以向个人倾斜为特征、以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有关。

在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的同时，税收制度调节方面却相对滞后，缺乏相应的调控力度，对个人收入的大体公平和合理梯度没有实现全国调节。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税收体系还很不健全，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和资本利得税还未开征。即使从现有的几个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的功能来看，也主要是以筹集财政收入为主③，税收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发挥不明显。而且在现行税种的设置方面也亟待完善，如个人所得税还是采用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费用扣除方面未能很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笔者认为，收入差距只是经济发展落后的表面特征，其根源是制度缺陷，即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虽然我们对于从“计划至关重要”到“市场至关重要”已获得普遍共识，但对于“制度至关重要”的认识却不是那么普及，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

（三）税收优惠与税收受益原则相背离

税收受益原则是指按照纳税人从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收益程度的大小来分担税收。我国的现实国情则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从所处的国际环境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未打破，国内外客观因素都要求我们在发展中采取适度的速度型发展模式，由此就需要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配合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吸引资金、提高竞争力上对优先发展的地区和企业给予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过渡性税收优惠措施在保证新老税制平稳过渡、促进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些阶段性措施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行业性、地区性“分利集团”的形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宏观税负相对较低，除广东省为11.50%外，其余都低于10%；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宏观税负却相对较高，如宁夏为11.77%，新疆为10.51%，出现了纳税能力与经济实力不相一致、“受益多者少缴税，受益少者多缴税”的现象。可见，税收制度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是加剧我国地区间二元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若不打破已经出现的地区间利益分配的二元现象，无疑会加大下一步改革的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四）税收负担与企业经济实力不符

税收作为分配范畴，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主要来源于社会总产品中的m和v部分。由于现行税制不完善及征收管理水平相对落后，造成税收在横向公平上调节不足。特别是在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仍处于困境，但其税负仍然十分沉重，与其对全国gdp的贡献率极不相符（见表3、表4）。

表3、表4数据显示，公有制企业一直承担着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份额，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税收贡献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但仍与其对全国gdp贡献能力极不相符。这虽然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落后有关，但现行税制不完善应是主要原因。从表3来看，目前税制并未很好地体现支付能力原则，造成公有制企业税负重、非公有制企业税负轻的二元经济状况，这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势必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地方税制不健全造成的“费挤税”现象严重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上讨价还价的局面，但仍然存在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的问题。地方税制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未作大的调整，基本上沿袭了过去的税收制度；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税收没有独立的税权，各种地方税税目、税基、税率的最后决定权仍属于中央；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十分不完善；再加上过去我国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采取的“放权让利”政策等诸多因素，造成今天费与税“二分天下”的格局，并且“费挤税”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对我国的财政分配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非税收入扩大对我国税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1）侵蚀税基，分散政府可支配财力，影响政府职能的履行，削弱政府宏观调控能力；（2）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税收收入相对少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支出需要，会加大费的征收，对该地区产生恶性影响。而造成收费恶性膨胀的原因，一是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收费已经成为当地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二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冲突，在中央与地方的数次利益博弈中，地方总是处于不利地位。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但实际上使得地方手中所拥有的财力再一次缩减，这无疑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二元经济”现象确实存在其制度原因。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一个设计科学、合理和有弹性的税收制度，对于消除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二元经济”现象，合理地处理各种矛盾，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现象论文:对我国经济“过热”现象的分析

前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高位运行，消费物价指数逐步回升，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热。究竟如何认识这一经济形势，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前一段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的暂时失衡，由于主要的瓶颈因素有望在近期内缓解，新的均衡逐渐在形成中并将在近几个月内完成，未来出现全面经济过热和典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从中长期来看，存在从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转变的可能性。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对过热与否的判断与应对，而是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处理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需要在短期可能的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意外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

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运输进一步紧张，消费物价水平较大幅度回升。进入2004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2004年第一季度gdp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速度为20.7%，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9.1%，狭义货币m1增长率为2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47.8%、53.2%和52.3%。生产资料销售在连续两年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上涨23.8%。300种监测的生产资料中，热销的增加到112个，而滞销的减少为1个。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升14.8%，其中，钢材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增长速度接近100%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增长107%，钢材价格上涨了42.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从短期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为了全面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和未来趋势，需要从长期趋势比较的角度来观察。目前来看，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主要指标基本处于1990年—2002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区间内。2004年第一季度，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贷款增长虽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虑近年来股市低迷、债券市场有限、直接融资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费物价指数cpi虽然同比上升比较快，但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温和，属中位的。gdp增长率虽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背景，增长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观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大致上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的gdp增长率区间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经济过热的驱动，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长区间运行。1995年—1997年实施经济软着陆以来，基本上在中位增长区间运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紧缩惯性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长区间运行。事实上，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低位增长运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国有及国有控持股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三个具有体制、技术和市场优势的有力支撑，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国是有条件、有基础出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态势的，或者说经济增长略高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平均水平是完全可能并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总体经济过热，而只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失衡现象。

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中，明显偏离平均水平的是投资增长。1990年—2002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0.18%，而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长了43%，为平均水平的2倍。这似乎成为一些专家认定我国经济已过热的主要依据。客观认识当前的投资增长状况，同样需要看到长期趋势。我国“六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9.4%，“七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6.5%，“八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36.9%，而“九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只有11.2%，仅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个“九五”时期投资偏低，所以国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也正是因为“九五”时期投资偏低，在同期比较的统计方法中，从技术上放大了目前投资增长的真实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投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增长速度虽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和机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已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持续下去并导致总量意义上的过热。因此，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有没有或会不会过热，而是看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可否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从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变化来看，一些领先性的指标，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经放缓，钢材价格已开始回落，建筑材料价格开始走低，板材价格趋于稳定，供给与需求已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基本趋于均衡。建设中的电厂将相继在6个月左右投入生产，电力紧张的格局有望得到明显缓解。由于电厂的投产必然带动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颈所在。不难看出，煤炭问题不在生产而在于运输。有专家估计，由于限载因素致使煤炭价格上升大约3—4倍。估计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况下，限载问题可能将有所松动，加之运输方面的合理调配，煤炭供应问题将有所缓解，不大可能出现新的紧张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紧得当，经济形成全面过热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经济运行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的双重影响，有专家预计，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将有可能超过年初预期的3%。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如何客观地认识年初3%的预期调控目标问题。事实上，3%的物价上涨幅度既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因此，并不是硬性约束。就货币政策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在物价方面的目标而言，多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cpi在1—3%之间，美国为2—4%。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存在一定的自然物价上涨率或自然通货膨胀率，正常的物价变化区间应该设定在2—4%甚至2—5%之间，也就是说，即使超过3%的物价上涨也是正常并可以承受的。现阶段在我国就业状况极不乐观、增加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比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显然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或许已到了从经济增长和低物价优先向经济增长和就业优先、物价基本稳定目标过渡的时候了。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存在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当前以及今后几年，宏观经济形势不仅受国内的投资、消费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启动等内部经济因素，以及进出口、外商投资及其他国际因素影响，而且一些目前还没有纳入我国政策视野和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不确定事件及其进展也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关于宏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抬头的预期，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趋势认识和展望基础上的适应性预期。从未来发展因素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影响角度来看，单有适应性预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形势不仅要受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而且要受“理性”预期的影响。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化可能取决于历史轨迹的推动和未来趋势的引导两个方面因素的对比。因此，至少在2004年—2008年的时间区间内，把一些目前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纳入分析，加强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及其影响的理性预期是十分必要的。考虑到未来3—5年存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与发展滑坡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不但不大可能出现经济全面和较长时间的过热，反而有可能导致从目前的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复归的压力和可能。在此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需要权衡和选择的，不仅包括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而且还需在短期可能的暂时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全面过热，而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前瞻性地考虑当前需要有什么样的增长格局。或许，在可以承受的情况下，目前出现的短期失衡甚至过热，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为将来的减速或滑坡提前进行储备和应对的客观需要。

经济现象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个体经营户的经营及衰落现象

摘要：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本文针对这种现象对县的个体户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县政府的权力经营让个体户不堪重负，他们的经营受到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县恶劣的市场环境也是使个体户利润空间缩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过分依赖财政收入的政府和不利的市场环境导致了个体户的衰落。

关键词：个体户；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证明，政府和市场是影响中国个体户兴盛与衰落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个体户发展变迁的分析和研究也必须沿着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两条主线进行下去，这样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核心。为了弥补社会学界对个体户经验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湘中县为例，通过个案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个体户近二十年的发展变迁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试图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角度出发来对县个体户的变迁进行研究分析，以了解影响个体户经营的深层次原因。

一、政府权力经营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和核心任务，各级政府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核心工作目标，其中，GDP的增加则成为考核地方政府部门、官员业绩的核心标准。这种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束缚了政府的手脚，暗中转移了政府的部分工作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职能范围的不恰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政府部门的尴尬处境与权力经营由于财政计划过高、“分税制”分红和税种、费用种类过多等财政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县政府不断地在公益部门和营利部门的尴尬处境中矛盾着，但为了部门利益又不得不想法设法地积极寻找“税源”以完成财政计划，政府的工作职能也因此而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迫于政绩考核的需要，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虚报的GDP值增长财政任务加重地方税收任务加重第二年虚报GDP值继续攀高财政任务更为繁重地方税收任务更为加剧第三年虚报GDP值再攀高……在县政府下达的必须完成年度财政计划的行政命令的压力下，各部门深知完成任务并非易事。但任务是“死”的，各职能部门既不能偷、也不能抢，就只能是各施其法、各显神通了。作为政府部门，也许缺钱、缺人，但唯一不缺的就是“权力”，有权好办事。只要能“经营”权力，就能利用权力生财，维持部门生存，保障部门利益。

比如，2003年《新交通法》的颁布本意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交通安全，严惩违法、违章行为，从而达到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目的。由于超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且超载行为屡禁不止，因此《新交通法》加大了对超载行为的惩罚力度，目的是希望以此来对超载行为有所约束。然而，在县，对超载的严惩却成了交警部门抓收入、抓效益的良方。他们运用对超载的处罚权来增加部门收入、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财政计划。这样一来，处罚超载以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被扭曲。被访谈的6名司机向笔者反映，他们因超载被罚款后从未被强制原地卸货，而是可以载着超载的货物继续行使。并且据他们讲，凭着罚款单通常可以“安全”超载1个月，在这1个月内只要出示本月已经被罚过的罚款单，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再罚。事实上，超载处罚单在县已成为车主花钱买的“包月免罪金牌”。只是能否真正包月还得看运气，如果哪天碰上“严打”或者“运动”等“倒霉事”了，就算带上“免罪金牌”也照样被罚。实际上，目前县对超载的处罚并未起到预想中的维护公共安全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交警部门创利、创收的手段。对超载的处罚除了让县个体车主损失钱财、给职能部门创收外，难以起到教育与监督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仅误导个体车主，而且使干群矛盾激化。

政府部门“经营”权力也使得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担加重。在访谈中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尤其在最近几年，税费每年的增长幅度较大，在年营业额中的比例持续攀升，让他们不堪重负，有些老板因此不得不退出汽车修理行业。并且，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有时候县政府在完不成年度财政任务的情况下，个体户还必须缴纳“预收税”（即今年缴纳明年上半年的税，先支付后开店）以填补政府的财政空缺。过重的税费与不合理的收费给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营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而且还阻碍了他们扩大再投资的行为。

2．政府官员的权力经营政府官员作为掌控权力的主体，完全有能力将权力资源变形为市场竞争者所亟需的社会网络资源，只要准确地掌握了权力信息，竞争者便拥有了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县的调查了解到，政府某些官员为了获得私利，也在运用权力资源进行官商勾结，从中获得私有财产。

一是中饱私囊。政府职能部门的不少基层执法人员存在着收费、罚款不开票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权力在基层执法人员手中的灵活度太大，如他们可以决定收费和罚款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只要不超出核定范围即可。由于我国核定的收费和罚款的范围跨度太大，有些项目甚至有几十元到几千元的跨度，这样一来，就给基层执法人员提供了权力经营的方便，收费与罚款的主观性与不规范性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积极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就是说基层执法人员到底收费、罚款与否，开票与否，收费、罚款的具体金额究竟是多少等问题很难查证，人为操作的可能性太大，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来约束与监督。这样一来，个体户的钱被收上去了，但钱是否能全部进入县财政却是无法保障的。

收费与罚款的金额进入了公共账目还是中饱私囊了，无从查证。这样的运行体制很难保证官员的公正不阿、秉公执法，反而会滋长腐败之风。

二是将权力变形为社会网络资源。

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县的个体汽车修理行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1992年，为了更好地规范个体汽车修理行市场，国家有关部门将修理行划分为一类维修企业、二类维修企业与三类维修企业，划分标准是根据修理行规模大小、技工人数的多少、检验人员的数量等指标进行归类。县也根据此标准将该县的个体维修企业进行了划分。由于该县的生产力欠发达，该县并没有一类维修企业，只有二、三类的个体维修企业，但并没有完全符合标准的二类维修企业。这样，在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一旦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某些特殊资源与特殊利益。为了能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县个体汽车修理行想方设法地“找关系”、“拉关系”，通过亲戚、朋友、老乡等关系去与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建立网络关系”和“维持网络关系”。许多政府部门官员则利用他们拥有的权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只要他们开开金口、打个招呼，就能给个体汽车修理行解决许多头疼的事情，而官员也会因此得到回报，如礼金、回扣、礼品、名牌烟酒等。就这样，县某些官员玩弄着权力经营的游戏，乐此不疲。

二、市场环境的影响县经济的整体衰退和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供大于求所引起的市场竞争加剧是县恶化市场环境的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们的存在导致了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的向下流动和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

1．市场环境恶化导致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向下流动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曾经是风光无限，但90年代以后生意愈作愈艰难，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恶劣的市场环境导致县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从业者向下流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业优势消失殆尽，经济地位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之间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C谈到：现在一个月能搞2、3个大修就很不错了，而且因为开的店多了，大修本来是要收700、800元的，但是大家都把价格压的很低，400元就给修。90年代中期以前，1年总是能存个1万块钱，现在根本存不到钱。同时，相比较而言，其他行业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在不断上升，甚至是那些在技术要求、劳动投入、资金投入等方面比修理行业要求低的行业，其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也逐渐与修理行业持平甚至更高一些。

第二，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社会地位下降，生活水平降低。调查发现，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不仅经济地位下降，社会地位也在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D谈到：以前还说修理工还有门技术，能赚钱，别人还瞧得起。现在修理工是最下贱、最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可能就比挖煤的好一些。并且，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外人”），都对汽车修理目前的职业地位的评价较低，而且双方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他们对汽车修理行业过去的社会地位评价较高。可以看出，汽车修理行业的社会地位是下降的。不仅如此，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评价也甚低。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有极大的不满与失落情绪，这种落差让他们难以接受。

第三，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逐渐弱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颇具行业优势，想学徒的人趋之若鹜，还得想方设法地托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才有机会进入。由于个体汽车修理行需要的徒弟数量较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也是比较强大的。然而，近年来，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现在徒弟难招，数量少，劳动力的缺乏成为他们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之一。这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体户的行业优势丧失，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第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是学徒人数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给社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多样的就职选择，许多青壮年劳力被输出到广东、北京等大城市打工，月净收入不比一般的县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低。可以看出，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的职业种类呈多样化趋势，人们的就业选择面也不断拓宽，汽车修理在县失去了以往的行业、利润与声望优势，成为了冷门职业，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不断弱化。

2．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个体车主也面临着类似的境况。上世纪80年代，正是县个体车主从零散的个体发展到社会群体的一个起点时期。那时候的个体车主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开车的”，但实则是“拥有社会稀缺资源的”、“富裕的”、“令人羡慕的”职业。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缺乏、物流不便捷、交通运输落后，拥有汽车的个体车主们甚至有与政府部门进行互换资源的可能性。然而，时过境迁，个体车主已失去了以往的行业优势，收入逐年下降，职业地位逐步向下流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往支持个体车主形成与发展的外在结构性因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像两块巨大的夹板将个体车主夹在夹缝之中。

第一，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个体车主左右为难。

2003年10月审议通过的《新交通法》，主要是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保护交通参与者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同时也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然而，县的个体车主却为《新交通法》的实施而伤透脑筋，尤其是新法规中对超载惩罚力度的加大，让县个体车主难以承受。但他们又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不得不违反法律、法规，冒着生命危险与被罚款的风险，开着超过荷载量100％、甚至1000％的货车早出晚归，企图逃离制度的网络。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县个体车主在夹缝中喘不过气来，遵守制度还是维持生存的两难选择让个体车主处于矛盾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矛盾之一：超载还是不超？按《新交通法》的规定，超载是违法的，然而，现实却是市场给出的运输价格仅够成本（油费、汽车维修费、养路费、税费等）开支，几乎无利可图。在笔者的调查中，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均反映：不超载就无法生存，就算超载了，一般的个体车主一月也只有净利1000元左右。这个净利是冒着生命危险所赚来的。任何一个车主都明白超载会引发安全事故，他们因超载而丧命的朋友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在第一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超载。

矛盾之二：买报废车、组装车还是二手车、新车？报废车、组装车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严重威胁车主的生命安全，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近年来政府着力打击报废车、组装车市场，而且对于非法贩卖报废车的违法个人和组织采取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轻者罚款、重则坐牢。然而，报废车却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刚性需求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不富裕的县个体车主来说，尽管开报废车、组装车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很合算。第一，报废车便宜，对于手头上只能拿出1、2万元的车主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第二，买报废车易于收回成本，因为开货车本来就得冒较大的风险，花4－8万元去买辆二手车是否能收回成本是很难预料的，尤其是在县经济萎靡与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第三，报废车万一被政府没收了，如果积极疏通关系，一般还是能把车要回来。因此，对报废车的刚性需求和部分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导致了根除“黑车”的可能性比较渺茫。在第二个矛盾中，个体车主选择了违规购买报废车与组装车。

矛盾之二：按规定对汽车进行安全检查还是浑水摸鱼？为了保障交通安全，《新交通法》规定汽车每个季度都必须在二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检修，检修合格后方能拿到由二类维修企业出具的二保单，4张二保单决定了汽车是否有参加年检的资格。然而，在县，由于交通部门对二保单的管理存有纰漏，这便为个体车主提供了浑水摸鱼的可乘之机。

实则，二保单作为汽车检修的合格证应该是由公共部门来统一颁发，而不能由营利性的维修企业来提供。就如同企业的营业执照、合格证书一样应该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审核后颁发，否则，就会像县的二保单一样成为市场流通的交换物，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价值，反而会搅乱公共秩序、阻碍职能部门的管理。正是由于二保单的市场可流通性，县个体车主抓住这个漏洞，尽量地节省成本，部分具有安全意识的个体车主会坚持每个季度在三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然后在二类维修企业购买二保单，还有部分个体车主干脆省去了检修的步骤，直接购买二保单以应付检查。在第三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浑水摸鱼。

第二，个体车主在市场与制度的矛盾中寻求平衡。在对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选择上，个体车主只能服从市场，求得生存，然而，制度规章的存在对他们的结构性约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在这一对矛盾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是他们极力追求的目标。

在具体做法上，县个体车主每天在政府部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段内工作，也就是早上6点之前，晚上8点以后。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白天货车一般都是在修理店修车、补胎或是停放在自家门前，个体车主则在玩牌、睡觉、喝酒。一到晚上，大家便乘着夜色开车出门装货，直到深夜，早上如果起得够早，在清晨4点钟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超载大货车在马路上疾驰。个体车主们就是这样在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矛盾中寻求平衡点的。他们既不可能完全不顾及规章制度的约束，白天也出门运输赚钱；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规章制度办事，那样他们就难以生存，他们试图逃离出制度的天罗地网，寻求制度网络所覆盖不到的时空地带与空白点，顽强“抵抗”日趋严峻的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

然而，作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地对县个体车主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他们每个月会偶尔在非正常上班时间段内（早6点前、晚8点后）在某条私人车经常路过的街道堵车。

由于时间是不确定的，不少个体车主也因此落入了法网。但李莉＞＞＞政府与市场：个体户兴衰的生存影响因素46是一旦有个体车主得知了内部消息，马上就会向其他个体车主奔走相告，让他们当天不要出去装货，有“险情”。尽管个体车主们迫于市场压力彼此间的竞争比较剧烈，然而，在对“外”方面他们却是异常团结的。他们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左打一枪、右放一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个体车主们面对市场竞争与政府制度的双重压力“在排斥中团结、在团结中排斥”。

三、结论与讨论

第一，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的合力对县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政府的权力经营导致他们的税费加重、罚款过多，加上不定期的“关系费用”支出使他们的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不堪重负；而市场环境的恶化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营，造成了利润空间的缩小。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合力下的个体户面临着成本不断上升、市场竞争不断升级的境况，利润在下滑，他们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困境。

第二，越是贫困的地区，个体户的发展就越艰难。一方面，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就越多地依赖于税收、费收，政府压给经营者的税费负担就越重，经营者无法承受压力自然落荒而逃，这反过来不利于该地区的脱贫。另一方面，越是贫苦地区，市场就越缺乏活力，如何调动市场活力在中国主要是依靠政府，当政府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如何加税的心思中，就鲜有精力去思考如何搞活经济、搞活市场了，贫困地区便更难摘掉贫困的帽子。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县工业一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开始告急，如何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政府日思夜想的问题，要收入就只能找个体户要，但个体户财力有限，那就只能多设置费用、多罚款来进行创收。然而，政府创收了，个体户就垮了，个体户作为私营企业的过渡阶段发展不起来，县私营企业队伍自然难以壮大，继而会反过来影响县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与县同属一个地级市的Y县，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以商业为主，Y县政府采取着截然不同的做法――积极减免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税费，鼓励经营、鼓励投资，Y县个体户发展蓬勃，形势一片大好。这便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贫困地区的政府该如何摆脱对税费的依赖，真正将搞活市场作为其工作的核心？政府应该如何真正给个体户创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让他们的创业活力来带动市场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三，个体户的衰退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还是人为地“监管过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个体户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阶段个体户“缩水”现象便是他们走向消亡的过渡阶段；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政府对个体户的“监管”不但没有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反而阻碍了个体户的发展，逆市场潮流而行。本文认为，县个体户的衰落是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过严”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明显，某些行业的个体户由于资本少、投资小、技术含量低，没有能力加入到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易遭市场淘汰，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不少行业的个体户被市场的洪流所湮没。但是，大部分集中在第三产业的个体户却依然为市场所需，其中有些甚至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更为紧俏。事实上，在中国尚未完全开发的西部地区，个体户有着广袤的发展空间，因此，个体户的“缩水”只能部分归因于市场，还有相当部分原因则应归咎到政府的“监管过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势必会影响个体户的发展壮大，因此政府对个体户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石川，2006）。

新的历史时刻给个体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制度和市场要求。弱小无助、主要由来自社会底层人群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良好市场环境才能生存的个体户能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政府应该对个体户放任自流还是重新扶持？个体户将来的路在何方？他们能否度过这艰难的时刻？这一切也许需要时间来回答，让我们拭目以待。

经济现象论文: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特点及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